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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句中国民间的俗语用在今天的俄罗斯头上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想想也是。想当年，俄罗斯的前身——苏联，是多么地威武雄壮，不可一世。那时候，有人说，苏联要是跺一下脚，全世界也要跟着抖三抖。
九十年代初，在率领着共产主义阵营与凶猛的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后，苏联最终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四分五裂。虽然苏联现在已不复存在，但是苏联的大部分家当被一个在托尔斯泰小说中才能找到的名字——俄罗斯继承了下来。有人会争辩：俄罗斯已经不是当年的苏联了；俄罗斯的国旗上已经没有镰刀斧头；俄罗斯已经不是一个超级大国；俄罗斯已经今非昔比了，等等，等等。不错。俄罗斯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我还要说：俄罗斯和前苏联一脉相承，俄罗斯是一个瘦死了也比马大的骆驼。不信，就请看看俄罗斯的总统叶利钦。
叶利钦出生在南乌拉尔地区一个农民的家庭。他身材高大，很魁梧。前不久在电视上看见叶利钦在一个度假地召见了他不顾议会反对亲手提拔上来的年仅三十五岁的基里延科总理的镜头，感觉很好玩。电视上，叶利钦就像一位祖父在听自己的小孙子汇报功课成绩。
叶利钦不仅身材高大，“谱”也很大。一九九七年叶利钦访华，仅供总统调遣的专机就是七架；比美国总统一九九八年访华的三架专机多一倍以上。据说，那次叶利钦来的时候，仅仅保健大夫就带了十几位。
有一年（大约是一九九七年初），叶利钦赴赫尔辛基对芬兰进行工作访问并参加欧盟的一个首脑会议。不料飞机飞到一半，突然掉转机头回莫斯科了。事后有报道说，叶利钦那天在飞机上喝多了。于是，一声令下：回家；其实，当时叶利钦是不满意北约不顾俄罗斯反对坚持要东扩的战略，一怒之下，给了美国人和北约一点颜色看。
不过，叶利钦爱喝酒，而且容易喝酒误事也是有据可查的。
一九九六年四月，叶利钦代表俄罗斯参加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中、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关于在边境地区增强相互信任的首脑会议。按日程，晚宴之后，四国元首将应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到上海外滩散布观景。可是，当准备记录五国元首相聚外滩这一场面的众多摄像记者在黄浦江边等了几个小时之后，从元首车队中下来的却只有四国领袖，怎么也找不到叶利钦的影子。原来，这次叶利钦确实是喝多了。
叶利钦最大的“功绩”是使俄罗斯改变了颜色。一九九○年七月十二日，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八大全体会议上，当时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声称，“考虑到社会向多党制过渡”，他“不能只执行苏共的决议”。于是，叶利钦当众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叶利钦正式就任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民选总统。八月十九日，莫斯科发生部分苏共领导人和军队首领发动的武装起义。在保卫被称为“白宫”的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决定性时刻，叶利钦出现在现场。通过全世界电视直播，叶利钦以颇具煽动性的语言向人们表达了他要抛弃共产主义的决心，自然他的这番讲话赢得了正处在迷惑之中的俄罗斯人民的心，也换来了西方世界的青睐。“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以俄罗斯盟邦总统名义发布总统令，宣布中止共产党的活动。十二月，叶利钦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一起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并同时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
叶利钦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了包括基辛格在内的西方政治家早先的一个预言：埋葬共产主义的将会是共产党人自己。对此，叶利钦显得不屑一顾。“我是俄罗斯的儿子。”他说。此时，他也许并没有想到，在许多外国人眼里，“俄罗斯”还容易使人想起一个代名词——“大国沙文主义”。因为，毕竟“沙文”这个词就源于早先的俄国。
我一共采访过三次叶利钦，不过每一次都不超过五分钟，而且几乎每一次都是那样地惊心动魄。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九日，叶利钦对中国开始进行他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以来的第三次访问。在此之前，采访叶利钦一直是我和我的同事们的一个心愿。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些年来，俄罗斯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叶利钦也太受人关注。戈尔巴乔夫已是昨日黄花，除了在家闲赋，就是给哪个欧洲公司做个商业广告。叶利钦则如日中天。他经常一道指令解散会议，或者一场大病，让世人跟着提心吊胆，再不就是一句话让全世界吓个半死（一九九八年初伊拉克危机时，叶利钦称美国如果对伊拉克动武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吓得美国总统赶紧给他打热线电话）。
叶利钦太“牛”了。一九九六年，我们曾经通过外交部联系在北京采访来访的叶利钦。结果，直到叶利钦在上海喝得酩酊大醉之后，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这一次，我们得到了外交部的全力支持。十一月九日，我们按照外交部的安排提前来到首都机场南停机坪，等待叶利钦的专机到达。在百余名中外记者同行的注视下，我雄赳赳地迈入机场的停机坪。
按照事先的安排，叶利钦的专机抵达后，他将在机场接受俄方和中方各一名记者的采访。中方采访他的记者就是我。在瑟瑟的寒风里，我们迎来了叶利钦的专机，为了确保这次我能够采访到叶利钦，外交部和负责叶利钦保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的同志事先专门把我介绍给了俄方的新闻官和警卫人员，并破例将我安排在了一个叶利钦必经的特殊地段。
就在专机到达的前几分钟，中央警卫局的一位老相识自信地对我说：“放心吧，哥儿们，我们等会儿说什么也把你塞到他（叶利钦）面前。”
专机缓缓地滑了过来。在照相机闪光灯连续不断的闪亮中，叶利钦出现在了机舱门口。他身着一件深色大衣，一只手挽着自己大学的同学、夫人奈娜，另一只手扶着舷梯一步一步地走下了舷梯。在与中方接待官员一番热烈地握手、寒喧之后，叶利钦在身边一位助手的指引下，走向了记者区。
就在这时，站在记者区第一排“特殊地段”的我突然被身后一阵强大的人浪向前猛地推出了几米。刹时间，记者的叫喊声、维持秩序的呵斥声，中文、俄文混杂在一起，现场乱作一团。为叶利钦开道的俄方警卫见势不好，格外紧张，将总统团团围住。他们见人就推，尤其是对中国人。
就在叶利钦快要走到我们跟前的时候，走在叶利钦前面的一位俄罗斯警卫人员一把抓起一位正在维持秩序的中方警卫人员，不由分说往使劲地一搡，那架式就像老鹰抓小鸡。这位同志一个趔趄，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立定站稳之后，那位膀大腰圆的同志被这一突如其来的遭遇气坏了。他一步冲到那位俄罗斯警卫面前，指指自己胸前佩戴着的警卫标志，仰着头对那位身材比他还要高大的俄罗斯警卫破口大骂：“你他妈瞎眼了！”
可那位俄罗斯警卫根本就听不懂中文。他看也不看地继续扫除面前的“障碍”，嘴里还不停地用俄文嘟囔着。
叶利钦继续向记者们走来。这时，记者群中有人用俄文冲着叶利钦大叫，叶利钦看样子听到了，走到那个记者的面前，用俄文开始与他交谈。
其中有一个词我我听懂了，是“DARVALISH（同志）”。尽管我的父亲是兰州大学的俄语教授，但我从未学习过俄文。不过，长期的耳濡目染，我也认识几个俄文单词。比如“同志”、“俄语”以及“CCCP（苏联）”等等。
显然，叶利钦认识那位记者。叶利钦开始回答那个记者的问题。这时候，我的身边已经挤满了人，有中外记者、中国外交部的官员、俄罗斯官员，当然大量地还是嘴里嘟囔着俄文的俄罗斯警卫。我的头顶上到处是摄像机，身边则全是高出我一头的俄国人。
我的左面是一位俄罗斯警卫，他用一只胳膊拦在我的胸前，不让我向前迈出一厘米。另一位俄罗斯警卫则站在我和摄像记者之间，用双手推着摄像向后走。
等到叶利钦说完的时候，我赶紧用中文大喊：“总统先生，请回答中国记者一个问题……”
叶利钦身边的那位瘦高个儿译员把我的话翻了过去。然而，还没等翻译说完，叶利钦一转身，走了。
我转过头看看身边外交部新闻司那位负责为我们联系采访的同志。她也正看着我，然后看着远去的叶利钦，像是自言自语：“怎么回事，说好的一家一个啊？”
叶利钦的车队消失在夜幕中，在人群等候的编辑李群英兴冲冲地跑过来问我：“辛苦了，采访得怎么样？”
“根本没怎么样！”我一脸气急败坏，“不过我一根毫毛也没少！”
自从俄罗斯盟邦成立之后，叶利钦在重点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同俄罗斯东部的邻居中国、日本等国的关系。他同日本的桥本龙太郎时常搞一些不系领带的非正式会晤。然而，几年来，不论是在西伯利亚湖边的垂钓，还是在日本海上的泛舟，叶利钦总是避开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不谈。
（一九九七年，中俄边界中方一侧满洲里图片）
相比之下，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要更具有实质性意义一些。截止到一九九七年这次访问，叶利钦已经同江泽民主席有过五次正式会面。两国在一九九四年还宣布要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一九九七年上半年，中国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四国（其他三国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联合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与这四个国家长达七千公里边界线的两侧
纵深各一百公里范围内，平均每三四百平方公里还不到一个军事人员。与六七十年代中苏边境双方
陈兵百万的对峙局面相比，这是一大进步。
一九九七年四月，就在这个协定签署之前，我和两个同事到了中俄边境满洲里口岸。在绵延望不到头的铁丝网旁，接待我们的一位边防部队的团长对我说：“每天都有几车俄国人到咱这
便来。一过来就直奔市场，大包大包地往会买咱的便宜货。走的时候还直挑大拇指。‘我毛子’现在对咱可友好了。”
的确，这些年来，叶利钦对中国很友好。他不再把中国当做敌人来看待，他也没有像当年的赫鲁晓夫或者勃列日涅夫那样把中国称为“黄祸”。因为，叶利钦知道，现在的俄罗斯需要中国的友好。他也知道，“休克疗法”、激进的经济改革、急速的私有化已经压得俄罗斯这只大骆驼直不起腰来。这时候，他需要全世界的人给俄罗斯输血，不仅需要美元、马克、英镑、法郎，也需要人民币。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的那次访问期间，叶利钦带来了一个八十人的庞大的商业、企业代表团。在机场那次与叶利钦擦肩而过的第二天，十日，叶利钦与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这一次，我终于利用《焦点访谈》记者的有利身份获得了一个没有俄罗斯警卫人员拉扯的“安全”的提问机会。
我的问题是：这次与江主席会谈的主要成果是什么，叶利钦说话铿锵有力，每一个词都要加上重音。然而，通过翻译，我发现他答非所问。他先谈了一通中俄关系的模式。紧接着，话锋一转，他谈到了中俄经贸关系。
他说：“我认为，目前俄罗斯与中国经贸关系的水平既不符合两国的潜力，也不符合两国政治关系的性质。因此，我认为要大力加强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为了弥补机场那次不成功的采访，外交部的同志经过和俄方人员再次商量，在十日下午又为我们安排了一次采访叶利钦的机会。采访的地点是在俄罗斯驻华使馆内。那天下午，叶利钦要在使馆内向几位为中俄友谊作出过贡献的中国人颁奖、授勋。他们中间包括著名指挥家李德伦、著名音乐家吴祖强。外交部新闻司的同志们向我们保证，这次叶利钦一定接受采访。她说她已经为那次在机场的事情和俄罗斯方面进行过交涉，对方答应在颁奖仪式后，叶利钦将接受我们五到十分钟的采访。
下午四点，我们记者组五个人“全副武装”赶到了俄罗斯驻华使馆。比原定时间晚了大约有四十分钟后，叶利钦终于来了。他和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等俄方人员一一握手，然后向几位受奖人发奖。就在仪式进行的同时，我们的编辑找到了叶利钦的新闻官，确认采访的安排。
没想到，新闻官一见他们，马上对他们说：“总统今天太累了，不能接受你们的采访了。”
望着那位高大而又神气的新闻官，连外交部新闻司的同志都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然而，任凭他们如何理论，叶利钦的新闻官却无动于衷，最后干脆一转身走了。几分钟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几位成了俄罗斯警卫重点看守的对象。我们走到哪里，俄罗斯警卫就跟到哪里。临近仪式结束的时候，一位警卫一手挽着李群英，一手抓住我们的一位摄像师，就像警察叔叔领着小学生过马路一样，非常客气地将他们“请”了出去。我们的另一位摄像也被俄方人员盯得死死的。只有一身西服革履的我无人看守。
这时，叶利钦正在会议室中间的一张桌子上签名留念。周围围着许多人，其中也包括不少受到优待的俄罗斯记者。我将采访用的无线话筒用一只手倒提着，看看没人注意，便装作若无其事地背着手一步一步地迂回到了叶利钦的身旁。我回身看看，见我们的摄像还在被一名警卫人员堵在墙根里无法动弹，我远远地向他使了个眼色，意思说我很快就要行动了，让他注意拍摄。
叶利钦签完字，占起身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突然以闪电般的速度一步跨到他的面前。举起话筒便开口提问：“总统先生，您对这次访华感到满意吗？”
说完这话，我便迅速地将话筒伸到了叶利钦旁边的翻译面前。我知道，有的时候遇到现场采访某些非英语国家的外国领导人的时候，翻译是很关键的人物。他（她）可以根据领导人的眼色决定是否把你的话翻译过去。如果那位领导人不想回答你的问题，他便一个眼色。于是，翻译心领神会，装作没听到你的话，尾随领导人一走了之。
看到已经到了嘴边的话筒，叶利钦的翻译本能地将我的问题翻译了出来。这时，闻声赶到的警卫人员已经来不及采取的行动了，因为采访已经开始了。
需叶利钦说话的时候，嘴唇微微地向外突出着，好像动画片里的唐老鸭。他声音很洪亮。银白的头发映衬着他粉红的脸膛。他也像卡斯特罗一样将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说他对此次访华非常地满意，两国签了不少的协议，他和江主席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们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等。说实话，我对他的回答并不十分满意。他的话里有太多的官话和套话，而且还有那么点敷衍了事的感觉。不知这是不是由于他在苏共时期从事了近三十年党务工作所留下的后遗症。
采访一共持续了不到五分钟。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那位被堵在墙根里的摄像根本无法拍摄，只能远远地看着我着急。直到在外交部新闻司同志的交涉下俄罗斯大使说了话，警卫才勉强放行。这时，叶利钦已经快讲完了。
等叶利钦走了以后，我们群情激愤：“太不像话了，以后再也不采访俄罗斯人了。”
叶利钦从北京还要去哈尔滨参观访问，我们原来还打算去哈尔滨作进一步的采访。
这时，我故意逗李群英说：“那咱还去不去哈尔滨了？”
“不去！不去！”李群英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
我当时煞有介事地对她说：
“你记住了，这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叶利钦不是布基纳法索总统，人家是苏联的后代。”
几天后，李群英在我们评论部的内部业务刊物《空谈》上写了一篇文章描绘了这几次不愉快的采访。记得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大家都知道，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主要是看它的国民生产总值。而俄罗斯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只有美国的百分之四，中国的百分之五十。同冷战时期的前苏联相比，俄罗斯现在确实已经很虚弱了。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典故，依然明显地体现在它的身上。”
记得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一本回忆录中是这样描写前苏联领导人的：“苏联领导人是坚硬、冷酷和坚强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懂得如何算计国际实力。”
不久前，又看到《纽约时报》中的一篇文章这样描写叶利钦：
“坚强、果断和危险的俄罗斯大帝。”
至于叶利钦何以“危险”，文章中并没有解释。也许，我们还没有理由说叶利钦会像前苏联领导人那样危险。因为他不是集权式的人物，他手里已经没有了当年前苏联拥有的核弹头的数量；一九九六年心脏搭桥手术后，叶利钦的身体也一直不好；况且，他已经表示，不准备竞选下届俄罗斯总统。
然而，纵观近几百年的历史，俄罗斯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腼腆、温顺的民族。高加索的崇山峻岭，涅瓦河的滔滔流水，西伯利亚的冰雪地注定要造就强悍的民族。
他们不一定是我们的敌人，但他们却是我们要小心相处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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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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