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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三点，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苏制大型运输机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飞上了天空。看着机舱内满满当当的集装箱和扭曲着身体坐在货物夹缝中间的其他四位同事，此时此刻，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我知道，这不是一次一般意义上的出国采访。我们将去的地方既没有在机场热情迎接的使馆人员，也没有方便的交通，更没有舒适的旅馆。四年的波黑战争已使得萨拉热窝彻底瘫痪，而且至今依然到处是危险。我们面临的将不仅仅是艰苦的生活和采访条件，而且还有对我们人身安全的威胁。
在萨格勒布出发前，我们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解决我们报道组五个人在萨拉热窝的住处。克罗地亚使馆的谢大使告诉我们，由于战火的破坏，萨拉热窝绝大部分的旅馆都被炸毁。唯独坚持营业的有两家旅馆，一家是著名的五星级宾馆——萨拉热窝假日饭店。但是，在去年的一次炮战中，假日饭店大楼的一半被炮火彻底炸毁，目前只有几层楼能够营业。另一家饭店是一家只有几层楼的小酒店——波斯尼亚酒店。萨格勒布通往萨拉热窝的电话非常难通。拨一二十次，偶尔只能通一次。我费尽了周折好不容易打通了假日饭店的电话。对方回答我：房间全部满了。再拨几十次，我打通了波斯尼亚酒店的电话。这家酒店前台的服务员倒是很客气，但是一听我要订房间，马上对我说：
“先生，我希望你现在能到我们这里来看看。我们大厅里的地上都被你们这些记者占满了。现在，我的面前就站着几十个人跟我要房间，走道里都是人！”
（图片：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在前往萨拉热窝的联合国运输机上左为摄像记者王卓）
此后，任凭我如何解释，说我们是中国记者，说我们第一次来，说我们就算是求求他们了，那家饭店的服务员还是那句话：没戏。
无奈之中，我想到了我在新华社的老同事、当时在克罗地亚任记者的黄泳。两年前，黄泳被派到克罗地亚当记者。由于前南冲突的缘故，黄泳曾几次前往波黑采访，他对波黑的情况非常熟悉。不巧的是，在我们到达萨格勒布之前，黄泳去了波黑穆斯林重镇图兹拉采访。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黄泳在图兹拉的电话。听到是我，黄泳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小子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在电话里声音大得惊人。我说明了情况，并请他无论如何帮忙。
黄泳说，他以前几次去萨拉热窝都是住波斯尼亚酒店，只有一次住在当地一位老百姓的家里。他说，那是一位老太太的家。老太太的家人都逃出了萨拉热窝，现在家里只有她一个人。房子蛮大。不过，黄泳又说，不知道现在老太太还在不在。他只有老太太的一个侄子的电话，找到这个人也许能找到那位太太。按照黄泳给的电话，我又拨了不知道多少遍电话。终于，在临出发前的那天上午，我找到了老太太的那位侄子。当听说我是黄泳的朋友，那位侄子马上说：
“AH，MR.HUANG'SFRIEND，NOPROBLEM.（啊，黄先生的朋友，没问题。）”
他告诉我，我们到了以后再给他打这个电话，然后就飞快地把电话挂了。
我把萨拉热窝的这种情况告诉了报道组其他同事。之后，我又单独找了录音师马玉燕。我对她说，我们去萨拉热窝很可能要住到当地老百姓家里，而且还不知道人家家里地方有多大。我说，您一个女同志，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如果您不想去，我可以在萨格勒布旅馆留一个房间，您在这里等我们。老马一听我这话，不假思索地又对我说了那三个字：
“没事儿。”
联合国的运输机开始下降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运输机。和客机不一样，上运输机之前，从飞机屁股后面落下来一块大铁板，斜着立在地上，然后所有的乘客踩着铁板上的一个一个的防滑棱钻进飞机。运输机的机舱内空空荡荡，是一个大肚子，中间用来放集装箱的货物。在两边机舱的舱壁上各有一排折叠式的坐椅。那天飞机上的乘客严重超员，折叠坐椅很快就挤满了人，剩下没有座位的人手扶着集装箱上可以拉拽的地方干脆坐在机舱的地上。和我们一样，绝大多数乘客身上都穿着防弹背心，有的人还戴着钢盔。大家静静地坐在飞机上，偶尔视线不期而遇，相互只是会心地淡淡一笑。由于平时运输机拉的都是货物，所以运输机的飞行员恐怕从没有受过客机飞行的训练。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都是大起大落。估计在运输机飞行员看来，反正集装箱颠一下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害。果然，就在飞机落地的一瞬间，我们几十号乘客随着机舱内的集装箱腾空而起！
（图片：萨拉热窝机场，联合国运输机）
飞机停稳后，机舱后面的那块大铁板缓缓地打开了。我们尾随着其他乘客鱼贯而出，踏上了萨拉热窝的土地。天上正在下雪。透过纷飞的雪花，我看到机场四周空空如也。除了我们这一架运输机以外，停机坪上看不到其他飞机。机场周围是一圈铁丝网。沿着铁丝网，每隔一段可以看到一辆装甲车停在那里。在机场尽头的一片雪地中，有一架运输机头冲下栽在地上。靠近我们的飞机这一侧，有一栋三层的楼房，楼顶上树立着一个雷达天线。沿着楼顶的墙上，有一排英文字母：萨拉热窝机场。楼房四周的墙上到处是弹痕和枪眼，所有的窗户上都严严实实垒着沙袋。楼顶的每个角上都架着一挺机枪，机枪旁站着几名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士兵。
我们被带领着来到楼房旁边的一条泥泞的小路上，等待我们的行李。不一会儿，开过来一辆铲车。铲车上几十件大大小小的行李被一个巨大的军用网袋罩着。铲车开到我们近前，将网袋直接卸在了雪地上。我们报道组连电视器材加上个人的行李一共有十四件行李。机场上没有任何可以运载行李的工具。于是，我们五个人花了很长时间，分几次才将行李抬出了机场。
这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机场外面到处是维和部队的士兵。吉普车、卡车、装甲车穿梭不停。我们围着堆积如山的十四件行李，站在大雪中，不知所措。没有人来接，机场上没有任何公共交通，我们如何才能从这里去往十几公里外的萨拉热窝市区呢？走出去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们行李太多。另一方面，萨拉热窝机场是一个几平方公里的军事禁区。这里到处是地雷，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外面。维和部队只准车辆通行，不许步行。
天越来越黑。地上的雪也越积越厚。借着军车的车灯，我看见鹅毛般的雪片在飘舞着。
万般无奈，我和唐湘伟冲到路边，挨个拦住过往的军车，请求他们的帮助。然而，车上的人一听说我们五个人，还有十四件行李，都纷纷摇头表示无能为力。也不知道拦了多少辆车，终于有一辆小型卡车的司机同意拉我们出机场。我们一面道谢，一面飞快地将行李全部搬到卡车上。看着塞得满满的卡车货箱和已经挤着四个人的驾驶室，我发现我和王卓无论如何也坐不下了。我马上让唐湘伟带着其他两位同事和我们的行李先进城，等我和王卓再找到一辆车后再与他们会合。唐湘伟他们走后又过了大约半小时，我们终于搭上了维和部队的一辆装甲车。就这样，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黑夜里，我们坐着维和部队的装甲车离开了戒备森严的萨拉热窝机场。
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在萨拉热窝市找到了那位老太太的侄子，并很快来到老太太位于萨拉热窝市中心一栋五层的居民楼里。老太太名叫丝莱布列娜，大约七十岁出头。她高高的个子，非常和善。虽然布列娜不太会说英文，好在那天晚上她的一位侄女也在她家。那位侄女名叫纳蒂亚，是一名大学毕业生，英文讲得很流利。
通过纳蒂亚的翻译，我们很快和丝莱布列娜老太太谈好了房价。我们五个人住三间房，每天给她六百马克（相当于四百多美元）。由于这是我们在萨拉热窝能找到的唯一落脚点，所以我们也没有过多地和老太太讨价还价。
我们还要一个意外的收获，看到我们五个人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说塞尔维亚语，纳蒂亚主动提出，她可以充当我们在萨拉热窝采访期间的向导兼翻译。纳蒂亚在战争爆发前，曾经在萨拉热窝一家报社打过工，对新闻采访比较熟悉。她表示还可以帮助我们联系一些采访对象。大家一拍即合，我们当即决定每天付纳蒂亚两百马克，请她充当我们的临时雇员，第二天就开始工作。
当天晚上九点多，饥肠辘辘的我们按照丝莱布列娜的指示，来到附近的一条街道上，准备找一家饭馆填饱肚子。临出门的时候，丝莱布列娜提醒我们，一定要快去快回。她说，虽然已经停火，但是目前萨拉热窝依然很不安全。每天晚上十点开始实行宵禁，街上不许有人走动，而且随时还可能有冷枪。她要我们一定小心。听到这话，我们每个人赶紧回到房间拿出防弹背心穿在身上。
下了楼，我们快步走在一条很窄的街道上。整条街道大约有七八百米长。街道十分昏暗，只有一个路灯闪着黄色的暗光。街道的路面是用鹅卵石铺成的，一个一个椭圆形的鹅卵石在灯光的照耀下像是月夜里粼粼的波光。此时是晚上九点多一点，街道上已经空无一人，静悄悄的，只有我们五个人的脚步声在四周回荡。街道两边有一些住家和店铺，但是此时大都已经紧紧地关上了大门。
快走到街道的尽头时，我们终于看到了一家开着门的小饭馆。店里有两三个人正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看到我们进来，他们迎上来。其中一个会讲点英文的人很客气地对我们说，他们已经快关门了，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可吃的了，只有一种波黑当地传统的肉饼。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于是，每人要了一份肉饼和一杯饮料。
这家餐厅不大，总共大约有六七张餐桌。餐厅连接的一面有两扇大窗户，但不知为什么，此时窗户外面都钉着木板，里面的窗帘也拉得紧紧地。餐厅里没有电灯，我们进门的时候，看见在门口的一个收款台上点着一盏煤油灯。等我们坐下来的时候，餐厅的工作人员又拿来了一盏煤油灯，放在我们坐的餐桌上。餐厅里的工作人员都显得很神秘，他们每一个人脸上都是一副紧张的神情。我叫来那位会说英文的服务员，问他为什么他们的餐厅在营业时间还门窗紧闭，服务员用手指指外面，又指指餐厅里面，然后做出一个端枪射击的姿势，回答说：
“危险。”
我又问他为什么没有电灯。服务员说，萨拉热窝经常停电。然后，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压低嗓门比划着对我说：
“餐厅里有灯光，会很危险的。打枪的人可以看见。”
这时，我们要的肉饼端了上来。我们大家一看，不约而同地笑了。原来这就是我们中国北方的那种大饼夹肉。唯一不同的是里面放了一些奶酪、黄油、番茄酱之类的东西。“素食主义者”杨建一看当即摇头说不能吃，并说准备回去吃他从北京带来的方便面。其他人已经顾不上太多，拿起肉饼，狼吞虎咽起来。
正在这时，突然，外面传来一阵猛烈的响声。“噼噼啪啪”，声音听上去像是在放鞭炮，但仔细一听，是枪声。枪声大约离我们这里有几百米。听到枪声，包括我们五个人在内，餐厅里的人全都站了起来。大家互相看看，试图想从对方眼中弄清楚发生了什么。餐厅里的几名服务员更是十分紧张。一位服务员立即跑到收款台前，“噗”地一声吹灭了煤油灯。另一位服务员走到餐厅的门口，侧着身子从门缝里向外望了望。我们几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看到餐厅服务员这副样子，大家已经没有心思再继续吃肉饼了。唐湘伟悄悄地对我们说：
“咱们结帐走吧，这儿不可久留。”
于是我们付了钱，起身往外走。走到餐厅门口，我们发现餐厅的服务员已经把门从里面锁上了。那位会说英文的服务员将我们带到餐厅另一侧的一个小门旁边。到了门口，他示意我们先等一下。自己轻轻地将门推开一个小缝，探出头左右张望了一下，这才让我们走了出去。这时，街道里静悄悄的。昏暗的灯光下还是空无一人。我们几个一个挨一个，贴着街道一侧的墙根，排成一排，飞快地往回走。
十几分钟后，我们终于钻进了丝莱布列娜家那栋楼的楼门里。摄像记者王卓一步跨进了楼门，放开声音说了声：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
回到丝莱布列娜家，大家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我们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丝莱布列娜。丝莱布列娜说，她刚才也听到了枪声。因为担心我们，她还下楼在楼门口等了我们一会儿。我们听了以后都很感动。
当天夜里，我们围坐在起居室里和丝莱布列娜老太太聊了起来。丝莱布列娜是波黑穆斯林族人，她的丈夫很久以前就去世了，她一直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战争爆发后，萨拉热窝遭到了塞族武装的围困，几乎天天都要有炮击，爆炸声、枪声从早响到晚。城市里几乎每一栋建筑物都被炮弹击中，许多人被炸死、炸伤，还有不少平民是在自己家中或者走在大街上突然被冷枪击中的。有一段时间，由于国际上的干预，萨拉热窝的围困被解除了。于是，她的儿子和儿媳利用那个时机，到意大利的一个叔叔那里避难去了。他们走了之后，萨拉热窝又一次被围困了。由于围困，萨拉热窝市民的生活每况愈下。居民家里经常停水、停电、停煤气。市场上生活必须品奇缺，物价飞涨，波黑当地的货币第纳尔变得一钱不值。一个第纳尔只相当于几千分之一个德国马克。马克成了这里唯一能够流通的货币。在市场上，一公斤蔬菜，一公斤鸡蛋都要卖到几十马克。欧洲人爱喝咖啡，然而在萨拉热窝，一公斤咖啡豆要卖一百多马克。
丝莱布列娜坐在一个破旧的沙发上向我们讲述着这一切。她说英文非常吃力，所以她说得很慢。常常是她说一句，停下来问我们听明白了没有，看到我们点头，她再继续往下说。因为没有暖气，起居室里非常冷。丝莱布列娜每说一句话，她的嘴前就会出现一团白色的雾气，她说，平时她总是呆在家里不敢出去。但是，即便是在家里，也不安全。有一天，就有一梭子弹穿过窗户射进了她家的洗手间。她说，前不久，隔壁楼上的一位女青年，在自己家的窗口被一发冷枪子弹打死了。
丝莱布列娜一边摇着头，一边嘴里喷着白色的雾气说道：
“太可怕了！萨拉热窝的每一个人每天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这是个恐怖的城市。”
那天夜里，相信我们报道组每一个人都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我躺在冰冷的床上，想着刚才餐厅里的那一幕和丝莱布列娜房东的话，辗转反侧，久久无法入睡。
第二天早晨八点多，丝莱布列娜的侄女纳蒂亚来了。纳蒂亚告诉我们，她已经按照我们的要求找到了一辆可以出租给我们的私人轿车，现在车和司机就在楼下等候。她说，她正在联系一些我们要求采访的部门和人员，现在还没有答复。她建议我们今天先拍摄萨拉热窝的外景。
按照纳蒂亚的建议，我们首先乘车来到了萨拉热窝市区边上的一个小山坡。从这里可以看到萨拉热窝的整个市容。由于头一天刚刚下过大雪，从山坡上望下去，整个萨拉热窝市区笼罩在皑皑的白雪中。萨拉热窝是一个山城，市区南北走向，呈长条形，中间有一条小河。市区的四周围则是一座座两三百米高的小山，山上长着浓密的松树。
纳蒂亚指着山上告诉我们，那里都是塞尔维亚武装控制的地方，那一片片的松树林里就是塞族武装的炮兵阵地。塞族武装就是从那里炮击山下的市区的。在树林中到处都是掩藏着的狙击手，他们随时看准目标，便向山下？？释放冷枪。听到纳蒂亚的介绍，我心中不禁一阵害怕。我急忙问她，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孤零零的山坡上，很容易被人发现，是不是很危险？纳蒂亚说，这里离塞族控制的山头比较远，相对比较安全。不过她提醒我们尽量抓紧时间。我赶紧招呼摄像王卓，准备机器，开始拍摄。我拿出话筒，站在摄像机的面前，我的身后就是萨拉热窝市区。王卓很快地调整好了摄像机的位置，开始录像了。我对着镜头，说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波黑首府萨拉热窝向您报道。我身后就是萨拉热窝市区……”正在这时，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剧烈的枪声。我转过身，枪声还在持续，听声音离我们并不很远，但看不出枪手所在位置。于是，我赶紧转回身，继续对着镜头说：
“虽然几天前，波黑交战各方已经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议，但是当我们来到萨拉热窝后，还是能不断听到枪声。就在刚才在我身后大约几公里以外，又传来了一阵枪声……”
（图片：在萨拉热窝采访）
当我一口气说完这段现场解说后，远处的枪声已经停了下来。纳蒂亚从车里跑了出来，招呼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快，快，这里太危险了！”纳蒂亚叫喊着。
于是，我们几个人迅速收拾好摄像器材，钻进车子里。那位司机大概也被刚才的枪声吓坏了，他把车子开得飞快，一溜烟下了山坡。根据我们在北京出发前制定的报道方案，我们准备在萨拉热窝制作一期专题报道：停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计划到萨拉热窝的一些代表性地点进行采访，同时再采访一些工厂、学校、医院、政府部门等等。
在萨拉热窝有一条著名的大道：团结大道，这是萨拉热窝市区的一条主要的交通干线。大道长约十几公里，南北横穿市区，将萨拉热窝穆斯林居住区和塞尔维亚族居住区隔成两片。战争爆发前，穆塞两族人民在这里和睦相处。因此，这里的人们也将这条大道称为团结大道。然而，战争爆发后，双方武装人员以这条大道为界限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盘踞在市区两侧山头上的狙击手更是以这条大道作为射击的主要对象。许多行人和过路车辆上的乘客在这条大道上不幸遭遇冷枪。就在我们到达萨拉热窝的当天，一位老妇人在行驶的有轨电车里被冷枪打死了。战争后期，当地的老百姓和外国新闻记者把团结大道改称“死亡大道”。“死亡大道”上还有一个显著的标志，这就是在战争期间外国记者集中下榻的假日饭店。虽然说这里主要住的是外国人，但在战火密集的时候，这家饭店也没有能够幸免。饭店大楼经常遭到炮火的攻击。一九九四年的一天，几枚炮弹同时飞向假日饭店，饭店大楼的一半被炸得塌陷了下去。
我向纳蒂亚提出我们要去“死亡大道”采访。纳蒂亚一听，马上跳了起来。
“不行，不行。今天上午的事情就已经够悬了，那条街上更危险。我们不能再去了！”纳蒂亚拼命地反对道？？。
我解释说，“死亡大道”是萨拉热窝战火的标志，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我们的节目应该反映那里现在的情况。作为妥协，我说，我们可以基本上坐在车子里拍摄，如果有什么我们一定要停下来拍摄的，她可以坐在车里，而不用跟着我们。听我这么一说，纳蒂亚勉强同意了。
吃完中午饭，我们乘车前往“死亡大道”。车子从一条小路里开出来，一拐弯，上了一条宽阔的大马路。纳蒂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死亡大道”了。
大道的路面很宽，很多地方中间还有一条隔离带。路面上有两条埋在地里的铁轨，这是有轨电车的线路。上了“死亡大道”，王卓把摄像机扛在肩上，对着车窗外开始拍摄。汽车开得很快。一路走，纳蒂亚一边在车里向我介绍说，这里原来是萨拉热窝图书馆，那里原来是几栋居民楼；那边原来是萨拉热窝电视台，这边原来是一所学校。她每指一个建筑物，一定要强调“原来”这个词。我问她为什么？纳蒂亚说，这些建筑都已经被炸毁了，早就被废弃了。我放眼望去，果然，所有的建筑物全都差不多是相同的模样：巨大的弹洞，烧焦的墙壁，裸露在外面的钢筋。“死亡大道”两旁随处可以看见被炸毁，变形了的汽车躯壳。这时，纳蒂亚对我说：
“我们有一个说法：在萨拉热窝，没有一栋建筑物是完整的，没有一辆车是完好的，也没有一个家庭在战争中不死人的。”接着，纳蒂亚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你可以把这句话写到你的报道里。”
汽车旁边出现了一处广场。我问纳蒂亚，这是什么地方。纳蒂亚看也不看地对我说，假日饭店。我马上对司机说，在前面找个隐蔽安全的地方把车停下来，我们要下去拍摄。司机回过头来看看纳蒂亚，纳蒂亚无奈地对他点了点头。于是，司机在前面一个路口将车拐了进去，在两栋楼的中间将车停在了墙根。下车后，我对其他人说，只有我和王卓过去拍摄，其他人一律留在这里等候。我们两个人向假日饭店的那个广场走过去的时候，我问王卓：
“怎么样，哥儿们？”
“没事儿，不是有防弹背心吗？”王卓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再说了，咱不是还有八十万的保险吗？好歹我老婆下辈子不会受穷了。”
我拍拍王卓的肩膀，对他说：“还有呢，哥儿们，还有我陪着你呐！”
说完这句话，我突然想起了从北京上飞机后，王卓给我讲过的一个笑话。王卓在飞机上说，在战场上最容易被打死的有三种人。一种是戴大盖帽的，因为那准是一个当官的；一种是带眼镜的，因为那准时个参谋什么的，而且眼镜片反光，容易瞄准；还有一种是扛摄像机的，因为，据说军人最反感记者。这时我想，编这个笑话的人肯定还忘了一种人：拿话筒的记者。不管怎么说，这个笑话有一定的道理，在战争中确实有许多记者丧生。波黑战争截至到当时，就有近五十名各国记者不幸遇难。我们在萨拉热窝期间，认识了一位日本女记者。有一次去萨拉热窝机场，采访联合国维和部队和北约维和部队交接仪式时，她主动让我们搭乘了她的汽车。几天后，我听其他记者说，那位女记者在去萨拉热窝郊区采访的路上，汽车轧到了地雷，据说伤势很严重。后来，直到我们离开萨拉热窝回国时，我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也不知她是死是活。
我和王卓快速走到了假日饭店前面的广场上，站在那里，我一下子明白了纳蒂亚为什么那样强烈地反对我们来这里拍摄。原来这里是一片开阔地带。广场的左边是“死亡大道”，右边是假日饭店和波黑银行大厦。从这里抬头往两边看，塞族控制的山顶地区，无遮无挡就在眼前。
在我看来，山顶离我们这里距离之近，几乎不需要用狙击步枪，扔块石头就可以打到我们。
我和王卓简单商量了一下拍摄方式后，立即开始录像。王卓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摄像记者。有几次，拍到一半他突然停下来，说刚才他的镜头没有摇稳，重来。有几次，问题出在我这里，我说到一半突然跑了调。就这样，我们一遍又一遍拍了四五遍，总算有一遍是一次完成了。这时，王卓扛着摄像机侧过头来，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挺好，不过为了保险，要不再来一遍？”我回头看看，远远地躲在我身后大楼后面的纳蒂亚他们。只见纳蒂亚正在那里拼命地向我们招手，示意我们回去。我回过头对王卓说：
“来吧！”
于是，王卓又一次启动摄像机，我又一次对着镜头报道了有关“死亡大道”的现场情况。
收拾好器材，我们转身往回走，王卓越走越快，最后跑了起来。我赶紧对他说：
“哥儿们，别跑！你越跑，没准儿山上反倒要开枪了！”
听到我这话，王卓放慢了脚步。当我们走回我们的汽车边的时候，纳蒂亚已经在那里开始大发雷霆了。
“水，我告诉你，你们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你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被打死吗？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你知道你们这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吗？你知道……”
纳蒂亚一连串问了我好几个“你知道”，她的脸色非常难看。我只好在一旁陪着笑脸，任凭她发作。一会儿，纳蒂亚平静了下来。我走上前去，对她说：
“纳蒂亚，对不起。不过你也应该理解，这是我们的工作，要不我们就不来萨拉热窝了。”
（图片右一：波黑妈妈丝莱布列娜）
后来，纳蒂亚和我们成了朋友。在我们离开萨拉热窝回国的前一天晚上，纳蒂亚来到丝莱布列娜姑妈家，为我们送行。那天晚上，她和丝莱布列娜都哭了。临走，纳蒂亚走过来拥抱我。她对我说：
“水，你们中国人是好样的。我一直忘不了假日饭店前的那一次，我佩服你们。愿上帝保你们！”
第二天，纳蒂亚又带着我们到萨拉热窝一家医院去采访。我们先来到医院院长的办公室采访院长。采访中，我发现院长身后的墙上镶着一颗很大的子弹。我问院长那是什么。院长说，这可不是装饰，这是一颗真的高射机枪子弹。
“有一天，我正坐在这里办公。突然，一阵枪响。紧接着，这颗子弹穿过我左边的窗户，打到这里，”院长一边比划着，一边告诉我。
据院长介绍，他的医院接到的病人，大多数是被冷枪冷炮打伤的病人。有一个月，他们一共接待并治疗了六百名这样的病人。另外，医院本身也经常成为袭击的对象。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我们看了医院的大楼和病房。在一处如今已经空荡荡的病房里，我们看到病房的一面墙壁彻底被炸开了，房间里侧的墙壁上至今依然可以看到斑斑血迹。院长告诉我们，当时炸弹飞来的时候，这间病房里有二十位病人，他们都是被冷枪击中后来这里治疗的。
“没想到，他们在我们这里全被打死了。”院长说着，用手在自己胸前划了个十字。
随后，我们又来到另一间病房。这里有十几个病人躺在床上。一进门，我就注意到病房窗户的玻璃上有许多弹洞，玻璃上还贴着“联合国难民署”字样的胶条。这里的病人都是外伤，有的胳膊被炸伤，有的一条腿被炸断。我随机采访了几位病人，这时，纳蒂亚走过来对我说，那边有一个妇女，伤得很重。原来，有一天，她在“死亡大道”上走路时，不幸被飞来的炸弹炸断了一条腿。人们把她送到了这家医院治疗。然而，一个月后，就在这间病房，有一天，从窗户外突然飞来一梭子弹，子弹打在墙上又弹到了她的头上。妇女用手指指缠着绷带的头部。
“我现在很害怕，每天夜里都会作恶梦。世界怎么会变得如此恐怖？”她问道。
我看到，那位妇女的眼睛里充满着绝望。
那天夜里，我们来到设在波斯尼亚酒店的欧洲广播电视联盟服务中心。我们将这两天拍摄的素材迅速编辑起来，然后通过卫星传回了北京。等一切工作都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我们走出波斯尼亚酒店，拖着疲惫的身子，往房东家的方向走去。夜漆黑一片，宵禁开始的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我、王卓、杨建三个人身穿着防弹背心，贴着墙根，默默无声地飞快地走着。街道上只有我们三个人，在昏暗的路灯下，我们就像三个行走在黑暗中的幽灵。恐怕只有我们三个人自己才知道，我们当时心里是多么的恐惧。
这就是萨拉热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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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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