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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伊始，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分崩离析，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划分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原有的天平迅速失去了平衡。这其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变化最富戏剧性。在波兰、在捷克斯洛伐克、在罗马尼亚，民主派人士领导的反对一党专制的斗争纷纷取得胜利。一时间，多党制和民主制像是一阵时髦的春风吹遍了整个东欧。伴随而来的是一个个小共和国的独立风潮，立陶宛、爱沙尼亚、拉托维亚、捷克、斯洛伐克，等等。很快，独立风潮刮到了原来并不完全属于东方阵营的南斯拉夫联邦。南斯拉夫联邦中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和马其顿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就在西方国家为发生在南斯拉夫这一变故暗自高兴之时，南斯拉夫联邦中的另一个共和国也跟着宣布了独立。这就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共和国的独立。然而，恐怕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波黑的独立却就此引发了一场二战之后欧洲大陆上规模最大的内战。一九九二年，由于波黑境内穆斯林、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大民族在权力分配、领土划分以及传统、历史、宗教上的巨大分歧，波黑爆发了全面的内战。
波黑内战爆发不久，很快，与波黑三大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以及伊斯兰国家和西欧等国也不同程度地牵扯了进来。战火迅速地从波黑首府萨拉热窝蔓延到了波黑全境。随即，由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又和克罗地亚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前南所在的巴尔干地区素有欧洲的火药桶之称。欧洲人至今对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起刺杀奥国王储斐迪南大公的萨拉热窝事件心有余悸。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国际社会作出了强烈反应。联合国对南斯拉夫联盟实行了全面地制裁，并向前南地区派出了维和部队。北约组织也对波黑交战各方武装实施了无数次空中打击。然而，战争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成千上万的波黑百姓成了这场民族仇杀的牺牲品。几十万波黑人家破人亡，沦为了难民。曾经举办过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的波黑首府的萨拉热窝也成了一个“死亡之城”、“恐怖之城”。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萨拉热窝“死亡大道”上的假日饭店图片）
一九九五年初，波黑内战进入第四个年头。由于当时战事发展越来越紧张，我所在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国际记者组通过电视台外事处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希望他们能够支持并同意我们派记者前往前南地区采访波黑战争。然而，眼看着北约开始对波黑进行空袭，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维和部队进驻波黑了，没有消息；萨拉热窝激战不休，我们还是没有消息。当时是由我负责起草我们赴前南地区采访的所有报告和联系相关的事宜。直到一九九五年七、八月份，我手里的报告已经攒了足足一厚摞。然而，我们得到的唯一答复是，考虑到波黑内战的危险性，暂时不宜派记者前往。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赴美国采访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十一月，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日本大阪，报道在那里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从大阪回到北京，我又专访了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一连串紧张的采访报道任务后我几乎忘记了去波黑采访的事情。
十二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我们要求赴前南地区采访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广电部同意我们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分别组成报道组赴前南地区采访。此时，波黑战火已渐趋平静。几个月前，波黑交战各方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斡旋下已经初步达成了一项名为“代顿协议”的和平协议。各方定于十二月中旬在巴黎签署和平协议。
接到通知，《焦点访谈》所在的新闻中心立刻召开协调会议，并迅速组成了一个五人的报道组。报道组的记者由我担任，另外四位是国际新闻组编辑唐湘伟、摄像记者王卓、录像师马玉燕和卫星技术工程师杨建。我们五个人中唯一的女性是录音师老马。考虑到我对国际事件报道的经验，新闻中心决定报道组由我来临时负责。
由于我们这次采访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派记者前往战乱地区实地采访，我们赴波黑的消息也引起了许多好心的同事和朋友的关心。有的人建议我们为自己准备一些必要的战争地区装备。在中央电视台一位军事记者的帮助下，我到北京武警总部的一家服务公司购买了五套防弹背心和钢盔，以及急救包等。就在一切基本准备就绪的时候，新闻评论部主任孙玉胜提出，评论部要为我们五个人每人购买一份战争地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孙玉胜让我来联系这件事。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有和保险公司打过任何交道。
当我拨通北京一个又一个保险公司电话的时候，我感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接电话的往往都是某个保险公司经理秘书或者办公室主任。听到我们的情况，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非常为难。在请示公司领导之后，他们答复是，他们目前都还没有这种保险服务项目，因此无法为我们保险。任凭我如何解释，对方都是一句话：非常抱歉。其中有一家保险公司的一位经理秘书在电话里终于向我道出了原委。
“水先生，就像你们电视台不会去拍一条不能播放的新闻一样，我们公司也不能去做一笔赔本的生意。希望您能理解，”那位年轻的女秘书振振有辞地对我说道。显然，这家公司已经断定，我们去波黑定是有去无回了。
保险公司不愿做不保险的生意，这是我对我们市场经济下新生的保险公司的第一印象。从那之后，我总是对各种找上门来的保险公司抱有极大的成见。
碰了一鼻子灰后，我最后还是通过朋友关系联系到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一位老总。老总听了我们的情况后，当即拍板，破例让他下属的一家公司为我们每人办理了八十万元人民币的战争意外伤害保险。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我们一行五人在首都机场登上了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在米兰机场做了短暂的停留之后，我们到达了意大利首都罗马。按照原定时间，我们在罗马机场只有四十五分钟的转机时间。可是，当我们五个人提着大包小包各种行李、器材，穿过罗马机场那一个又一个卫星厅最后气喘吁吁地赶到克罗地亚航空公司登机口的时候，那里的工作人员不紧不慢地告诉我们，飞机晚点了。由于天气的原因，克罗地亚航空公司的飞机此时还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大约五个小时后，广播里终于传来了消息：前往克罗地亚的乘客可以登机了。
克罗地亚航空公司的飞机是一架前苏联造的安—24客机。飞机小得可怜，只有几十的座位。客舱里一边各两排座位。中间的通道非常窄，稍微胖一点的人必须侧过身子一步一步地往前挪。上了飞机，我们才知道，在到达萨格勒布之前，飞机中途还要在克罗地亚城市斯普林特做短暂停留。
此时，我们离开北京已经将近二十个小时。长途的飞行令报道组人员疲惫不堪。上了飞机后，摄像记者王卓、编辑唐湘伟、工程师杨建纷纷倒头大睡，只有录音师老马和我还有点精神。出国旅行，时差的区别经常使人“颠三倒四”。大白天昏昏欲睡，而到了晚上却神采奕奕。我看看坐在后排的老马，老马冲我微微一笑，对我说：
“没事儿。”
老马是报道组五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位女性。记得在北京出发前，我告诉老马，这次我们是去战争地区，可能会很艰苦，希望她心里有所准备。当时老马也是对我微微一笑，也是这三个字：没事儿。
飞机在夜空中颠簸着飞行。透过圆形的机窗，外面的云层在月光中呈现出各种奇怪的造型。东欧的天空以及东欧的飞机总是让人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一九八九年一月，我第一次前往中东总分社时，也曾穿越过这片天空。当时我是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乘飞机南下飞往开罗。记得那次我坐的是罗马尼亚航空公司的一架安—24飞机。飞机起飞后就开始在奇形怪状的云层里剧烈地颠簸起来。我坐在靠近飞机机翼的窗口位置。看着在气流中猛烈颤抖的机翼，我感到阵阵的心悸。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的飞机安全地降落在了斯特林普机场。这里已经可以感受到战争的气氛。机场上停着一排排的战斗机和军用运输机。机场候机大厅里随处可见身着迷彩服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人员和克罗地亚军人。斯特林普在前南地区冲突中充当着克罗地亚的大后方。从德国等地运来的大批物资就是从这里再被运往克罗地亚各地的。斯特林普也是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和物资集散的一个重要机场。从这里到萨格勒布只需要再飞行半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我们再次登上了飞机，继续我们从北京开始的漫长航程的最后一段。我算了算，从北京出发到现在，我们已经度过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这二十四小时里，我们只在飞机上吃了一顿空中快餐。一路的饥饿和劳顿已使得报道组成员各个神情麻木，双目呆滞。卫星工程师杨建是个素食主义者。一路上，除了自带的一包饼干外，他拒绝吃任何东西，摄像记者王卓则正好相反。他不仅连吃了两盒飞机上的快餐，而且还把自己带着的所有能吃的东西洗劫一空。此时，他嘴里正在不停地嚼着老马给他的一块口香糖。上了飞机，我安慰大家说，克罗地亚使馆的同志正在机场等我们。见到他们，我们马上就有“救”了。使馆的同志肯定会带我们饱餐一顿的。我一边说着，一边往肚子里咽着口水。说实话，这时候我自己也饿得快顶不住了。
当地时间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晚十一点，我们终于到达了萨格勒布。一出机场，我马上就听见有人在用中文喊我的名字。抬头看，是一位中国人。喊我的人是中国驻克罗地亚使馆的一等秘书蒋巧云。她的身旁还站着一位老头。那是使馆的克罗地亚雇员、司机格拉希齐。见到我们后，蒋巧云女士高兴地说：
“啊呀，可算是接到你们了。我和格拉希齐在机场已经等了五个小时了。”
我赶紧解释说飞机晚点了。
格拉希齐开车直接把我们送到了使馆在萨格勒布市为我们订好的一家旅馆。旅馆就在萨格勒布市中心的一个商业区旁边。门口是一条鹅卵石铺城的小路。正对着旅馆，就是一条商业街。由于我们到的时候已是深夜十二点，这里的店铺早已关门了。门口静悄悄地，没有一个行人，只有几盏老式的路灯在黑夜里闪着昏暗的灯光。
进了旅馆房间，蒋巧云告诉我们，就在我们正在飞机上的时候，当天上午，波黑冲突有关三方领导人——南斯拉夫联盟主席米洛舍维齐、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以及波黑穆斯林族总统伊泽特贝格维齐已经在巴黎正式签署了代顿和平协议。也就是说，波黑内战现在已经算是停了。但是蒋巧云说，据当地新闻媒体报道，在波黑境内，包括萨拉热窝，目前不时还有零星的战斗和冷枪、冷炮。
听到蒋巧云的话，我心急如焚。我们这次主要的目标是萨拉热窝。现在和平协议已经签署，那里肯定会有一系列很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发生。我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到联合国维和部队设在萨格勒布的新闻中心联系如何尽快赶到萨拉热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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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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