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1.30 16:29 |
|
联合国驻前南地区维和部队总司令部设在萨格勒布市郊的一个大院内。维和部队的新闻中心也设在这个大院内。这里原来是克罗地亚部队的一处军营。
从北京出发前，我曾通过电话和传真同新闻中心的一位名叫苏珊·罗希尼的小姐取得了联系。我告诉她我们一行五人要前往萨拉热窝采访，希望联合国方面提供帮助。罗希尼小姐当时在电话里说，一切手续必须等到我们到达萨格勒布后才能办理。
十二月十五日，我们在新闻中心大院内的一处临时搭建的办公室里找到了罗希尼小姐。一见面，罗希尼立刻面露难色。她说，最近一段时间，要求前往萨拉热窝的记者特别多。现在在波黑各地的外国记者总数已经接近三千，而在萨格勒布仍有好几百个各国记者等待进入波黑。据罗希尼小姐介绍，联合国有一架运输机每周两次飞往萨拉热窝。飞机主要运送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人员和物资。只有当飞机上还有空余地方时，才能允许一部分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搭乘。因此，每趟飞萨拉热窝，能够搭乘飞机的记者人数是十分有限的。罗希尼说，现在在她这里登记排队的记者就有两百多人。如果我们也要登记排队的话，至少要等两周以上。
听到罗希尼小姐的介绍，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一般情况下，去萨拉热窝只有三条途径。除了乘坐联合国的运输机之外，还有两条路可以进入波黑。一条是通过地面从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进入萨拉热窝的塞族控制区，然后再从塞控区进入萨拉热窝。但是东欧地区的许多地方在严冬季节往往是大雪封山。而当时正值十二月份，南斯拉夫这条路已经彻底不通了。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从萨格勒布乘车进入波黑。这条路虽然当时还没有完全封闭，但是危险性极大。不但路面积雪很厚，行车非常困难，而且一路上还要穿过几处地雷区。即便是熟悉路况的司机一般也不愿走这条路。
看来，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如何尽快搭上联合国的运输机。
看着苏珊·罗希尼小姐在办公室里来回奔跑忙乱的样子，我决定对她进行一番“亲善”攻势，力争能够从她这里走个“后门”。罗希尼小姐个子不高，皮肤很黑，有点像是南亚一带的人。看到她略有空闲，我便凑上前去，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问她：
“罗希尼小姐，在这里工作一定很累吧？”
“是啊，你看看我刚才忙乱的样子。每天都有大量的电话和传真要处理，还要安排记者们的采访。简直是太糟了！”罗希尼像是找到了知音，开始向我诉起了苦。我一边听她说话，一边竭力地想猜出她是哪里人。我问她：
“你一定是南亚地区的人，印度？”
罗希尼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说：
“你说得很对！很多人第一次见我都以为我是孟加拉国或者巴基斯坦人呢，你真是太棒了！”罗希尼脸上露出了愉快的样子，我谦虚地笑笑。
“主要是你的英文讲得非常地道，南亚地区只有印度人才能讲出如此地道的英文。”我不失时机地恭维道。听到我这话，罗希尼高兴极了。她说：
“你说得很对，印度的英文是最正宗的。”
“罗希尼，你去过我们中国吗？”我换了个话题问罗希尼小姐，心里已准备好了继续表示“亲善”的下文。罗希尼略显遗憾地回答说，没有，不过她很想去。我马上说：
“一定争取去一次中国，你绝对不会失望的。我可以给你当向导。”
这时，罗希尼小姐脸上的笑容只能用“灿烂”来形容了。此后，我们又聊了很多话题。当然那些话题都是我精心考虑过的友好话题，比如中印两国的友好、纽约联合国总部附近最好吃的中餐馆，等等。我们谈得很投机，她开始简称我为“水”，我也叫她“苏珊”。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这时，我意识到我和罗希尼谈话的气氛已经很友好了。于是，我把话题一转，悄悄地问她：
“苏珊，你知道我们不能在这里等的时间太长。有没有任何可能性可以让我们早一点坐上联合国的飞机？”
罗希尼小姐看看我，突然笑了。我不知道她是否在笑我刚才的小聪明。她看了看手里的一份名单，犹豫了片刻后说，下一班飞机两天后起飞，现在飞机上还有两个空座。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往往在飞机起飞的当天会有人临时不走了。罗希尼说，她可以帮我们先订上那两个座位，如果当天还有人取消飞行，她马上通知我们。我赶紧向罗希尼表示感谢，并给她留下了中国大使馆和我们旅馆的电话。
出了新闻中心的办公室，我这才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其他几位同事。听了我的描述，摄像记者王卓认真地问我：
“你真的听出来她是印度人了？”
我摇摇头，得意地对他说：“我也是瞎猜的，没想到还真让我给蒙着了。”
从维和部队司令部大院出来，我注意到大院一侧的院墙外有一堵用砖头垒成的矮墙。矮墙大约有一两百米长，一米多高。墙头上摆放着许许多多的点燃的蜡烛，墙根下也有一些鲜花。我们走到近前，才发现矮墙上的每一块砖头上都写着一个名字和两个不同的年份。有些砖头旁还挂着一副单人的照片。
陪同我们的克罗地亚司机格拉希齐告诉我，在战争中，许多克罗地亚人都牺牲了。死难者的亲人为了纪念死者，同时也为了向联合国展示战争的罪行，将死去的人的名字写在砖头上，码放在维和部队大院的外面。久而久之，这里就形成了一堵矮墙。格拉希齐还告诉我，现在每天都会有人来到这里，用一支蜡烛或者一束鲜花来凭吊他们死去的亲人。听了格拉希齐的话，我再一次认真地看了看墙上的名字和照片。这些死难者大多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们死去的时间集中在一九九二、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
正在这时，从矮墙的另一头走过来两位老年夫妇。他们互相搀扶着，来到了矮墙的跟前。在矮墙的尽头，两位老人停住了脚步。其中的老妇人弯下身去，从一个提包里拿出一支红色的蜡烛，在她身旁的老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火柴，双手颤抖着点燃了火柴，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那支红色的蜡烛点燃。老妇人走过去，轻轻地将蜡烛放在矮墙的墙头。然后，两位老人面对着那堵用暗红色耐火砖垒起的矮墙，默默地站在寒风里。我静静地站在一旁，不敢打扰他们。
等到他们快要起身离开时，我走过去拦住了他们。我用英文告诉他们，我们是中国的记者，并请他们告诉我他们刚才悼念的人是谁。老妇人将身上的大衣拢了拢，先开了口。她告诉我，他们是来看望他们死去的小外孙的。她说，他们的小外孙是克罗地亚部队的一名士兵。三年前在和南斯拉夫联盟军队的一场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了。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一岁。这时，站在一旁的老先生对我说：
“你刚才说你们是中国人？”
我回答是。老先生说：
“我的小外孙以前总说，他希望有一天去中国学习东方文学。可惜他的愿望永远也不能实现了。”老先生用手将头上戴着的一顶皮绒帽轻轻地抬了一下，对我们说：
“我们今天代表他向来自中国的朋友致意。”
既然联合国的运输机要在两天后才能飞往萨拉热窝，我们决定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在萨格勒布做一些采访。我把这一些想法告诉了中国驻克罗地亚使馆的谢大使和蒋巧云女士，希望他们能帮助提供一些相关采访的线索。大使说，在克罗地亚东部有一个很大的波黑难民营。这个难民营由联合国难民署负责。谢大使本人认识难民署的一位官员，他表示可以帮助我们联系去那里采访，交通问题由使馆来负责。
当天晚上，蒋巧云打电话来说，难民营那里已经联系好，使馆准备派一辆面包车第二天送我们去那里。蒋巧云还说，大使同意明天由她来陪同我们一起去采访难民营。我听了后心中暗喜。蒋女士就是学塞尔维亚语的。有她跟我们一起去，采访时语言上就没有困难了。只是要难为她一位堂堂外交官为我们记者充当翻译了。
这些年来，每次从国外采访归来，我心里都有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因为每当我们到一个国家采访，都会得到驻那里的中国使馆的大力协助。不论是埃及、黎巴嫩，还是克罗地亚以及后来的约旦、伊拉克。使馆待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从衣食住行，到联系采访。可以说，这些使馆几乎是有求必应。说句实话，没有使馆，还不知道我们会多出多少麻烦。第二天一早，蒋巧云和司机格拉希齐按时出现在了我们旅馆的门前。上午九点，我们出发了。老格拉希齐告诉我们，从萨格勒布到加辛齐难民营大约有三百多公里的路程。他说，现在冬季雪多，路面不好走，估计我们要走四个多小时。
汽车很快出了萨格勒布市区。克罗地亚位于波黑北部。在它的东南面是现在的南斯拉夫联盟。在它的西北是德国。克罗地亚无论从地理面貌还是气侯状况上都属于典型的东欧国家。这里夏天温暖湿润，而在冬季则是一片冰天雪地。我们的面包车小心谨慎地行驶在公路上。两边的是一片白茫茫的原野。原野上空很低的地方密布着一层浓浓的雾。透过浓雾依稀可以看到几棵大树和孤零零的农舍。看着眼前的景色，我在心里思忖着：这里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地？为什么这里要被人们称为是一个容易爆炸的“火药桶”？莫非是寒冷的气候更容易让人采取激烈的行动？我不得而知，眼前依然是浓浓的迷雾。
为了赶路，我们决定先不吃午饭，等到了难民营再说。汽车不停地在开。奇怪的是，到了下午两点多，我们还没有看到难民署官员告诉蒋巧云的那个路边指示牌。于是，我们让司机格拉希齐下去问路。格拉希齐一回到车上就开始向我们道歉。原来，老头一不留神，早已将车开过了！在蒋巧云的埋怨声中，格拉希齐一边不住的道歉，一边将车子掉过头来。
下午三点多，我们终于看到了路牌。汽车从大路拐上了一条小路。远远地，我们看见一排一排的平房。这里就是加辛齐难民营。这时，天气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东欧地区的冬季，白天奇短，每天下午三点多，天色就开始变暗。摄像记者王卓在一旁不断地提醒我，如果要采访，动作一定要快，否则天一黑，就拍不了什么东西了。
我们很快找到了一直在等待我们到来的难民营负责人，并对他进行了采访。
加辛齐难民营一共住着将近六百名波黑难民。他们都是从波黑逃到克罗地亚的难民，以老人和儿童居多。联合国难民署在这里为他们提供基本的食宿条件，并设法安排他们重返家园。据介绍，现在最大的难题是这些难民的重返问题。因为波黑战火虽然已经停止，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这些难民的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把这些难民往哪里安排是最大的问题。
采访完难民营负责人，我们来到难民营的大院里。这里足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一排排的简易活动住房密密麻麻排列在大院里，显得十分拥挤。我们走进了几家难民的家。每一个房间里都放着两三张上下两层的架子床。房间中间是一个取暖烧水用的煤烟炉。房间里拥挤不堪。在其中一家，我采访了一个十四五岁模样的小男孩。小男孩告诉我们，他的家原来在波黑的一个小村庄里。战争爆发后，他们村里的很多人都被杀了，其中包括他的父母亲和一个哥哥。他和他的外公、姨姨、姨夫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一起逃了出来，现在住在这个难民营里。我问他：
“现在战争已经停止了，你想不想回去？”
“不想。”小男孩问答说。他盘着腿坐在铁架子床的下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为什么不想回去？难道你不想回去继续上学吗？”我问道。
“不想。我害怕回到那个地方。我想去美国上学，然后就永远不回来了。”他说。
从小男孩家里出来，在一排排难民房旁边的一条马路上，我们看见有十几个八九岁的小孩站在那里正在好奇地看着我们。我招呼摄像记者王卓向孩子们走去。看见我们走来，小孩子们像是惊弓之鸟，“哗”地一下子四散而逃。一直跟在我们身旁的蒋巧云这时赶紧用塞尔维亚语对他们说，我们是来自中国的记者，他们不用害怕。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温度中这些孩子们每人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秋衣。有一个小女孩光着脚丫子穿着一双夏天的凉鞋。我走上前去，让蒋巧云问那个小女孩她冷不冷。小女孩摇摇头。我接着问她现在上不上学，小女孩又是摇摇头。我又问她父母亲是不是也在这个难民营里。蒋巧云再一次把问题翻译过去。小女孩听了以后，摇摇头，张开嘴说出了一个词：
“死了。”
（永远不想回来的小男孩图片）
此时虽然我身上穿着羽绒服、棉毛裤全副武装，但是在室外采访了这么一会儿，我这时已经冻得浑身发抖，上下牙直打架。
告别了在寒风里瑟瑟发抖的孩子们，我们顺着大路往门外汽车上走去。这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走到一个拐弯处，我们突然听见从后面传来了呼叫声。我们一起扭头，只见一位老妇人正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向我们走来。我和蒋巧云迎上前去。老妇人对蒋巧云说，她听说来了记者，一定要见我们一下。我问她，想对我们说些什么。老人把头上的三角头巾正了正，指着王卓的摄像机说：
“你对着我。”老人一只手拄着拐杖说，“我是波黑××村的一位村民。我们村的人在战争中全部死掉了，村子也烧光了，我现在没有一个亲人，一个都没有了。我的家也没有了。你们说说，我该到哪里去？”
加辛齐难民营的大铁门在我们的身后渐渐远去。我回过头，借着昏暗的灯光，看见大铁门门口站着许多人。他们在向我们挥手告别。在他们中间，我似乎看见了刚才那位拄着拐杖的老太太。我下意识地抬起右手，机械地在车里摇了摇。
第二天，我们到萨格勒布的教堂、大街上和商业区做了一些采访。由于使馆的帮助，我们采访了波黑驻克罗地亚大使和克罗地亚外交部长。我们还参加了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当天下午就签署巴黎和平协议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当天晚上，我们在克罗地亚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北京传回了一期《焦点访谈》——《停战以后波黑行之一》。次日上午，我房间的电话响了。是联合国维和部队新闻中心的罗希尼小姐。
“水，我帮你们订到了今天下午去萨拉热窝的全部座位。全部！五个人！”
我想，如果当时我在罗希尼小姐的身旁，我一定会拥抱她。因为她的“后门”，我们至少要比两百多个记者早好几天到达那个被称为“恐怖之城”的萨拉热窝。
|
|
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