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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16: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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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剧烈的敲门声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翻身拧开床头的台灯，看看闹钟，时间是凌晨两点半。我坐在床上冲着外面问道：“是谁？”
门外的回答是张郇的声音。我一边往外走，一半嘴里嘟囔着：“大晚上的，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总不会是美国人开打了吧？”
门还没完全打开，一张稿纸已经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当张郇把美联社的一条新闻塞到我的手里，转身就往楼下走去。他一边顺着楼梯往下跑，一边对我说：“你先看看那条稿子，大家都在三楼。”
几分钟后，我冲到了三楼编辑室。中东总分社的编辑们大都早已集中到了这里。编辑室门口，张郇和其他几位同事正围在美联社那台电传机前认真地传阅着那上面的电讯稿。我走过来，拉着张郇，径直冲进了右边一间小会议室。会议室里有一台二十九寸的电视，这是全中东总分社唯一能看到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地方。
几分钟前，张郇给我的那条美联社的新闻稿上只有一行字：多国部队开始轰炸巴格达。根据CNN在前一段海湾危机中的表现，我确信他们现在肯定正在进行现场直播。
进了小会议室，我们看见电视上翻滚着出现了一行标题：CNN特别报道。紧接着，一位主持人出现在画面中央，她向观众报道说，十几分钟前，多国部队的战斗机和巡航导弹对包括巴格达在内的伊拉克目标发动了进攻。那位主持人说，空袭发生时，CNN的记者就在巴格达市中心的拉希德饭店顶层。这时，电视画面一翻，出现了CNN那位名叫比得·阿奈德的记者。
合着此起彼伏的隆隆爆炸声，阿奈德站在拉希德饭店的楼顶上向观众报道说：巴格达的爆炸声响成了一片，远处的总统府已经起火，“七·一四”大桥已被击中，伊拉克防空部队正在用高射炮向进犯的飞机和导弹射击，他身后的闪闪白光就是高射炮炮弹正在夜空中爆炸的景象，等等，等等。阿奈德穿着一件米黄色的风衣，手里拿着一个话筒。他身体微微地侧向一边，已经谢顶的头上有几根头发在微风中飘舞。在他的身后，满天的高射炮弹像释放礼花一样，密密麻麻地在绿色的夜空中闪着白光。
我们盯着电视机，目不转睛。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电视记者在一个战争的现场进行报道的样子。我的心情异常地复杂，既羡慕，又嫉妒，也很无奈。因为同样是记者，此时此刻，我们却只能坐在房间里看人家的报道。当然，当时最主要的感受还是从心里佩服这个后来被人们成为“秃头记者”的阿奈德。虽然看上去他有些紧张，但是这种紧张又让人觉得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真实，那一刻，我似乎强烈地意识到了电视的强大威力。那一时刻，我在心中暗下决心：有机会我一定要当这样一名记者。
阿奈德是全世界第一个现场报道海湾战争打响的电视记者，他在那天的报道中有一句话后来成为人们引用的经典。在闪着阵阵白光的绿色夜空中，阿奈德站在拉希德饭店的楼顶上说：“巴格达的夜空现在亮如白昼。战争爆发了！”
战争爆发了。从八月二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在经历了五个多月的紧张局势后，海湾战争终于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凌晨两点爆发了。那一天，正好是我离开北京前往中东的整整两年。那个时刻，我正坐在离海湾只有不到两小时飞机航程的开罗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编辑室里，遥望着战争的爆发。
从小会议室出来，我赶紧来到了编辑室里。编辑室主任正在安排各个编辑分头编写有关战争爆发的一些动态消息。消息来源有我们在中东各个记者站的记者先后发来的报道，当然，有些则是根据美联社和CNN的报道来编发。当时的新华社虽然从规模上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第五大通讯社，但是各地记者的业务素质和水平参差不齐，新闻敏感以及消息来源都相当的有限。美联社关于战争爆发的第一条消息出来后的几个小时，也迟迟不见我们的记者有所反应。无奈之中，我们只好参考外电来编发我们自己的消息。
我们的任务是快速编发一条战争爆发的详细英文报道。我把美联社的稿件铺了一桌子，然后根据刚才CNN的现场报道，飞快地写了起来。二十分钟后稿子完成了。我在这条消息的电头上标上了“新华社一月十七日开罗电”的字样，然后将稿子交给了发稿主任，由主任来审阅。发稿主任用了几分钟很快看完了这条消息，签了字，便把稿子递给我，由我送到报房去发报。
我手里拿着稿件往报房走，这时，我发现消息电头上的“开罗”被改成了“巴格达”。我急忙转回头来对主任说，应该是开罗而不是巴格达，因为这条消息是我们在开罗总分社编发的，而且我们新华社驻巴格达的记者早已撤出了巴格达。因此，这条消息的电头应该是开罗而不是巴格达。
主任看看我，脸上的表情难以形容，似乎在犹豫，又似乎在认为我的问题多余。他挥挥手，对我说：“还是巴格达吧，我们的记者不在，可是我们的记者站还应该算在嘛。”
我只好将稿件送到了报房，心里却大为不满。一般来说，新闻稿电头上的地址就表明发稿的记者所在的位置。从五六十年代起，新华社就在巴格达设立了一个分社。巴格达分社一般有两三个记者。海湾战争前，由于局势日益紧张，国内有关部门曾多次建议巴格达分社记者撤离伊拉克，但新华社考虑到新闻报道的特性，一直没有作出记者撤离的决定。然而，就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不久，根据国内的统一部署，巴格达分社的记者还是撤出了伊拉克。所以说，当海湾战争爆发时，新华社在巴格达并没有记者，而我们的稿件却要标上巴格达的电头，这对我来讲，是很难理解的。
从那一天夜里的两点多开始，我们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的中午。大家谁也没有疲倦的感觉。多年的新闻工作使我养成了一个毛病，越是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就越激动。从那一天夜里被张郇叫醒开始，我一直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我感到全身的血液在体内沸腾。这种兴奋也加剧了我的胃痛。但是这种感觉却让人很兴奋。到了中午时分，我依然没有倦意。这时，从我们的报房里也不断开始收到中东各地的记者们纷纷发来的各国对于海湾战争爆发的反应。看着这些报道，看着美联社连篇累牍地关于战争的报道，再看看CNN那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现场直播，我心急如焚。我对一直在编辑室里督站的中东总分社社长高秋福说：“老高，能不能现在派人去海湾，或者伊拉克？我报名。”
老高是个明白人，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很含蓄地说：
“现在一切要看总社的安排。我们这里也很重要啊，先集中精力搞好总分社的报道。”
从海湾战争爆发开始，总分社的发稿量骤然上升。十七日以后，我们每天的发稿量一下子从平日的一二十条、二三十条猛增到了七八十条，甚至近百条。
根据北京总社的统一部署，新华社在战争爆发的一周后决定派记者前往海湾战争各个主要的地点。其中，包括伊拉克、海湾地区、以及以色列。前往前线的记者基本上都是由北京总社派出的。中东总分社不向前线派记者，但是只有一个例外：张郇。
张郇在海湾战争爆发后马上申请去第一线报道。就在向北京申请的同时，张郇未雨绸缪，他早早地动手联系办理赴沙特和巴林的签证，当总社同意他前往前线的指令到达中东总分社以后，张郇很快拿到巴林驻埃及使馆发给他的签证，第二天，便登上了从开罗前往巴林首都麦那麦的飞机。他成为第一个到达海湾战争前线的中国摄影记者，并随后进入沙特，最后在科威特解放的那一天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发回宝贵的现场照片和消息。
在此之前，还有两路新华社记者杀向中东，一路是后来接替张郇在开罗当摄影记者的唐师曾。唐师曾开战前在巴格达发出了不少照片，可惜最后时刻伊拉克当局将所有外国记者赶出了国门。无奈，唐师曾绕道塞浦路斯到了以色列，主要工作是“苦等”随时会飞来的“飞毛腿”。另一路是由三人组成的报道小组，不过他们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得到沙特这样的前线国家的签证，于是在联合国最后期限临近的时候，三名记者分别到了叙利亚、土耳其和以色列。
说起以色列，它在海湾战争中位置极其独特，也倍受新闻界舆论的关注。
战争爆发不久，以色列便成为萨达姆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对象。从一月下旬开始，伊拉克开始每天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在我们的记者到达以色列之前，中东总分社一直都是根据外电来编发这一类的消息。唐师曾和报道组的一名英文记者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们便开始使用“特拉维夫”作为我们消息的电头。由于他们人手少，加上初来乍到对以色列情况不甚了解，因此他们发来的消息总是给人感觉缺胳膊少腿，很多背景资料以及现场的情况都需要我们在总分社为他们作大量的补充。
以色列之所以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面对伊拉克频频用“飞毛腿”进行的骚扰，以色列作何反应？以色列是否会予以回击，从而卷入战争？这在当时是许多人比较担忧的。因为如果以色列作出强烈的反应，比如对伊拉克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袭击，就很可能使这场战争的性质发生变化。由于以色列同阿拉伯几十年的冲突，另外，以色列在与阿拉伯国家的和平谈判中一贯的强硬态度，都很容易使人产生对阿拉伯民族的同情。同时，以色列一旦卷入战争也容易使阿拉伯世界迅速发生裂变，瓦解当时在阿拉伯国家中形成的反对萨达姆的同盟。这正是萨达姆当时的一个策略。然而，以色列人毕竟身处中东多年，对萨达姆的这种良苦用心早就看得一清二楚。面对着一颗又一颗的“飞毛腿”，以色列就是不予理睬。在我的记忆中，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似乎也是第一次。
海湾战争后，以色列驻埃及使馆的一位外交官私下告诉我，“沙漠风暴”打响第一枪之前的一个月，以色列就已经得到了美国方面的口信。那位官员对我说，以色列那时候的策略就是避免激化矛盾，免得惹火烧身。以色列不想因为自己的某个过激行动而打乱美国在海湾的整个计划。
其实，以色列在整个海湾危机中的异常表现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中东这个地方，如果有什么大事，以色列就像是一个晴表雨。这个国家的一举一动总会和整个中东的形势密切相连。伊拉克最初入侵科威的时候，以色列不吭不响，调子很低。渐渐地，以色列表示出了对战争的忧虑。进入一九九一年一月，以色列的反应开始变的强烈起来——全民动员，军队处于戒备，报纸上到处是关于战火是否会殃及以色列的讨论。与此同时，以色列对于阿拉伯人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色列军人尽量避免和被占领土上起义的巴勒斯坦人发生大规模冲突。对于南黎巴嫩游击队偶尔的骚扰，以色列也表现出了少有的克制。以往，只要南黎巴嫩游击队对以色列北部地区进行一次袭击行动，比如，发射一两颗“卡秋莎”火箭，不出几天，以色列百分之百一定会作出强烈的反映。以色列在和阿拉伯的冲突中有一个著名的逻辑：以牙还牙。只要有一名以色列人被杀，以色列军队就会炸平一个阿拉伯游击队的基地。当然，有时候也会是一个阿拉伯村庄。同样，以色列平民在外面遇到恐怖袭击，以色列也会不依不饶，直到讨出了说法。然而，海湾危机后期，以色列却出奇的克制。记得当时就有分析家分析，以色列的态度说明以色列正在为战争爆发作着某种准备。
海湾危机爆发前，在埃及发生了一起针对以色列游客的恐怖袭击事件。以色列对那起事件的态度也很有意味。一九九○年二月四日的一天傍晚，一辆满载以色列游客的旅行客车正高速行驶在埃及伊斯马利亚公路上。在离目的地开罗还有一百多公里的时候，一辆标致牌小轿车从后面超了上来，并将客车逼在了路边。汽车刚刚停稳，突然从小轿车里跳下了几个端着冲锋枪的蒙面人。他们不由分说，对准大客车猛烈射击，其中有一个人向大客车里扔进了一颗手榴弹。随着爆炸声，大客车里顿时血肉横飞，惨叫声响成了一片。在火光中，几个蒙面人跳上标致车，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四十多名以色列游客中，二十几人受伤，十三人死亡，其中包括大客车司机。然而，在这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后，以色列官方只是表示了震惊和愤慨，然后就草草地处理了这件事。以色列方面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兴师动众一番。
（一九九○年二月四日，在以色列旅行客车被袭击的现场）
得知惨案发生，张郇再三要求总分社领导同意去现场采访，我也一同出发。晚上，我们在一位埃及朋友的指引下很快来到了出事的现场。只见警灯闪烁，公路一侧停放着几十辆各种车辆。上百名埃及警察和士兵将现场封锁了，记者们一律不许靠近。隔过攒动的人头，我看见在路边停靠着一辆大客车。接着一闪一闪警灯的光线，依稀可以辨认那是一辆俗称为“大灰狗”的豪华旅行客车。蓝白相间的车身上印着一排大大的英文字母：“ISRAELTRAVEL（以色列旅游）”。也许正是这几个字才给这批游客引来了杀身之祸。
半个世纪的阿以冲突，使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成了“公敌”。凡是表明是以色列或者以色列人的目标都可能成为袭击的对象。几年前，也有一辆以色列游客的客车在埃及南部被恐怖分子袭击。据说，恐怖分子之所以确定那辆大客车就是他们袭击的目标，是因为他们在那辆客车尾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现了一枚象征着犹太民族的“大卫之星”！
我和张郇围着那辆被袭击的“大灰狗”转了好几圈也没能靠近它。仅靠照相机上的闪光灯无法在黑夜里拍到清晰的图片。正在着急的时候，我们听说，被打死打伤的以色列游客都被送往了伊斯梅利亚市的医院。于是，我和张郇继续开车赶往伊斯马利亚市。
在医院里，我们见到了那位后来向我透露以色列在海湾危机中的策略的以色列驻埃及使馆外交官。他当时负责处理这件恐怖袭击事件。当我们向他提出采访幸存者的要求后，那位官员非常客气地谢绝了。
他对我说：“水先生，请你理解，我们现在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让人们觉得以色列和阿拉伯有什么深仇大恨。有些事不要明着说。”说完他又拍拍我的肩膀，很亲密地对我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吗？”
那天夜里，我和张郇采访了一整夜。在回开罗的路上，我们又一次经过了大客车被袭击的现场。那时，天已大亮，原先的警察和军人撤走了不少。我们很轻易地说服了在场的埃及安全人员同意我们走到近前看个究竟。看着满地的碎玻璃碴、希伯莱文报纸和已经微微发黑的血迹，我对张郇说：“你信不信，中东一旦有什么战争打起来，以色列准被搅进去。”
果然，海湾战争爆发后不久，战火很快就蔓延到了以色列。每天在特拉维夫爆炸的“飞毛腿”的消息以及海湾前线的狂轰滥炸、“战斧式”导弹、F—117隐形飞机、M1—A1沙漠主战坦克等等，成了我和我的同事们在那段时间遥望战争的主题。美联社的外电、CNN的现场直播、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定时新闻也成了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学习和讨论的材料。在战争持续的四十多天时间里，我在中东总分社参与了大量新闻的后期编辑工作。虽然我当时的工作更多地只是在“为人做嫁衣”，默默无闻地做着一个编辑应该做的工作，虽然我没有能够到被称为“世纪之战”的海湾战争的第一线，但是遥望着战争在我的眼前演完一幕又一幕，看到“沙漠风暴”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波，目睹着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和平所进行的残酷的战争，我更深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做新闻，什么样的记者才是合格的记者。我也似乎感悟到了战争的残暴、和平的脆弱。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多国部队解放了科威特。消息传来，中东各国一片欢腾，开罗市内更成了沸腾的海洋。那天，摄影记者唐师曾刚刚从特拉维夫转移到开罗。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面，我只是在报纸和杂志上才知道他的大名的。海湾战争爆发前，我就在《人民日报》上看见“唐师曾”头戴钢盔的照片。我还知道，他有一个响当当的外号——“唐老鸭”。
那天，在总分社见面后，我也和其他新华社的同事一样称他为“鸭子”。“鸭子”和我一见如故，我们一起坐在我的房间里长聊了起来。“鸭子”以他那特有的喋喋不休的讲话方式向我们历数了他在以色列的所见所闻。比如，有一天晚上，一颗“飞毛腿”在特拉维夫市中心爆炸了，他不顾一切地冲进现场。大惊失色的以色列警戒人员蜂拥而上将他拖了出来。因为当时爆炸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人们还不知道那颗“飞毛腿”上是否带有化学武器弹头。“鸭子”戴着一副宽边大眼镜，他全身上下一身的迷彩服，连背包都是迷彩的。“鸭子”对于近代战争史、海湾战争中各方军力的情况、武器装备等等了如指掌。他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介绍着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身上的每一样装备。从他们头上的夜视镜到M—16冲锋枪，从急救包到军靴的军刺。
“他们丫每人身上的全套家伙加起来得上万美元呐！”“鸭子”对我说着。他眼睛里似乎充满着无比的向往。
“鸭子”说起话来有一个特点，他很少将目光对着讲话的对象。跟他说话，我总感觉他的思想是游离的，他的思维属于那种极度跳跃式的。他从来不会顺着一个话题往下讲，往往刚讲到“飞毛腿”一句话又突然到海军陆战队，然后又不知怎么的开始回顾起二战时期蒙哥马利将军的辉煌战绩。
经历了十几天“飞毛腿”轰炸下的神经紧张，一下子来到了开罗这样一个正在迎接战争胜利的和平环境，“鸭子”异常地兴奋。他要求我开车带他出去到开罗市区去看一看欢呼解放科威特的场面。于是，我开上当时仍在科威特采访的张郇的那辆奔驰230来到了市中心的一条主要马路上。马路上水泄不通，到处是欢呼的人群。坐在汽车里的人们将半个身子伸出窗外，挥动着胳膊。开车的人将手按在汽车喇叭上，一刻也不松开。有的人干脆跳出来站在车顶上，载歌载舞。车下的人群更是舞成了一片。阿拉伯的女孩子们用她传统的方式也表示着欢庆的心情，她们用舌头在嘴里上下弹动，频率极快地发出“喽、喽、喽”的尖叫声。
我和“鸭子”被这热烈的场面感染了。我们将车停在路边，走向了人群。看到“鸭子”手中的照相机，人群迅速涌向了我们。他们挥动双手，朝着“鸭子”的镜头晃动着，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欢快。我走进人群，用我那已经非常纯熟的阿拉伯英语和他们交谈了起来。
“你们是埃及人吧？”
“YES！”
“科威特解放你们高兴吗？”
“YES！”
“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YES！”
大多数埃及的普通市民英语水平有限，他们只能说几个简单的英文单词。我的问题显然让他们感到有些吃力。于是，犹豫了片刻，他们干脆用那个最简单的“YES”来概括他们当时的心情。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埃及开罗，科威特解放日）
在我对欢庆的人们进行采访的时候，“鸭子”在一旁飞快地按下了快门，闪光灯在夜空里发出刺眼的光芒。那一夜，是我自从海湾战争爆发以来心情最舒畅的时刻。身处成千成万欢腾的人群中，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参与感。我不仅为中东人民告别战争而感到激动，也为我自己作为一名记者能够身在其中而无比振奋。
我不在遥望如此重大的新闻事件在我的眼前发生，虽然对我来讲，那只是四十多天如火如荼的世纪之战中唯一的一次。
我不再遥望战争。七年后，作为一名电视记者，我也像“鸭子”当年一样奔赴到了危机四伏的巴格达。也像当年CNN的比得·阿奈德一样，在报道一九九八年年初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时，我也住在著名的拉希德饭店。
一天，我从我们报道组在拉希德饭店十二楼的房间乘电梯下楼，在电梯里我遇到了阿奈德。当时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人。看见我，他冲我礼貌地点点头。我也用“HI”同他打了招呼。
沉默片刻，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对阿奈德说：
“我认识你，海湾战争时我在开罗看过你的报道。”
“是吗？你当时在开罗？”阿奈德问我。他头上的头发似乎更少了。
“是，我当时在开罗是一名文字记者。”我回答道。
“你那时没有上前线？”
我摇摇头，对他说：“我没有机会，那时我只能通过电视看你对战争的报道。”
这时，电梯门开了，我们到了底层。阿奈德一边往外走，一边回头对我说：
“你是…日本人？”“不，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飞快地更正了他的猜测。
“抱歉。”阿奈德礼貌地向我表示他的歉意。他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握手，说道：
“很高兴与你在巴格达一起共事。”
看着这位“秃头记者”远去的背影，我眼前又出现了海湾战争爆发时他在拉希德饭店楼顶上的样子。我想起了那天巴格达绿色的夜空、闪闪的白光以及隆隆的爆炸声。
七年前的那场战争让我学到许多。我学会了怎样做一名记者，我明白了如何面对战争。正是因为这一点，直到今天，我并不为那时在开罗遥望战争而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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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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