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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东方时空》是一次奇遇，也是一种缘分。应该说，没有《东方时空》，也就没有我的今天。然而，能够有机会和《东方时空》结缘，一定程度上讲，恐怕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命运的安排。
一九八四年夏天，我即将从兰州大学外语系毕业。就像每一年的大学应届毕业生那样，我和我的同学们处在焦躁的情绪之中，因为那个年头，分配被认为是决定命运的一件大事。在我们之前，每年的分配都有一个原则，就是“哪里来哪里去”。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我毕业后自然也会被分配到兰州的某个单位工作。当然，这一点正是我母亲所希望的。母亲希望我这个小儿子能够留在她的身边。为此，她背着我偷偷地找到外语系的领导，说明了家里的困难，要求他们分配的时候能尽量把我安排在兰州。系领导后来果然找我谈话，说他们考虑让我留校，在兰州大学当教师。
正巧，那一年，国家教委在毕业分配上实行了一些改革举措，其中最重要的是毕业生按照大学四年平均成绩择优分配，成绩好的可以优先选择去向，不再严格执行“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我四年的平均成绩在我们毕业班名列前茅。于是，我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找到了系领导。我告诉他们，我不愿意在学校当老师，我希望能够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闯一闯。
其实我当时的真实想法要比这个复杂一些。我们家素有“书香门第”、“教师之家”的称呼。从我爷爷开始，我的伯父、我的父亲、我的三个叔叔和一个姑姑，甚至连我哥哥和姐姐都是老师。而正是由于这种知识分子的背景，我的家庭在历次运动中饱经风霜。大学四年，我学到了不少知识，同时，我也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我们家所经历的风雨坎坷多少和我们这种知识分子背景和知识分子心态有关。当时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心态往往会导致逆来顺受，不敢面对社会现实。说白了，就是容易受人欺负。我强烈地希望从我这里开始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我的这种论调终于说服了父母亲。他们同意我不留校，也同意了我离开兰州的想法。
靠着国家教委的改革措施和我的四年平均成绩，我得到了优先挑选单位的待遇。那一年，在北京的分配名额中，有农牧渔业部、全国总工会、中国银行、广电部、政法大学、民航总局、《中国日报》和新华社。
在众多的单位名称中，我的目光停在了“新华社”这三个字上。“就是它”，我对负责分配的老师说。
老实说，当时我对新华社是个什么样的单位并不了解，我也几乎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新闻理论。当记者是个什么滋味我只能靠电影里的描写和合理的想象。我作出如此的选择多少是靠了一点直觉。我直觉，当记者肯定会是一个比较刺激的职业。天南地北，独往独来，也一定很浪漫。我还直觉到，记者这种职业肯定充满了变数，总是那么新鲜，总是那么无拘无束，一定很自由。这些都比较符合我的性格。
上大学期间，我就曾因为如此的“独往独来”和“无拘无束”而屡次受到批评，我们班级的政治辅导员也因此给了我一个“雅号”——“自由战士”。
当我指着“新华社”对负责分配的老师说出“就是它”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并没有多么强烈地意识到，我是在选择着命运。我更没有意识到，其实这同时，命运也在为我作出了安排。十四年后的今天，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那时我已经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可能永远也没有尽头的漫漫征途——新闻事业。
应该说，在新华社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我的那些关于记者的“直觉”就像一个又一个的泡沫在迅速地消失。
在一个月的“入社教育”和近半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实习之后，我被安排到了新华社国际新闻编辑部中东非洲编辑室。经过了一段因为刚刚参加工作而感到的短暂的兴奋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我最不习惯的坐班。每天早晨八点上班，打水，拖地，擦桌子（我经常想尽一切办法逃避这些），然后就是处理稿件，然后就是看报，喝水，聊天，直到下午五点多下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所在的中东非洲编辑室负责处理在中东非洲地区几十个分社记者的稿件。我们的工作就是将分社记者通过电传发到北京总社的稿件编辑、润色、补充后再正式登发（叫做“发稿”），供全国各报纸、电视台、电台使用。
记得刚开始接触稿件的时候，我非常地认真，逐字逐句地看，逐字逐句地改。一篇稿件编辑完毕再看，整个一个“大花脸”。由于大量地改动，记者发来的原稿已经面目皆非了。于是，我只好重新再抄一遍。有一天，我发现我们编辑室的一位老编辑在处理稿件时做法很怪。只见他拿到稿件后并不着急在原稿上作大的改动，而是在个别地方作一点修改，然后再拿出一张空白的稿纸，分成几段在上面写了起来。写好以后，他拿出一把剪刀，把记者原稿剪成一条一条的，然后再把那张稿纸剪成一条一条的。这时，他用胶水把这些小纸条重新排列，再粘在一起。最后再填好编辑单，连同这贴剪而成的“稿件”交给了发稿人。
原来如此，我说办公室的胶水用得那么快呢！从那以后，我也学会了这种“剪贴式”编辑手法。
当时国际部有一个特殊的部门，叫做“选报组”。这个组有一个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的“报房”。那里有许多台电传机，分别接受外国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合众国际社）的新闻稿和新华社驻世界各地记者发回北京总社编辑部的稿件。这里是新华社的一个重要岗位。按照国际部的惯例，每来一批大学毕业生，都要安排他们到这个重要的岗位工作一段时间。我们也不例外。
选报组的工作劳动量很大。这不仅体现在每天要分拣的稿件数量上，而且，在这个组实行的是四班倒，分为早班、中班、小夜班和大夜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一般来说，除了大夜班以外，其他的班次都有两个人值班。大夜班则是一个人。六夜班从午夜十二点开始到凌晨六点。这个班次是最辛苦的，因为不像其它单位的大夜班，国际部的大夜班一分钟也不能睡觉，是名副其实的大夜班。那些噪音分贝极高的电传机都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四大通讯社和分社记者什么时候发稿，我们这边的电传机就会僻哩啪啦大叫起来。每一条新闻稿件都可能有很强的时效性，必须马上送到编辑手里处理。有的时候一个人面对着七八台电传机手忙脚乱。七天一轮的大夜班下来，身体非常难受。久而久之，生物钟也发生了变化。晚上睡不着，白天却总是迷迷糊糊的。到今天，常有朋友同事问我，“你怎么那么能熬夜？”我就回答说，这是在新华社练出来的。
选报组不仅锻炼了我的熬夜本领，而且，我就是在那里，在那些不眠的大夜班里，真正接触了新闻，知道了新闻是怎么回事，五个W是什么，也体会到了好消息应该怎么写。也是从那里开始，我对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电传机上撕下来的一条条新闻稿件成了我入门新闻的最好教材，特别是四大通讯社的稿件。他们的稿件读起来很有意思，所有你想要知道的都会告诉你。有的消息的切入点也很妙。有一天我值大夜班的时候，突然看见一条消息。消息的前面写着：BULLETIN，BULLETIN，BULLETIN（快讯）。这条消息的导语只有一句话：“葛罗米科死了。”（葛罗米科是前苏联当时的领导人）
一年后，我从选报组回到了中东非洲编辑室。这时的我已经对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借了许多关于新闻理论和实践的书籍，如饥似渴地开始学习。我躺在七个人一间的新华社集体宿舍的床上通读了美国新闻大师李普曼的著作和传记。我参加了新华社与英国汤姆森基金会在北京合办的国际新闻培训班。与此同时，我在编辑室里业务水平也在迅速地提高。这时候，就像一个士兵一样，我开始渴望能够上“前线”，到第一线去当一名记者。
新华社国际部实行的是采编合一的制度。国际部的业务人员只有出国去分社或者驻外记者站才能当记者。在国内，我们都是编辑。从一九八四年进入新华社，快五年过去了，眼看着我身边的同事一个又一个兴高采烈地奔赴了“前线”，这其中也包括和我一起到国际部的大学生，而我自己却迟迟没有动静。
就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一个机会来了。一九八八年，新华社在派驻驻外记者的传统做法上作了一些改进。以往派外，就是人事部门和本部门根据某一个干部的一贯表现和业务能力（当然，这些多半是印象上的）来定，报到社领导那里一批了事。从一九八八年开始，新华社决定，以后干部派外要以考试的形式考核其业务水平，考核结果作为有关部门考虑派外的因素之一（占各因素的百分之四十）。于是，我报了名，参加了考试。
如我所愿，一九八九年年初，我被派到了新华社设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中东总分社。中东的岁月，使我有机会切身去体验当记者的滋味，去学习，去总结，去感受新闻。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也是我记者生涯的一个真正的开端。
从中东回来后，我回到了中东非洲编辑室，继续当编辑。那几年，正值“下海”风盛行。我身边的不少同事、同学也都纷纷下海做起了生意。这对我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冲击。看着那些下海的同事们没过多久意气风发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向我现身说法，劝我也早日离开新华社，再看看新华社那种一成不变的工作，一月几百元微薄的薪水，渐渐地我开始动摇了。
一九九三年年初的一天，一个朋友找到了我，他向我推荐了德国西门子公司和北京一家无线电厂合办的合资公司。
“这家公司现在需要一名公关经理，你太适合了，又懂外语，又干过新闻。”那位朋友向我积极推荐道。
“可是我不懂无线电啊。”我心中无数。
“嗨，你不用担心，你的任务是公关，”他说道，“一个月好几千，总比你在新华社这么苦哈哈的好吧？！”
我决定到这家公司去看一看。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一位主管业务的高级经理，一位个子很高，一头金发的德国男人。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我来公司的具体问题，比如，房子、工资、其它待遇、工作环境、深造机会等等。很快，我们达成了一致。我决定从新华社辞职，到这家公司“下海”。
德国经理是个急性子。他马上让我接管公司的公关部，就任经理。并且，已经让人替我印好了名片，安排了办公桌。而那时，我还没来得及向新华社提出我的辞呈。看着名片上“水均益，公关部经理”的字样，我突然觉得一阵好笑。想想新华社的那些个大夜班，那一条条贴剪而成的稿件，想想中东的岁月，想想在埃及的沙漠里飞车连夜采访恐怖事件的景象，再想想汤姆森，想想李普曼，想着想着，我不敢往下想了。“下海”，“公关经理”，这些东西似乎并不属于我。属于我的应该是那激动人心的新闻事业，苦也是它，乐也是它。
我没有离开新华社，我也没有去那家合资公司。有一天，我把已经写好的辞职报告偷偷地撕了。这几年，每当有人夸奖我、表扬我，说我是最什么什么的记者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份辞职报告。我庆幸我没有下海，我也庆幸命运让我继续留在了新闻战线。
就在我把那份辞职报告撕了的几个月后，命运又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安排：我加入了《东方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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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邵金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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