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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十月八日，办完了所有登机手续后，我在开罗国际机场登上了埃及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客机。
这是一架使用年头已经不短的飞机，机上的许多设施非常破旧。座椅前面的小桌板歪歪斜斜，而且放下来就很难再放回去。安全带上的金属扣也已经松动，扣了半天也无法扣紧，我干脆把安全带放到最长，然后左右交叉在腰间系了蝴蝶扣。
飞机起飞时，机舱内几乎所有的部件都在发出“咯吱吱”的怪叫声。我两只手紧紧地抓住座椅扶手，紧张地看着窗外。经过一段剧烈地爬升后，飞机终于平稳了下来，我的心跳也随之慢慢地恢复了正常。我向机舱内前后左右看了看，这时才发现飞机上包括我在内总共才只有十几位客人。
见到一位空中小姐走过来，我便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今天飞机上客人这么少。小姐一脸阴沉地说：“先生，不仅仅是今天，我们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看到我疑惑不解的目光，小姐又补充了一句：“现在谁还愿意去贝鲁特啊？！”
空中小姐的话音未落，我就已经意识到我刚才的问题是多么地幼稚。
一九九○年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已经无法再和十几年前那个享有“中东小巴黎”美誉的地中海城市相提并论了。持续了十五年之久的内战不仅使得成千上万的黎巴嫩人家破人亡，而且战火也使得当年那个美丽的贝鲁特如今面目皆非。黎巴嫩位于地中海东岸，南部和以色列接壤，东部和北部与叙利亚相连。二战结束前，黎巴嫩是法国的托管地。二战之后，黎巴嫩宣布独立为黎巴嫩共和国。黎巴嫩虽地处中东腹地，但其人口的民族构成却并非清一色的穆斯林。由于受法国托管的影响，黎巴嫩建国之初，人口的一半以上为基督教各派，伊斯兰教只占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截止到七十年代中叶前，黎巴嫩国家的主要权利机构都由基督教把持。进入七十年代，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长至接近黎巴嫩总人口的一半。随着人口的增加，穆斯林掌握国家权力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加上背靠中东阿拉伯大国叙利亚，黎巴嫩穆斯林的力量很快发展壮大起来。穆斯林各党派和武装势力与基督教各派的矛盾与冲突也日益凸现。一九七四年，黎巴嫩终于爆发大规模内战。
如果说黎巴嫩内战的主要起因是基督教与穆斯林两大民族权力之争的话，那么，战争持续十几年久拖不决的原因却是因为黎巴嫩国内国外各个相同和不同的教派、党派、民族之间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战争期间，黎巴嫩先后出现了两三百个不同的教派、党派、民兵组织。这些组织、派别为了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和利益所得，相互之间不断地分化组合。他们或组成统一战线，或大打出手。一时间，“黎巴嫩”成为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黎巴嫩现象”成了人们为冷战时期错综复杂、久拖不决的地区性内战所下的定义。进入八十年代，由于巴勒斯坦、以色列、叙利亚、伊朗等势力的先后介入，更使得黎巴嫩内战难解难分。
一九八九年，基督教政府军司令奥恩将军同叙利亚驻黎巴嫩军队以及穆斯林武装发生大规模冲突，战火直接燃到了贝鲁特的大街小巷。基督教军队以贝鲁特东区和北部山区为基地，同驻扎在贝鲁特西区和郊外的叙利亚军队以及穆斯林武装展开了激烈的炮火对攻和殊死的巷战。那些日子里，每天都可以在电视画面上看到贝鲁特滚滚的浓烟、烧焦了的建筑物以及成群结队逃难的难民们。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登上了飞往贝鲁特的飞机。当时新华社在贝鲁特的分社有两名记者——封哲如夫妇。考虑到黎巴嫩内战报道量日益增多，分社记者人手不够的实际情况，中东总分社决定派我增援贝鲁特分社。
飞机在下午的烈日中沿着地中海东岸缓缓地向北飞行。大约一小时后，飞机开始下降。我把脑袋贴到窗口，向下望去。
那天天气很好。透过朵朵的白云，我看到了下面一条白色的海岸线。顺着蜿蜒的海岸线向上看去，远处一片城市出现在了眼前。根据航空小姐在起飞时报告的飞行时间，我判断那就是贝鲁特。从飞机上看，贝鲁特的形状像是一轮南北竖立着的新月。弯曲进去的部分是海岸线。随着飞机高度的下降，海岸线看上去像是在微微地抖动着。城市中心是片片的建筑物，灰白色的建筑物在阳光下显得十分凌乱，横七竖八地排列在城市里。城市的东北部是新月状突出的部分。层峦叠嶂的绿色使我马上判断出，那里就是贝鲁特基督教聚居的东北部山区。
内战爆发前，贝鲁特曾被视为是中东最具魅力的度假胜地。这里有山有水，有基督教文化，也有穆斯林传统。地中海边的黄金海岸更是欧洲游客们络绎不绝的地方。而现在，在十五年的战争下，贝鲁特不仅没有了旅游，甚至连定期的航班都不能保证。因为炮火的袭击和破坏，贝鲁特机场经常关闭。据我们这架飞机上的航空小姐介绍，现在飞贝鲁特的航班只有两家航空公司——埃及航空公司和塞浦路斯航空公司，而且都是每周一班。
至于说到贝鲁特机场，航空小姐提醒我：“您最好作好准备，那里可是糟透了！”
飞机停在了跑道边的一块空地上，我随十几位同机的旅客一起钻出了机舱门。尽管有了航空小姐的提醒，一出舱门，我还是大吃一惊。这里根本不像是个机场，倒更像是一座军营。机场周围到处是铁丝网和沙袋垒成的岗哨。每一个岗哨的小窗口里都架着一挺机关枪。跑道尽头，两架印有“黎巴嫩航空公司”的飞机歪歪斜斜地倒在地上，其中一架的一侧机翼已被折断。停机坪上三三两两地站着一些端枪的军人。时而会有一辆军用吉普车响着轰鸣的马达驶过跑道。不远处一栋看上去有点像是候机楼的二层建筑物破烂不堪，墙壁上到处是枪眼和弹洞以及大片大片黑黑的焦烟痕迹。
在端枪军人的注视下，我和其他旅客快速穿过停机坪，来到二层楼下的一个出口处。在一段昏暗的过道中，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站在一张桌子旁。我们十几位旅客排成一行，一个一个走到桌子前，将护照递给那几位军人。不像一般情况下出国，每到一个机场，都要经过一套严格的海关、安检、卫生检疫以及护照检验等程序，这几位军人接过护照只是大致地翻翻，对对照片和本人，然后头往外一摇，说声“走吧”，这就算放行了。这里既没有海关检查，也不需要在护照签证上加盖任何印章。
轮到我后，我把护照恭恭敬敬地递了上去。接过护照，一位军人翻了翻，然后扭头对其他几位军人叽里呱啦说了几句阿拉伯语。我当时心中一阵慌乱：该不是我的护照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吧？
这时，另一位军人接过护照，手中摇晃着我那本绿皮的公务护照对我说：“CHINESE（中国人）？”
“AHYUHA（是）！”我赶紧点头，用阿拉伯语回答道。
那军人回头冲他的几位同事一笑，突然转回头来对我说：“WELCOMETOBEIRUT！（欢迎来到贝鲁特！）”
多么美好的语言！这是我到达贝鲁特时听到的第一句话。听到这话，我心中的慌张顿时无影无踪。虽然说，当时人们把贝鲁特形容成有进无出的死亡之地，然而，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却是被欢迎进这座城市的。我要用我自己的眼睛看一看这里的一切。
出了机场，我见到了前来接我的贝鲁特分社首席记者封哲如。我把刚才的所见所闻告诉了老封。老封听了以后对我说，中国人在贝鲁特是最受欢迎的，因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表态支持过黎巴嫩交战的任何一方，所以中国在这里的口碑很好。
老封说，相比之下，西方人在这里就不怎么受欢迎。他说，前不久一位法国的记者乘飞机到贝鲁特，在机场的时候也像我刚才那样接受护照检查。结果，检查护照的军人一看是法国，当即把护照扔到了地上，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辱骂了他一顿。那位法国记者只好忍气吞声地从地上捡起了自己的护照。
听老封介绍，我才知道，贝鲁特机场在战前曾是中东地区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每天有大量的商人、游客来到贝鲁特。而现在，赶上战事稀少、局势平静的时候，每周也就只有两班飞机抵达这里，总共也就只有几十个客人，另外，黎巴嫩的旅游收入也从战前的每年几百万、上千万美元降到了现在的几乎是零！
老封是个老中东。他们夫妇在来到贝鲁特之前，曾先后在也门、苏丹、埃及等不少阿拉伯国家当过记者。当时在贝鲁特的新华社分社只有他们夫妇二人。这种夫妇两人共同在一个分社的现象在新华社被称为“夫妻店”。老封夫妇的“夫妻店”就设在中国驻贝鲁特使馆马路对面的一栋居民楼里。他们一日三餐都要过马路到使馆的集体食堂内用餐。由于使馆和新华社的传统关系，在许多国家，新华社的记者都是在使馆开伙，这样可以免去他们每天做饭的麻烦。
我到的当天，老封将我安排在使馆大楼十二层内部招待所住了下来。那天夜里，我早早地就睡下了。半夜，我在睡梦中似乎听到隆隆的雷声从窗外传来。地中海沿岸地区雷雨天气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我并没有理会。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使馆设在大楼地下室的餐厅吃饭，见到老封，我问他头天夜里是不是打雷了。老封惊讶地对我说：“打雷？那是打炮呐！”
我“啊”地一声，手中的筷子差点掉到桌上。老封说，使馆就位于穆斯林聚居的贝鲁特西区边缘。离使馆大楼相隔不到五百米就是叙利亚部队的一处炮兵阵地。昨天夜里，叙利亚军队又和奥恩将军的部队发生了冲突，双方进行了激烈的炮战。使馆附近还落下了好几颗炮弹。
听着老封的介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在贝鲁特的第一天居然就遇到了战火，而且还是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职业的敏感，使我感到可能丢掉了新闻。我急忙问老封，是否就此发条新闻。老封非常理解地对我说：“这条消息我们已经发了。你刚到，情况还不了解，不用着急。在贝鲁特，这样的事情你想躲都躲不掉。”
吃完早饭，老封和一位使馆的同志带我上到了使馆大楼的顶层去观察头一天夜里炮战留下的痕迹。站在十四层的顶层，我一眼就看到离使馆大楼七八百米的地方，有几个直径两三米的大坑。使馆那位同志告诉我，常年的战争已使得黎巴嫩的枪手和炮兵个个都是神枪手。各派在交火的时候都会有意躲开中国使馆。因此，使馆虽然处在是非之地，但相对来讲一直都比较安全。说着，他指指大楼平台上的一面用油漆涂成的巨幅中国国旗告诉我，这面国旗就是在一九八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使馆的工作人员涂成的。他说，当时以色列的飞机每天都要飞到贝鲁特进行轰炸，常落在使馆的周围。有一次，一颗炸弹正好落在了使馆大门前的马路上。马路被炸出了一个直径几米的大坑。使馆的那扇带滑轮的厚厚的铁门也被炸出了一个大洞。还有一次，一颗炮弹居然落进了使馆后院的游泳池内。
为了防止挨炸，使馆人员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用几大桶红色的油漆在大楼顶上画出了一面篮球场大小的中国国旗，希望以色列空军的飞行员能够看到并躲避。这一招果然奏效了。从那以后，以色列的炸弹再也没有在使馆附近爆炸过。
从楼顶下来，我们又来到了使馆的大门外。门口那条七八米宽的马路路面上可以清楚地辨别出一个巨大的弹坑的痕迹。弹坑如今已经被人用沥青填补完好。使馆的大铁门上也可以看到一个重新焊接过的圆形的大洞，直径足有一米多。看到这幅景象，我感到不寒而栗。作为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外交豁免权、代表着一个国家主权的中国大使馆姑且离战火如此之近，生活在贝鲁特的上百万普通百姓又怎能逃脱战争的魔掌？看到这幅景象，我开始怀疑当时各类报道中所说的黎巴嫩十五年内战共死亡十万人这一数字的准确性。
贝鲁特素有中东的“购物天堂”之称。战争爆发之前，贝鲁特是中东地区少有的几个免税城市，东西自然非常地便宜。而且由于交通的便利，那时在贝鲁特还可以买到世界各地最原装、最有代表性的商品。从南非的钻石到中国景德镇的陶瓷制品，应有尽有。经过和老封商量，在我到贝鲁特的第二天，我们决定到贝鲁特市区的一些商业区进行采访。
汽车驶出了分社，很快就来到了贝鲁特市区。大街上行人很少，也不见有什么店铺。我奇怪地问老封这是怎么回事。老封回答说：“贝鲁特的商业现在全部都已经转入地下，现在的贝鲁特不仅是免税，简直可以说是没税。”
老封很稳地驾驶着分社那辆唯一的柴油奔驰200，说“现在的贝鲁特是黑市的天下。”
一路上，老封开始向我介绍起贝鲁特奇特的黑市。由于多年的战乱，贝鲁特正常的税收制度已经荡然无存。各派民兵势力占据了一些重要的码头，大肆贩卖各种走私货，甚至是那些从全世界运送到贝鲁特的“不义之财”。老封说，贝鲁特有的东西便宜得让人吃惊。比如，一辆来路不明的奔驰轿车居然可以在这里卖到二百美元一辆！就是这样，卖车的人依然可以有一半的钱可赚，因为那车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成本。美国香烟的价格在贝鲁特也是便宜得让人觉得是白送。一条免税价格为九美元的“万宝路”香烟在贝鲁特只卖三至四个美元。
然而，贝鲁特也有一些东西奇贵无比，比如柴油。战争时期，贝鲁特经常停水停电。贝鲁特居民家家户户都是靠自己家的小型柴油发电机发电。每到夜晚，整个贝鲁特市柴油发电机的轰鸣声响彻全城。由于战争的原因，柴油在贝鲁特成了紧缺的物资。一公升柴油的黑市价格是五到八美元。
除了柴油，枪支弹药在贝鲁特也很走俏。据说一把左轮手枪在黑市上要卖到四千美元！尽管如此，贝鲁特人还是几乎人手一枪。枪支成了贝鲁特人必备的日用品，也成了贝鲁特儿童游戏的道具。黎巴嫩内战期间，贝鲁特儿童曾经发明了举世震惊的“贝鲁特死亡游戏”——将左轮枪里放入一颗子弹，随意转动弹膛，然后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获胜者（即幸存者）可以得到足够买一条“万宝路”的烟钱：三美元！
战争使得贝鲁特人将枪支作为商品，又使得这里的儿童将死亡当做游戏，这是多么的残忍！从那以后，每当我看到小孩手里拿着玩具枪，我就会想到贝鲁特那些拿着真枪的孩子们。战争毁掉了他们本该美好的童年，而生存的本能使他们将死亡变成游戏。
我和老封先来到了贝鲁特郊区一个叫“朱丽亚”的商业区。这里原来是贝鲁特最大的一处自由港。几平方公里的地方，散布着十几个四四方方的大型仓储式商场。各种商品均以免税价格出售，且一律采取开架售货的方式。这里的服务业非常周到。据说，战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来的人到这里买一件大件商品，比如彩色电视机，两天之内彩电保证就可以送到你的家中。而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繁华。大街小巷到处是装甲车和提着枪的民兵。每一个仓储商场都是一片箫条的景象。商场门前几乎都是同样的“装饰”：装甲车、沙袋、岗哨、机关枪和懒懒散散的民兵。
（被战火破坏的贝鲁特市区建筑物图片）
战争爆发后，这些商场分别落入了不同的武装派别的手中。他们以商场作为他们走私的基地，并以这里的收入作为他们发展各自势力的资金补充。
老封一边开车，一边向我介绍着哪一家商场是哪一个组织控制的——德鲁兹民兵、杰马耶勒家族、基督教民兵、穆斯林什叶派民兵、逊尼派民兵，等等。说话间，我们来到了一家仓储商场的门前。
与其它商场门前的“装饰”略有不同的是，这家商场门前挂着一面乌黑发亮的丝绸旗帜，旗帜下的墙上贴着一幅大照片。我们走进一看，是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的照片。原来这家商场归真主党民兵组织控制。
真主党，听到这名字，我心里一阵胆战心惊。这不就是西方报道中描绘的那些留着大胡子、身穿黑色长袍、嘴里高喊着“真主伟大”、开着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进行自杀性爆炸的“恐怖分子”吗？
老封看出了我的心思。他笑了笑，对我说：“不用担心，人家也是商人，有钱就赚，而且真主党的商店是这里东西最便宜的地方，顺便进去看看吧。”
我跟着老封向门口走去。门口的几位真主党民兵看见我们，立刻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地冲我们点点头，示意我们走进商场。商场里面很大，但顾客不多，而且东西也不是很全。货架上只有两样东西摆得满满地：烟酒和金银首饰。
看着几个美元一条的香烟，我想到了在开罗的众多“烟友”。在开罗，一条“万宝路”要十二美元，而这里只要二块八美元。此时，我根本顾不上去想我的美元是否会帮助门外的民兵多买两发子弹。我好像是捡到了大便宜，一咬牙，一口气买了五十条整整一箱各种品牌的香烟，准备回开罗的时候分发给我那些“如饥似渴”的朋友们。
拎着这一大箱香烟，我们走出了商场。门口的那几位民兵看见我们，打趣地对我们说：“CIGARETTE，NOGOOD（香烟，不是好东西）！”
我也半开玩笑地指指他们手里的冲锋枪说：“GUNS，NOGOOD（枪，不是好东西）！”
不想，其中一个人这时却非常认真地指指枪，再拍拍自己的胸口，大声说：“不对，枪可以保护我们。我们现在是在战争中，战争你明白吗？很多人都死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死了吗？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那位大胡子民兵用左手举起冲锋枪，右手激动地拍着枪身对我说。
我没有表示赞同。我伸手向面前一扫，又说：“可是战争却把贝鲁特毁成了这个样子，难道你们不心疼吗？”
大胡子民兵听到这话，没有回答。他把两支手抬到半空中，做了一个耸肩的动作。意思好像是在说：那又有什么办法？
我们的车子在市区的街道上缓慢地行驶着。由于战争，贝鲁特的街道上已经没有了交通警察，也没有红绿灯，每一个路口都有一两个沙袋垒成的岗哨。代替交通警察管理交通的是叙利亚部队的士兵和一些武装派别的民兵。他们五六个人一组，端着枪，站在各个路口。
我们的汽车在一个叙利亚士兵把守的路口停了下来。前面有几辆正在通过路口。我注意到每一辆车在开到士兵面前的时候都停下来，车里的人将车窗摇下来，看着士兵。那士兵大概也是厌烦了这样的程序，不耐烦地微微摆动一下头，汽车便开了过去。
（贝鲁特“绿线”图片）
我们前面还有两辆车。第一辆车按照前面同样的程序顺利地通过了路口，第二辆车开过去，在离我们的车子五六米的地方停了下来。然而，就在路口的士兵还没有来得及摆头示意的时候，那辆车却不知为什么开了出去。这时，只见几位士兵冲着那辆车大叫着，端起枪对着车后的地面一阵猛烈的扫射。子弹打在地面上，再弹射到那辆车的尾部，发出震耳的金属声。
我和老封隔着车窗玻璃看着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在猛烈的枪声中，前面那辆车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惊恐万状地从车门里钻了出来。他向上举起双手，扑通一下双膝着地，跪在了地上，嘴里不停地对士兵们说着什么。士兵们冲上前去，一把抓住那人，连推带搡将他带进了沙袋垒起的岗哨里。
路口很快恢复了正常，一位士兵示意我们将车开过去。在确认那位士兵已经摆头放行后，老封才小心翼翼地发动了汽车。在我们的车后，我听见岗哨里传出阵阵的呵斥声和痛苦的叫喊声。
我到达贝鲁特的一周后，奥恩将军的部队终于顶不住叙利亚军队和穆斯林各派武装的强大炮火，宣布投降。奥恩将军本人也从设在贝鲁特北部山区总统府内的临时司令部仓皇出逃，到法国的马赛避难去了。
几天后，在叙利亚和阿拉伯各国以及法国等的调解下，黎巴嫩交战各方达成了一项全面的停火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基督教和穆斯林几个主要党派同意按照黎巴嫩人口的比例重新进行权力分配。战火就这样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虽然由于人们担心这一次的停火也许会像过去无数次失败的停火那样转瞬即逝，贝鲁特并没有马上出现欢庆的场面，然而随着枪炮声的消失，贝鲁特很快显露出了生机。几天之内，我惊奇地发现，许多商店迅速地恢复了营业。不少公司开始上班。越来越多的学生回到了教室。一个又一个的发电厂被修复，停电的时间也在明显地缩短。大街上居然出现了戴着白色大沿帽的交通警察。
说实话，我为这座城市所具有的如此活力所折服。十几年的战争不仅使得他们对于战争产生了极大的厌恶和漠然，也使得这里的人民具有了很强的生存能力。
我初到贝鲁特的时候，曾到一家地下商场采访，正赶上地面上发生炮击。巨大的爆炸立即让整个商场变得一片漆黑。就在这时，我发现一盏一盏的烛光亮了起来，很快，整个商场映照在一片柔和的烛光中。人们似乎对刚才地面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全然不知，顾客和营业员继续着他们刚才的讨价还价。
后来，我明白了在贝鲁特人对战争的这种漠然态度的背后是什么东西。他们是在积蓄着能量。他们是在炮火下孕育着再生的活力。他们当然也在耐心地等待着和平终于来临的那一天。
停战几天之后，我和老封决定去做一次意义非凡的采访：踏访被称为死亡之线的贝鲁特“绿线”。“绿线”原本是贝鲁特市区的一条主要的繁华街道，顺着大街，旁边有一条小河沟。“绿线”宽约二三十米，长达八公里。在它的东部是贝鲁特基督教聚居的东区，而在它的对面就是贝鲁特西区，这里是穆斯林人主要的居住区。“绿线”成了贝鲁特东西区天然的隔离带。内战时期，这里成了基督教与穆斯林两派武装势力火力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战事最频繁的地区。“绿线”两边原来都是林立的高楼和生意兴隆的店铺。战争爆发后，两派的武装人员经常以这些高楼和店铺为掩护，相互对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用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进行对射。后来，武器的火力变得越来越猛烈。有时候，民兵们扛着肩扛式火箭筒攻击对面高楼里的敌人。自然，敌人们也以同样的火力和重武器还以颜色。随着战斗的不断升级，“绿线”周围人员死伤的情况屡有发生。为了躲避战火，两侧的居民们纷纷弃家而逃，两边店铺的商人们也弃店而去，留下空空荡荡的大街和一栋栋无人居住的空楼。于是，这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交战地带。由于这里每天死伤人员无数，贝鲁特人也将它称为“死亡地带”。黎巴嫩内战期间达成过无数次的停火，而贝鲁特的每一次停火都是以这一地带作为和平的分界线。于是，这里也被叫做“绿线”。
“绿线”的起点和终点各有一个标志。一头是黎巴嫩高等法院，另一头是贝鲁特体育场。我和老封从高等法院这一头开始了我们这次踏访。
汽车驶入“绿线”，映入我们视线的景象可以说是令人发指的。道路两旁一辆辆烧焦了的汽车横七竖八地废弃在那里。有的车只剩下一个铁架子，有的上面布满了硬币大小的枪眼。在“绿线”，由于十几年的战乱，这里的杂草竟然长到两三米高！杂草遮住了路边废弃的汽车，挡住了两边原来的店铺。放眼望去，这些长相古怪的植物贯穿着整个“绿线”。我感到仿佛进入了一片死气沉沉的野生植物园。我只能用“满目疮痍”这几个字来形容“绿线”两边建筑物的景象。一栋栋十几层高的大楼大部分只剩下钢筋水泥的龙骨架。有的楼一半被炮火炸得塌陷了下去，有的中间被炸出一个大洞。大楼面朝“绿线”的一面墙壁上到处是枪眼和烧焦了的痕迹。变了形的钢筋荡在空中，像是怪物伸出的爪，面目狰狞。
我和老封一路走一路停。每到一处另人触目惊心的地方，我便跳下汽车，拿起我那台傻瓜相机，疯狂地拍摄。
那一天，八公里的“绿线”我们走了两个小时，我也用掉了四卷胶卷。最后，我们来到了“绿线”的另一端：贝鲁特体育场附近。贝鲁特体育场是黎巴嫩举行大型活动经常使用的场所。战争前，黎巴嫩每年的国庆活动都在这里举行。黎巴嫩共和国三军仪仗队就是从“绿线”行进到这个体育场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如今，这个体育场已经彻底废弃。体育场外面的高墙到处是断壁残垣。体育场内数百辆如同废铁一般的汽车堆成了一座巨大的钢铁之山。
从体育场出来，我们来到了附近两栋被炸毁的楼房中间。在一堆瓦砾中，我突然发现一位老人正在那里徘徊。他一边艰难地在瓦砾中行走着，一边眼睛四处寻觅着什么，嘴里还发出轻轻的呼唤声。
我和老封走到老人跟前。老封用阿拉伯语问老人：“老人家，您在这里做什么啊？”看到老人迷惑的眼神，老封连忙向他解释，我们是中国人，来看看“绿线”。
老人放下了心。他回答说：“我来找我的猫。”
“猫？您的猫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啊？”
老人看看我们。片刻之后，他在瓦砾中站稳了身子，用手指指左边一栋楼房，告诉我们：“几年前，我就住在这栋楼里。我孤老头子一个人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只有我的猫和我做伴。后来，战斗越来越激烈，楼里许多住户都搬走了。我当时想能坚持一天算一天。有一天，一枚火箭钻进了我隔壁家。那家人全被炸死了。于是，我终于下决心搬到了郊区一个亲戚家里。可是我那该死的猫却总也忘不了这地方。隔段时间，它总会偷偷地跑回到这里来。”
老人说着，眼睛又开始四处巡视。他像是自言自语道：“也不知道你有什么难舍难分的。”
看着老人在废墟中渐渐离去的背影，听着他“喵、喵”的呼唤声，我的眼圈一下子湿润了。以前只听说过人类会为了家败人亡而含泪望穿双眼，没想到，动物也会如此依恋故土。
离开“绿线”后，我坐在车上一言不发。看着眼前这千疮百孔的城市，一栋栋倒塌的楼房，断裂的高架桥和行色匆匆的行人，我无法相信面前这个城市就是那个被称为“中东小巴黎”的贝鲁特。我也无法去想象它当年的美丽。回想刚才那位老人讲述的故事，再看看这满目疮痍，我忍不住惊叹战争的破坏力。
一晃我在贝鲁特已经住了二十多天。总分社考虑到这里战事稍趋平静，而海湾危机却日益严重，决定调我返回开罗。
临走前一天，老封夫妇对我说，来了贝鲁特这么多天，他们还没有带我去过北部山区。他们说，那里可以看到贝鲁特的全貌，还可以真正了解贝鲁特曾经是多么地美丽。当天下午我们三人决定乘车前往北部山区。
北部山区是基督教居住的一个富人区，也是遭受战争破坏程度最轻的地区。从这里登高望远，贝鲁特的全貌尽收眼底。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慢慢地爬行着。渐渐地，两边开始出现了郁郁葱葱的景色。茂密的松树漫山遍野，路边盛开着各种颜色鲜艳的花朵。远处几只山鹰在山谷中悠然地滑翔着。在山鹰的下面，丛林环抱中依稀可见几栋白色的小洋楼。
（美丽的贝鲁特图片）
汽车上到了北部山区的一个制高点。公路里侧有一个非常别致的度假酒店。酒店的对面则是一个不大的咖啡馆。咖啡馆的坐椅全部摆放在露天，隔着一道栏杆，下面就是贝鲁特市区。我们决定在这里小坐一会儿，一面喝点饮料，一面欣赏一下山下的景色。
那一天，贝鲁特天气晴朗。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几丝白云。白云下面的城市在阳光中清晰可见。一栋栋楼房的中间，依稀可见缓缓行驶的汽车。远处的海边，白色的浪花像是一条温柔的丝带，环绕在蓝色的大海与城市之间。此刻的贝鲁特真像是天空中一轮新月，显得那样地平静，那样地祥和。
走出咖啡馆的大门，猛然间，公路上急速驶来一辆小轿车。来到近前，我才看清，这是一辆红色的“法拉利”敞篷跑车。驾驶员座位上坐着一位身穿白色连衣裙的金发少女，稚嫩而白皙的脸上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跑车高速驶过我们面前，带着一阵风向山下飞驶而去。车里那长长的金发纷纷地飘舞着。
我回头看看老封。
老封淡然一笑，不无感慨地对我说：“贝鲁特快要活过来喽！”
的确，贝鲁特要活过来了。
看着蓝天白云下的贝鲁特，我对老封的这句话确信不疑。
我相信饱经了战争磨难的贝鲁特一定会劫后余生。愿上帝保佑这座美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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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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