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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兰州。兰州是我的老家。我、我的父亲、我的爷爷、我爷爷的父亲，我们家几代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兰州人。
听我父亲讲，姓水的人本来不是这里的“土著”。二三十年代，我爷爷曾经做过一次认真的调查，发现水家原本出自江南水乡浙江。我爷爷在浙江宁波附近的一个小镇找到了我们的家谱。
据家谱记载，早在大概几百前，我们祖先中的一家不知何故举家西迁，一路来到了现在的甘肃。我猜想，有可能是当时做官捅了漏子，犯了什么错误，被发配西域。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
到了甘肃后，我们家先是在甘肃南部的回族聚居区河州（现宁夏回族自治州境内），一带定居下来，据父亲讲，我们家和当地的回民们关系处得很不错。我们的祖辈肯定也为当地回民做过一些好事，因为至今在当地一个名叫三甲集的地方还有一个祠堂，名叫“水家祠堂”。
后来，当地的回民们要起事。因为和我们家这种融洽的关系，他们事先派人向我们通报了消息。于是，全家又一次迁移，辗转来到了兰州。
水家最初在兰州属于小户人家。我的曾祖父是个做毡帽的小手工艺者。但是，老人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不惜一切代价送我爷爷兄弟三人上了私塾。到了我爷爷这一辈，我们家开始渐渐兴旺起来。我爷爷考上了秀才，然后又上了大学（当时的北京法政学堂）。据我父亲讲，爷爷还参加的“辛亥革命”。回到兰州后，又被任命为当时兰州最好的学校——兰州一中的校长。后来，又进入政府任职。民国时期，爷爷是甘肃省教育厅厅长。我爷爷的两个兄弟也都事业有成，其中一个做起了贸易，并兴办了当时兰州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到了四十年代，我们家达到了鼎盛时期，家大业大，名声显赫，爷爷在兰州市南郊买下了几十亩地，盖了一个大花园。当时的兰州人，将它称为“水家花园”。
解放初期，我们家还算稳定，爷爷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协常务委员，民革副主任委员。家里鱼安水定，一片祥和。
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年轻时专修政法的爷爷因为一句建议加强法制的话，很快被打成了“左派”。再往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们家几乎无一幸免。父亲被打成“左派”，紧跟着是我的几个叔叔和姑姑。“五七”干校、下放、“牛棚”、批斗、抄家、上山下乡，那些年，我们家就是在这一个又一个的“新名词”和它们所发动的运动中度过的。家里的人越来越少，“水家花园”也一年年凋败了下来。
这一切灾难的顶点是1976年初，在甘肃某县“接受批斗”的我小姑失踪了。
两三个月后，我有人在那里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尽管赶到现场的我的几个叔叔确信他们当时看到尸体上有明显的伤痕，但是，公安局后来还是以“死因不明”结了案。记得小姑尸体运回兰州的当天，我看到奶奶坐在我们家房子中间的煤炉旁，长时间一言不发，手中拿着一块抹布，不停地擦着炉盘。不知道过了多久，奶奶突然抬起头，看着天花板，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可怎么过啊？”
到今天，我还时常能想起奶奶当时那副目光发直的可怕的样子。
对我们家来说，这一切都像是一场难以抹去的恶梦。
终于，这场恶梦在一九七六年十月的一天结束了。
这天清晨，我的二哥突然从他的房间里，大叫着冲进了我和父母亲的房间。
“达（西北人称呼父亲的方言），达，四人帮打倒了，广播里说的！”他敞着嗓门高声喊着。
在那些年运动中的特殊处境，使家里人普遍对政治极为关注，每天早晨都要听中央人们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听到二哥的话，父亲坐在床上，点点头。这时，透过母亲的肩膀，我看到了泪水顺着父亲的脸颊流了下来。也许是受了父亲的感染，二哥控制不住，放开嗓子，嚎啕大哭了起来。
那一年，我十三岁。
我对兰州的记忆和我的父辈、祖辈的这些遭遇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兰州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里有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每一个记忆。
小的时候，我时常坐在家门口小街边上的一个小石狮上玩耍。寂静的小街常常空无一人。下午，毒毒的阳光照在街道上，一片蛋白色。那时，兰州的天空是明亮的，也是湛蓝湛蓝的。后来，我上学了，一直上到了高中。再后来，我考上了兰州大学。一九八四年，我毕业了，分配到了北京。记得当时离开兰州上北京的时候，我还对依依不舍的母亲说，说不定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到兰州的。
一直到一九九五年春节我准备回家探亲之前的这十年里，我和兰州的关系就只能维系在每年回家探亲的车票上和平日里偶尔涌上心头的思乡之情中了。至于兰州的天空，还是儿时记忆里的那一片湛蓝。
听说我要回家探亲，《焦点时刻》制片人张海潮建议我公私兼顾，在兰州确定一个报道题目，请当地的电视台的摄像师帮助拍摄，带回北京制作播出。一别十余年，我对兰州的情况可以说知之甚少。于是，我打电话回家，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父亲，请他帮我推荐一个适合我们节目报道的话题。并嘱咐他老人家，话题要有时效性，也就是说，是当下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
（一九九八年与父亲水天明在北京密云水库旁图片）
父亲以大学教授特有的严谨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他在兰州大学的学生们和我在甘肃电视台当导演的叔叔的意见。两天之后父亲打电话向我郑重推荐了两个选题。一是甘肃省一些地方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二是兰州市这些年大气污染严重。
自从我干了电视以后，远在兰州的父母亲更加离不开电视了。他们成了《东方时空》和后来的《焦点访谈》的忠实观众，几乎每期节目必看。母亲看电视的目的更单纯一些，就是看我。看我这几天是不是瘦了，是不是病了，是不是又熬夜了。
有一次，在我正巧感冒的时候，为《焦点时刻》的一期节目配了一段画外音。没想到节目播出后，母亲从兰州打电话来。“你是不是感冒了？”母亲第一句话就问我。
父亲看电视就没有如此细腻。他总是以一种批判地眼光看待我的报道。每隔一段时间，父亲会就我的表现帮我总结一次。这样，他对《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节目风格了如指掌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和很多观众一样，父亲对我们的节目能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和问题的曝光大加赞赏。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父亲向我推荐的两个选题按我们的话说，都是“曝光”型的。我征求了“盖导”和制片人张海潮的意见，最后选择了大气污染的选题。
这是我从兰州走出来后，这么多年的记者生涯中第一次报道有关兰州的事情，而且，这第一次竟然是去揭兰州的“短”。这次报道甚至使我在家乡一度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
为了充分了解兰州大气污染的实际情况和全国范围内城市大气污染的总体情况，我事先和国家环保局以及甘肃省环保局、兰州市环保局的负责同志取得了联系，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回到兰州后，我又找到了甘肃电视台新闻部，请他们帮助我拍摄这一期节目。甘肃电视台欣然同意，并答应派一名专跑环保口的摄像记者协助我的采访。
春节一过，我们开始动手了。靠着甘肃省环保局和兰州市环保局的大力配合和支持，我们对几乎所有和兰州大气污染有关的情况和部门作了大量的采访和拍摄。我采访了甘肃省环保局局长、兰州市副市长，我们去了一家医院，采访了医生和一些患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我们采访许多市民，另外我还请中国科学院兰州大气物理所的专家介绍并分析了情况。
兰州是一个地形狭长、东西走向的高原城市，四周是高山，黄河从城市的中间流过。兰州的市区形状有点像个葫芦，大的那头位于东面，是市中心，小的那头在西面，是解放后中央号召支援大西北后逐渐建立起的一片工业区，叫西固区。西固区里有几家大中型企业，都是几万人的大厂。比如兰州化学工业总公司、兰州炼油厂、西固热电厂，等等。
兰州虽然地处“飞砂走石”的西北高原，但地区局部气候独特，常年干燥少雨，加上四周绵延的高山，空气基本无法流通。近一二十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兰州的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冬季，每年一过十月，兰州市基本上没有一丝风。家家户户煤烟炉冒出的烟、单位锅炉房的黑烟、汽车的尾气统统盘旋在市中心的上空，无法排除。与此同时，西固区里的“兰化”、“兰炼”以及热电厂高耸如云的大烟囱每时每刻喷出的滚滚浓烟又顺着黄河气流的带动流向市中心。所有这些烟尘汇聚在兰州的上空，无路可走，久而久之，就在城市上空形成了一层七八百米乃至一千多米厚的逆温层。
刺眼呛鼻的烟尘遮天蔽日般的笼罩在人们的头上。兰州人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大锅盖”。由于这个“大锅盖”，兰州市居然是一个从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随着采访的进一步深入，大气污染对兰州市民健康危害的有关数字触目惊心。由于大气污染兰州人得呼吸道疾病的机率比一般地方要高出百分三十到四十，肺癌患者比一般地方要高出两倍！
为了真实反映兰州大气污染的状况，我们到西固区的几个大工厂进行了采访拍摄。这些工厂都是比较严重的污染单位，每一家都有几十个大烟囱，每天排放着大量的有害烟尘。因为不知道这些单位会不会因为担心我们曝光而遮遮盖盖，甚至拒绝采访，在联系时我强调拍摄的目的是要反映治理污染所取得的成绩。这种“声东击西”的招数只是《焦点访谈》记者经常使用的众多招数的一个小招。
（图片）
为了能真实记录下这些工厂排污的实际情况，我提出采访有关人员的场景要在工厂的作业区。对方果然中计，采访中只顾大谈各种各样的工作和业绩，而忽视了对我们摄像机的警惕。每到这时，我们的摄像师就会相机调转镜头对准那些我们早已事先看好的目标。有一次，在采访化工厂的一位老总时，我手举着话筒，余光看见远处的一个大烟囱突然开始喷出黑黑的浓烟。此时，那位老总正面对着摄像机，如果摄像掉转镜头去拍烟囱，肯定会引起老总的注意。我灵机一动，向那位老总提议，为了更好的谈话效果，我们来一个“运动中”的访问，我们俩一起向背着烟囱的方向边走边说，摄像跟在一旁拍摄，对电视一无所知的这位老总连声说“好”。我赶紧假装向摄像交代怎么拍摄，暗中悄悄告诉他：“等一会，我和他（老总）边走边谈的时候，你别拍他，拍你左面的那个大烟囱。”摄像心领神会。
回到北京，我自己亲自动手编辑了这个节目，并给他起名为《兰州，盼望蓝天》。
在结束语里，我说道：“虽然这些年来，兰州市为了治理大气污染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和人为的原因，成效却很不明显，对此我们兰州人非常的焦虑。我这么说不仅因为我本身就是兰州人，而且，我的父母现在就生活在兰州。希望不久的将来，我再次回到兰州的时候，不用站在皋兰山上，而是站在下面的市中心广场上就可以再次看到蓝天。”
节目在《焦点访谈》播出后，父亲打来电话说“很好”。紧接着，国家环保局和甘肃省环保局的同志也通过电话表示感谢我们《焦点访谈》对环保工作的支持。接下来，就是我兰州的一些亲戚朋友同学。
从我后来收到的来信看，《兰州，盼望蓝天》在全国观众中反映强烈。很多人是第一次了解到兰州如此严重的大气污染情况，感到非常吃惊。有一位江西的观众还主动表示可以向兰州市无偿转让他发明的一种治理污染技术的专利权。通过卫星收看了我们节目的一位旅日华侨还发来传真，愿意为兰州市牵线搭桥，联系日本一些基金会提供无偿捐助，合作治理污染。
然而，我没有料到，此时在兰州市，《兰州，盼望蓝天》却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大多数市民认为《焦点访谈》这个光曝得好，有助于有关部门下决心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省市一些领导同志却认为《兰州，盼望蓝天》给兰州市抹了黑，它将影响兰州市正在争取外部投资的努力。我后来还听说，有人认为，水均益作为一个兰州人曝自己家乡的光，太不应该了。
我无言以对。自从十几年前离开兰州干了新闻以后，可以说，我为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做过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这期《兰州，盼望蓝天》。也许，我的这个行为的确影响了兰州在外人眼中的形象，但是即便将新闻的客观性那样的东西放在一边先不谈，我也会去揭这个短。因为，当时我想得最多的是兰州市几百万人的健康，他们当中还有我的父母、亲戚、朋友、同学，他们都是我所热爱的。在这一点上，如果给我一百次机会让我选择维护面子和曝光，我想，每一次我都会选择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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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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