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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全世界出了6个伟大的军事家，中国的刘伯承是其中最神奇的一个。
——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
杰米·卡洛斯
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的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两个人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
——朱德
泸顺起义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所创造的城市暴动方式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说，俄国1905年的2月革命是1917年10月革命的预演的话，那么泸顺起义也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
——萧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开国大典上，看着从天安门前走过的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思考起了创建高等军事学院的问题。得知中央要创建高等军事学院，正在西南作战的刘伯承主动请缨办学。
1950年8月，毛泽东给刘伯承写信，让他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军事学院。10月22日，就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4天，毛泽东又给刘伯承发了一个急电：“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
1951年1月15日，南京军事学院在紫金山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代表中央军委将“八一”军旗授予院长刘伯承和军事学院的全体同志。年近花甲的刘伯承以标准的军人姿态，正步走到军旗前，先跪下一条腿，双手捧着军旗的下角，以几十年戎马生涯中从未有过的柔情，长时间地吻着。
从1911年在家乡四川万县参加学生军，到拜倒在“八一”军旗下，刘伯承戎马生涯整整40年。在这出生入死的40年中，刘伯承最难以忘怀的，便是1926年。1926年5月13日，在重庆下半城二府衙街一座三开间、半新不旧的房子里，34岁的刘伯承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寻求真理的刘伯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人生道路也从此改变。
刘伯承后来在回忆1926年以前的生活时曾说：“我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挫折和痛苦，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1916年3月，在“讨袁战争”丰都攻城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颅顶擦过，另一颗子弹从他右太阳穴打入由右眼飞出，眼珠被打了出来。刘伯承当场昏死过去，后被几名士兵送到一位名叫郑慎之的药店老板家。郑老板怕刘伯承被人发现，就将他反锁屋中。敌人进城后放火烧城，刘伯承从火海中惊醒过来，忍着剧痛从窗口跳下，不料窗外仍是火海，幸好路过的几名士兵在乱尸中将他抢救出来，逃往城外。郑老板以为刘伯承已遇难，就在丰都城门口为刘伯承立碑，碑文写道：“护国英豪刘伯承之墓”。
给刘伯承做眼科手术的是一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医。由于小诊所条件简陋，设备不齐全，手术只能实施局部麻醉。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手术，进行得惊心动魄。刘伯承始终面不改色，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手术后，德国军医看到汗水已经湿透了他的衣衫，关心地说：“很疼吧？”刘伯承说：“这算不了什么，才割了74刀。”德国军医十分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刘伯承说：“阁下每割一刀，我暗记一数。”德国军医一改往日的傲慢，伸出大拇指佩服地说：“你是军神，军神！”从那时起，刘伯承失去了右眼，那年他刚刚24岁。这之后的道路，刘伯承只能用一只眼睛来探索了。
1923年8月，在“讨贼战争”的大足战斗中，刘伯承大腿中弹，动脉血管被打断。从战场上被抬下时，刘伯承已昏死过去。经极力抢救，他又一次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但随时都可能进行截肢。出院时，一位法国医生送给刘伯承一副拐杖，意思是说，你今后恐怕要拄着拐杖生活了。但他的腿竟奇迹般地好转了。法国医生感慨地说：“我素来以为华人脆弱，想不到中国还有像钢铁一样坚强的军人。”
十几年戎马生涯之后，刘伯承已成为“川中名将”。传说只要把绣有“刘”字的战旗插在阵前，己方的将士就会欢欣鼓舞，而敌方则会心惊胆颤。
1924年，刘伯承到成都治病养伤，此时比身体受伤更折磨他的是心灵的迷茫。十几年来，他追随孙中山，在为国为民的旗帜下战斗。但自己的流血，战友们的牺牲，只是加剧了各派政治势力的厮杀与混战，救国救民的理想仍一片渺茫。这时，刘伯承遇到了一位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人，这就是吴玉章。
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在四川各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刘伯承在成都养伤时，吴玉章每隔三五天来看他。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吴玉章还给刘伯承带来了一个朋友——杨公。杨公是四川潼南人，早年留学日本。他很留心物色优秀人才，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杨公在1924年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见。”杨公和吴玉章都很欣赏刘伯承，认为党内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便加紧了争取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开始，一向深思独行、不随波逐流的刘伯承按兵不动。一个叫陈紫舆的青年朋友问刘伯承：“当今共产主义乃人类最高尚思想，我是无疑地投入这一阵营，你既然对共产党这样好感，又为何迟迟不加入呢？”刘伯承坦率地回答：“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极力深研，将来终能定其方道。”
在今天看来，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算不上惊人之举，但对当时在旧军队任职，有权有利有名的高级军官来说，却是脱胎换骨的改变。革命老人何长工曾风趣地说：“刘帅参加共产党是不容易的事呀，他是口袋里揣着银圆上山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记述了朱德回顾自己和刘伯承的经历：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的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两个人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
1924年底，刘伯承同吴玉章一同取道贵州、湖南到上海。第二年年初，又赶赴北京。之后又返回上海。6月下旬，又一起来到广州。第二次到上海时，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应邀秘密会见了他。通过谈话，刘伯承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使他对自己今后要走的路有了新的选择。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刘伯承有过犹豫。但当他庄严地向共产党党旗宣誓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位战士对党的忠诚。从此，他的军事生涯也揭开了新篇章。
1926年，国民革命在广东创建了根据地，拥有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但就全国而言，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以北洋军阀为中心的统治之下。这时，出师讨伐北洋军阀，就成了国民革命的当务之急。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国民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进行北伐战争，使国民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1926年5月20日，就在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七天，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首先进入湖南，揭开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出师北伐。
当时四川军事形势非常复杂，兵员之众，番号之杂，列全国首位。刘伯承曾说：“就是伯承在当中混了10多年，有人只问我现在军队的番号如何，我也不能一口答出这简单的问题。”四川各派系军阀对北伐的态度也很复杂，他们的向背成为北伐战争能否沿长江流域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中央指示四川党组织对四川军阀采取前顶后拖的办法，也就是策动倾向革命的川军起义，顶着四川军阀出川。同时，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彼此牵制，互相拖住，从而配合和支援北伐。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重庆地委和负责军运工作的刘伯承，经过调查研究，于1926年8月，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
1926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致重庆信》，指出要“在旧军队中培养一种新的力量”，“希望川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展自己的武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策动军阀易帜、组织武装起义要以国共合作为号召，以取得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吴玉章领导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成立了全面负责支持北伐的“特务委员会”，由刘伯承全权负责。9月中旬，刘伯承在广东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并签订了著名的《六条协定》。主要内容是：川军将领为救国计，愿一致加入国民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国民政府对川军将领须应给以相当名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一律待遇；为完成国民革命大计，川军将领应实行出兵，以共同扫除反革命势力，同时国民政府予以充分援助与接济。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委员联席会议决定给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名义，全权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朱德、陈毅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也入川协助刘伯承起事。11月，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两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起义事宜，并根据杨闇公的建议，一致推举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
由于敌情变化，情况紧急，泸州起义和顺庆起义分别于12月1日和3日提前发动。9日，刘伯承到达顺庆，10日，刘伯承率起义军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指挥。起义震动了四川反动军阀，他们很快向顺庆扑来，由于敌众我寡，为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率部于16日撤离顺庆。1927年1月下旬，刘伯承到达泸州发动民众，整顿部队。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湘派兵围困泸州。3月31日，刘湘在重庆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制造“三·三一”惨案。4月21日，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名义，率先呈请讨伐与蒋介石进行勾结的四川军阀刘湘。5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讨伐檄文，并加了前言。5月12日，刘湘再次“讨伐”泸州革命军的《通电》声言：“湘于数月前奉蒋总司令电令讨伐”，对起义军极尽污蔑，宣称“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遥应武汉叛徒，共谋篡改。”“现已同二十二、二十四两军出师讨伐，并知会邻近驻队，一体兜剿。”围城敌军比起义军兵力大10倍。在敌人的军事进攻面前，“刘伯承气壮山河，只知革命不知其它”。刘湘开出5万元的赏格要捉拿刘伯承。起义军中一些投机分子也蠢蠢欲动。鉴于当时的形势，党中央多次指示刘伯承前往武汉，在泸州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见刘伯承处境危险，也一再劝刘伯承离开泸州。
16日，刘伯承带两名部下冲出包围圈，经大足、达县穿越秦岭，途中遇到土匪抢劫，猛虎挡道，一一化险为夷。到达西安时已身无分文，幸而有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的接济，才经郑州到达武汉。一路上历经千难万险，刘伯承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讨饭，也要找到党！
泸州顺庆起义，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坚持战斗167天，为北伐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时的舆论称泸顺起义“因此而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起义的失败是多方面的，泸顺起义后，为了取得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杨公急派人于1926年12月中旬前往武汉汇报，而时为中共中央代表兼管军事工作的张国焘，对此竟然怠答不理，漠然置之。1927年7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刘伯承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即泸顺起义军，发布“嘉奖令”，称：“该军效忠党国，转战川中，困守孤城，撑持累月，虽四月皆敌，而百折不回。”这份“嘉奖令”现存国家图书馆。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说：“四川的同志表现非常英勇，革命暴动的经验要推向全国去。”萧克将军讲：泸顺起义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所创造的城市暴动方式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说，俄国1905年的2月革命是1917年10月革命的预演的话，那么泸顺起义也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泸顺起义除了让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尝试了武装斗争及创建新型军队之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发现了刘伯承。
1926年10月，刘伯承专程到黄埔军校访问，第一次见到了当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周恩来发现，这位比自己大5岁的科班出身的军人，有一股非凡的品质。从他身上看不到旧军人的习俗，倒是能找到诚实、谦逊和质朴的品格。在这之后，周恩来一直比较关注刘伯承的动向。
1927年7月，迫于当时的危急局势，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以武装暴动反击蒋介石。武装起义的地点选在南昌，富有军事经验的周恩来临危受命。指挥这次起义，他需要一个得力助手。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他选中了刘伯承，命刘伯承为最高军事机构参谋团参谋长。起义和撤离南昌的具体计划，都是刘伯承负责拟定的。周恩来后来曾这样回忆：“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提出刘伯承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朱德总司令曾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说：在万里长征中，伯承同志指挥五军团，有时任先遣，有时作殿后，所负任务，无不完成，尤以乌江、金沙江、大渡河诸役为著，更表现了坚苦卓绝、坚决执行命令的精神和军事奇才。
抗日战争中，日军比较善战，加之对中国军队的战术研究比较透彻，许多中国将领感到对日作战很头疼。但在刘伯承指挥的队伍面前，日军却常常摸不着头脑，屡受重创。连蒋介石也不得不佩服地说，刘伯承智计过人，不愧是军事家。在解放战场上，毛泽东亲自命名的“刘邓大军”，驰骋千里，势如破竹。在中国军事史上书写了上党等十捷、挺进中原、跃进大别山、中原逐鹿、决战淮海、挥师过大江、解放大西南等辉煌战例。
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杰米·卡洛斯说：“20世纪全世界出了6个伟大的军事家，中国的刘伯承是其中最神奇的一个。邓小平则称刘伯承为“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就连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也曾哀叹地说：“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以与政府将领比较，诚不啻鹤立鸡群。如此，两党战阵上的胜负，不问可知。”
战争年代，刘伯承创伤遍体，头、眼、腿、脚等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残疾。解放后，他经常超负荷地工作，伤残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1972年，刘伯承仅有的左眼失明。
1973年，刘伯承丧失了思维能力。
1975年，刘伯承丧失了自理生活的能力。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之路。
中共中央在致刘伯承的悼词中，这样评价刘伯承：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始终不脱离群众，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自奉俭薄，克己奉公，严格管教子女，廉风、家风，堪称社会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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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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