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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八月二日清晨五点，就像每一天的清晨一样，窗外不远处清真寺里的高音喇叭按时又响了起来。先是一个，紧接着又是一个，很快全开罗市清真寺的高音喇叭响成了一片。高音喇叭里传来了阿訇拖着虔诚的长音所吟诵的《古兰经》篇章，“ANLLA…HUAKBAR…”——真主伟大。到开罗工作以后，每天清晨这神圣的声音都会传到我那间位于尼罗河西岸工程师城穆萨-格拉拉广场边的公寓楼寝室内，钻进我的耳朵，开始新的一天。然而八月二日这一天，却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天。
不知为什么那天我没有像往常那样继续赖在床上，听到清真寺的祷告声，我翻身起了床。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顺着百叶窗的缝隙望下去，我看见楼下那片被我的新华社同事们称为“三角地”的草地上，我们的埃及老雇员法蒂正在给草地浇水。几个身穿黑色长袍的阿拉伯妇女头顶着大饼之类的物品正缓缓地行走在环绕在“三角地”周围的马路上。八月的开罗，即使是清晨的这个时候，斜照的阳光，也足以让地面翻腾起微微的热浪。
我看着下面，目光呆滞。自从来到开罗的一年半里，这样的景象对我已经不再新鲜。
一九八九年一月，我来到了新华社中东总分社在开罗的总部。总分社的地点在开罗市一个名叫“工程师城”的地区。这里是开罗知识分子阶层聚居的地区，这里虽然比不上尼罗河中心的扎马利克岛上那些富人聚居的地区，不过仍比房子七扭八歪、满大街垃圾尘土的因巴巴那样的贫民区要强得多。这里商业发达，商店、饭馆、药店、邮局，各种服务设施一应俱全。
总分社所在的穆萨-格拉拉广场周围大大小小就有好几家商店餐馆。离总分社大楼只有几十米就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商店。那里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每当半夜胃痛剧烈的时候，我总要到那里买一袋面包和一罐纸包装的鲜奶（这是埃及医生为我推荐的食疗处方）。
（在开罗当记者图片）
总分社办公、生活、居住全部集中在一栋七层的大楼里。大楼是新华社在十年前花上百万美元购买的。前面是一条马路，隔过马路便是那块很小地“三角地”。大楼的后面有一个只能停放几辆小车的停车场。大楼的一、二、三层是会客室、食堂、办公室、报房，三层至七层是宿舍区。我住在五层的一个小套间里。大楼的顶层有一个很大的露天阳台。地下室是总分社人员业余时间活动的娱乐室，里面放了一张乒乓球台和两张康乐棋盘。
（在开罗总分社图片）
中东总分社是当时新华社驻外分社中比较大的一个分社，各种人员加起来一共有三四十位。总分社的任务主要是编发中东地区各记者站记者采写的各类新闻稿件，同时，总分社的记者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采访任务。总分社业务部门分为英文编辑室、阿文编辑室、开罗分社以及资料室和报房。我在英文编辑室工作。某种意义上讲，这里就像是一个搬到国外的缩小了的新华社国际部。每天大多数的工作依然是编发稿件，查阅资料。所不同的就是大家在一栋大楼里同吃同住，还有那从窗外传来的每天五次清真寺的祈祷声。
初到开罗日子是新鲜的，一切都是那样地吸引人。金字塔、尼罗河、阿拉伯大饼，还有婀娜多姿的阿拉伯姑娘。到了国外，毕竟要当一名名副其实的记者了，一切又是那样地刺激。学习开车，学着说几句阿拉伯语、参加各种记者招待会、结识各国的朋友。刚到开罗的头几个月里，我拼命地学习、拼命地工作、拼命地了解着周围陌生的一切。时间过得飞快，我丝毫没有体会到许多在国外常驻的同事们那种孤独和寂寞的感受。
然而，几个月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看着周围渐渐熟悉起来的一切，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工作生活节奏，算一算离可以回国探亲的日子还那么地遥远，想一想，国内的亲朋好友，我的情绪开始低落。一种巨大的孤独感袭上了心头，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清晨清真寺的高音喇叭越来越清晰，我也养成了每天清晨站在窗边向下观望的习惯。我的身体开始不舒服，肚子经常发胀。常常是离开饭时间还很早，就已经饿得要命，而且伴着剧烈的疼痛。在同事们的建议下，我去了医院。结果让我大吃一惊：胃溃疡。从那以后，我就常常与大片大片几十美元一包的胃药以及面包和牛奶为伴了。我因此在开罗的朋友们中间落下了一个不怎么好听的名声：“小水爱吃奶”。
在开罗的日子里，有刺激，有孤独，有病痛，也有朋友。张郇是开罗分社的摄影记者。在我到开罗总分社之前，他已经在那里长驻了两年半。和我一样，由于是第一次出国，在总分社也是一个“单身汉”。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是单身，也许是因为总分社里年轻人寥寥无几，也许是因为我们兴趣非常地相同，几乎在我们见面的当天，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张郇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七九级的毕业生。在被派到开罗前，他是新华社江苏分社的摄影记者。这位比我大九岁的上海人相貌平平，一张大脸盘上有一双不算大但却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身材不高，大约在一米七五以下，但他走起路来却大有点丘吉尔的气概，总是大步流星，气势磅礴的样子。从他身上既可以看到南方人那种细腻的品质，又可以看到北方人那种永远乐观的豪迈气质。
他思维敏捷，说话也很幽默。我学习开车的时候，他充当了我的业余辅导老师。每当我驾驶的时候，他总是把脸扭过去向后面看。我问他是不是在替我观察后面的情况，不想他说：“我这叫眼不见心不烦。”
张郇在大学的专业不是英语，但是靠着用功，英语听读说写的能力都不错。他向来是独立外出工作，已经到十来个国家临时采访过，而且在中东几年的摸爬滚打，他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英语”。第一次见面，他带我到尼罗河边上的露天咖啡馆去“喝一杯”。坐定后，一位侍者走过来对我们说了几句我根本就听不懂的话。
这时，张郇也非常流利地用我同样听不懂的话，回答了那位侍者。侍者走了以后，我问：“你们刚才说的什么意思，是阿拉伯语吧？”
张郇多少有一点惊讶：“是英语啊！他问我要什么，我告诉他要咖啡。然后他又问要多少糖。就这些啊，你听不懂？”
我茫然地摇摇头，的确一句都没有听懂。
看到我这种表情，张郇对我说：“啊，阿拉伯语发音位置与英文、中文都不一样，在开罗会讲英文的人不少，但是口音非常重，语调也跟着阿拉伯语走，真是“ARGLISH”（阿拉伯英语）。很快你会懂的。”
从那以后，我的“ARGLISH”水平也在飞速地长进。后来到电视台以后，每当用英语采访阿拉伯国家的人之后，唯一能充当翻译的就是我。有一次采访阿拉法特，回到台里，全记者组懂英文的人围着听了无数遍，愣是有几句话听不懂。当我后来翻译过来的时候，大家脸上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那意思好像在说：“这哪里叫英语啊？”
在开罗的那些日子里，我和张郇时常一起外出采访，一起谈论中东形势，当然也一起发牢骚。我们常常会坐在房间里聊个通宵。有的时候，我会在半夜一两点爬起来打电话给他：“哥儿们，上来聊一会，我又睡不着了。”
他从没有拒绝过，即便第二天一大早还要外出采访。时间一长，总分社的同事们给了我们一个绰号——“死党”。
八月二日那天早晨，我洗漱完毕，照例手里那着一袋面包和一罐牛奶一步三晃地走进了总分社设在三楼的编辑室。
编辑室是一间五十平米大小的房间。这是考虑到新闻编辑部门工作特点专门把几间房间打通而成的。靠门的一边是英文编辑室，里面是阿文编辑室，再里面就是报房。编辑室的门外放了一台被我们称为“生命线”的电传机。这台电传机接收的是美联社的电传稿。一般情况下，美联社的电讯稿无论在时效上还是报道的信息量上都比其它一些世界级的通讯社要强。我们将美联社的电讯稿称为“生命线”。原因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根据美联社的稿件来核实得到的消息。
走到那台整天二十四小时噼啪乱响的电传机旁，我习惯性地搂起摊了一地细长的电传纸，逐条看了看美联社在那天早晨发的消息。除了被占领土巴勒斯坦起义在继续、黎巴嫩内战趋于平静、阿拉伯联盟又发表了一项加强阿拉伯世界团结的声明等几条消息以外，那一天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新闻。
我走近编辑室，顺手拿过一份当天的英文报纸，一边看报，一边吃起了面包加牛奶。一般这个时候，各分社的记者们还没有开始发稿。因此，此时的编辑室里非常地安静。对面阿文编辑室的几位同事不知又因为哪一位讲了一个笑话而压低声音咯咯地乐着。我身后资料室里的资料员还像平时那样静悄悄地工作着。楼下传来了法蒂老头的呵斥声，一定又有穷孩子上门要钱。
一切都是那样地平常。这时门口的那台电传机响了起来。“噼噼啪啪”的声音很响。很快，电传机没声了，编辑室里又恢复了平静。我想，这大概是美联社在发股市行情或者天气预报，便没有理会，继续在看报。不一会儿，电传机又大叫了起来，但很快又停了下来。不到半分钟，又是一阵大叫。这次没有马上停下来，“噼噼啪啪”响个没完。
我站起身走向电传机。心想：一定是这老爷电传机又出毛病了，要不就是没有色带了。我走到跟前，检查了一番，发现电传机很正常，没出什么问题。再看看刚刚打出的稿子，字迹清楚，说明色带也没有问题。突然，我看到了稿子上一行打着惊叹号的英文字：“URGENT！URGENT！！URGENT！！！”。特急！
我明显地感到自己的心跳在迅速地加快。我屏住呼吸，往下看。美联社在刚才很短的时间里连续发了三条“特急”的消息。消息的导语是：“伊拉克军队正在全线入侵科威特，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兵临城下。”
几个小时候后，全世界被一条消息所震惊：伊拉克军队占领科威特。
八月二日，每年都要度过的这一天似乎不会很特别。然而，在一九九○年的这一天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件在四个多月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大事。中东又一次让世界震惊。
伊拉克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几个小时里占领了海湾小国科威特，并将其宣布为伊拉克第十九个省。海湾危机爆发了。
在经历了最初的懵懂之后，国际社会迅速作出反映，强烈谴责伊拉克这种悍然用武力占领另一个主权的国家的野蛮行径。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严厉谴责伊拉克。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绝不能接受伊拉克的行为。苏联、中国以及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紧跟着也做了类似的表态。
与全世界一片谴责声不同，阿拉伯国家对伊拉克的举动只是表示了震惊。除了海湾几个国家以外其它阿拉伯国家最初没有用过分激烈的言词谴责伊拉克。相反，苏丹、约旦、利比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还表示理解甚至是支持伊拉克这种“劫富济贫”的壮举。埃及当时和伊拉克同属于由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四国组成的阿拉伯经济共同体，自然对伊拉克多少也有点敢怒不敢言的顾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海湾危机爆发后，多次用好言规劝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并表示将在开罗举行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以解决伊拉克和科威特两个阿拉伯兄弟之间的矛盾。
阿拉伯世界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这种态度，也许可以从阿拉伯民族发展的历史中找到些理由，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理由并不十分充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同属于一个民族。他们虽分成了不同的国家，但是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如出一辙，非常相似。阿拉伯国家从来都认为他们是一个民族，是一个国家。从当年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到今天巴格达街头的市民，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属于一个大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人见面互称“兄弟”，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每一次会晤都会以热情的拥抱和亲吻开始，阿拉伯国家同仇敌忾，同以色列的几次战争更是出于同一民族的利益考虑。
海湾危机爆发后，虽然许多阿拉伯国家承认，科威特是主权国家，伊拉克不能连声招呼都不打说占就把它给占了。但是，在中东广大的阿拉伯国家里存在着一种深深的对伊拉克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不少贫穷的老百姓。他们认为，萨达姆总统的行动是一种“劫富济贫”的举动。海湾的石油老财们饱食终日，却吝啬地不肯向其他阿拉伯的穷兄弟施舍一个美元。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上艰苦地同以色列军人斗争，却没有足够的支援；苏丹等国的饥荒让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却不见他们在海湾的兄弟有什么动作。他们天真地认为，萨达姆“拿下”科威特，伊拉克就会有更强的力量“打击以色列”，也会用科威特输油管道里淌的美元来更多地支援阿拉伯的那些穷兄弟。
应该说，在阿拉伯世界，穷人还是占大多数的。虽然阿拉伯的皇宫贵族们有着令人羡慕的财富，埃及、伊拉克等国也有不少家财万贯的富人。但是在阿拉伯国家里大量地还是那些生活贫困线以下的人们。
开罗大街上随处可见乞讨的人群。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各个十字路口，一到红灯，便会跑上前来，用一块脏抹布在你的车窗上划啦几下，然后，迅速地跑到你旁边伸出一只黑黑的手对你说：“BAGSHISHI（小费）！”
在开罗的近郊有一个特殊的城区，被称为“死人城”。这里是一片坟墓。然而，七十年代以后，那些一半是露天，一般则是封闭的房子的穆斯林坟墓中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居住者。人口迅速增长，贫富急剧分化，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在都市毫无基础的赤贫民们无处安身，绝望之中他们只有在“死人城”与鬼魂相伴。这些外来的人口很快占据了大大小小的坟墓，迅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居民群。埃及官方提供了一九九○年“死人城”的人口是八十万。来到开罗后，我只斗胆去过一次“死人城”，而且还是在一位埃及朋友的带领下去的。“死人城”是开罗文明的犯罪地。这里娼妓、窃贼和毒品共存，聚居着数不清的黑帮、丐帮等团伙。
（开罗，与埃及儿童一起载歌载舞图片）
试想，对于街头乞丐和“死人城”居民这样的穷人们，萨达姆远比自己的政府可爱，因为他的行动带来了一种打破看似永远不会改变的现状的可能。萨达姆正是利用了阿拉伯世界这些善良简单的贫困大众“均贫富”的心理，为自己的大炮披上了“复兴阿拉伯民族”、“消灭犹太复国主义”的炮衣，赢得了许多普通阿拉伯百姓的同情和支持。
炽热的太阳在烧烤着中东的大地。海湾危机也在一步步升温。美国迅速摆出一副以恶制恶的架式。布什总统派出说客游说世界各国。很快就有几十个国家团结在了美国的周围。世界出现了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团结。面对迅速集结在海湾地区的庞大战争机器，阿拉伯世界很快出现了分裂。以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为首的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靠向了反对伊拉克的一面。这使得约旦、苏丹、巴勒斯坦更显得孤立。联合国作出决议，授权以美国为首组成多国部队，如果萨达姆执意不肯撤出科威特，多国部队将动用武力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埃及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伊拉克军队在科威特的种种暴行，埃及官员开始公开地指责萨达姆的“倒行逆施”。埃及同意参加多国部队，同时也同意美、英、法等国前往海湾的军舰使用苏伊士运河。
出于阿拉伯兄弟的考虑，埃及同时还接纳了大量来自海湾的难民。一时间，开罗市区内出现了许多身穿白色长袍的“海湾来客”。这些人大概是我见到过的最体面，也最无忧无虑的“难民”了。虽已国土沦亡，他们却依然富庶阔绰。
有一天，我正在三楼编辑室里上班，忽然楼下传来了一阵汽车马达的轰鸣声，紧接着是一段清脆电子音乐。我趴到窗口一看，只见一辆白色的敞篷奔驰车正在飞速驶过。这是一辆仿古的奔驰车。车头上伸出一个长长的鼻子，两边整齐地各排列着八个不锈钢的活塞管。车子尾部有一个印着“奔驰”字样的精制的轮胎。车的主人大概酷爱玩车，所以在车里安装了一些新式的玩意儿，只要一按喇叭，传出的不是滴滴吧吧，而是满大街美国影片《教父》主题曲的第一句的旋律。从车牌上看，这辆车来自科威特。
随着海湾危机的不断升级，埃及成了围绕解决危机而展开的外交的中心，开罗迎来了世界各国派出的特使。他们同埃及方面紧急磋商解决危机的方法。那一段时期，中东总分社的发稿量也从平时的每天十几、二十几条骤然上升到了每天四五十条。作为中东总分社唯一的摄影记者，张郇更是忙忙碌碌。他每天总要开他那辆蓝色的奔驰230进进出出总分社好几次。我每天则要趴在编辑室的桌子上，一边放着美联社的稿子，一边拿着分社记者从各地发来的稿件，近似于机械地生产出十几条稿件。
八月初，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没几天，应穆巴拉克的邀请，阿拉伯国家的首脑们在开罗召开了一次旨在说服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的紧急首脑会议。会议的地点在开罗国际会议中心。这个非常现代化而又在外表上有着伊斯兰造型风格的建筑是由中国援建的，位于开罗东部。不远就是烈士纪念碑和一九八一年埃及总统萨达拉遇刺身亡的地方。
阿拉伯紧急首脑会议日程是两天。按照埃及方面的安排，会议开幕的第一天早晨六点，我们和所有的记者便通过安全检查进入了国际会议中心大厦内，等待会议间歇的吹风会和其它一些采访的机会。对新闻记者来讲，阿拉伯国家的会议总有一点扑朔迷离，难以琢磨。会议日程永远是变化的，原定的记者招待会可以在瞬间改变时间，而往往不会有人来正式通知。会务组的官员也像是魔术师一样经常在你的鼻子底下突然失踪。会议相关的服务业带有强烈的语言歧视。像我这样的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记者很难在第一时间得到有关的文字材料。
那一天的会议原定在中午时分休会。大会发言人对记者做一次概括性的吹风。然而，到了下午两点，也不见大会发言人的踪影。所有的记者被围困在国际会议中心大厦内，只准出，不准进。大厦内没有任何服务设施，连基本的饮用水也没有。有些记者无法忍受饥渴的折磨，干脆一走了之。剩下的只有咽着口水继续等待。
到了下午五点，会议大厅一处侧门终于打开了。首脑们已经从其它的出口“溜”了出去，只剩下一些部长级的官员从侧门里走了出来。看到他们，正在大厅里东倒西歪的记者们蜂拥而上，将这些被一位法国记者称为“LIPSIDEFOOD（嘴边的食物）”的官员们团团围住。
这时候，我顾不得胃痛的煎熬，挤到了前面。当时还只是埃及驻联合国代表、现在的埃及处长穆萨被记者团团围住。我掂着脚尖将手中的录音机伸向穆萨的嘴边。几分钟之后，人群散开了。我忽然意识到穆萨已经回答完问题走了，可是他说了些什么，我怎么一点点也记不起来了呢？我看看手里的录音机，还好，录下来就行。我随着人群往门口走。突然我感到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后，身边的同事告诉我，我倒在了一根大柱子旁边。原因很简单，长时间身体缺乏糖分，我虚脱了。
这次阿拉伯紧急首脑会议只开了一天，阿拉伯大家庭意见严重分歧，彻底分裂，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成果而不欢而散。代表萨达姆参加会议的伊拉克第一副总理拉马丹拒绝接受穆巴拉克等人提出的阿拉伯调解方案。阿拉伯国家没有能够说服伊拉克悬崖勒马。海湾危机继续在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会议结束时，我在开罗机场采访了欢送会议代表的穆巴拉克总统。我问穆巴拉克：“总统阁下，您如何评价阿拉伯世界的团结？”
穆巴拉克当时一脸阴沉地回答道：“阿拉伯的团结？不要跟我谈论阿拉伯的团结。阿拉伯的团结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天气””他指了指头顶上的天空，愤怒地说着。
中东地处沙漠，气侯干燥炎热。但由于靠近地中海，中东气侯又常处多变状态。不知穆巴拉克当时是否是指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亦是如此。
不过，后来我在埃及报纸中了解到，穆巴拉克在会议中曾对拉马丹大发雷霆，拍着桌子说：“你转告萨达姆总统，我对他很失望！”
穆巴拉克很明白，如果这次会议无法达到协议，那就意味着阿拉伯的分裂，也意味着阿拉伯将承认自己无法处理目前的危机，更意味着美国的军事介入不可避免。
记得那次首脑会议后的当天晚上，我在总分社的大楼里连夜赶写了一篇报道：《阿拉伯国家未能说服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窗外又一次传来了清真寺里的高音喇叭声：“ANLLA…HUAK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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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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