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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晚十点半，经过了长达十五个小时的颠簸，我们中央电视台赴伊拉克报道组终于在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夫人的“护送”下，乘车赶到了巴格达。当天夜里，一直在苦苦等待我们到来的孙必干大使在使馆为我们准备了一桌“午夜宴席”款待我们。孙大使在宴席开始时的一句祝酒词令我至今难忘。他说：
“欢迎你们在如此艰难的时候来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来，干杯！”，
这些年来，我参加过不少宴会，也听到了许多措词美丽的祝酒词。而此时此刻，在巴格达，在一个面临着巨大挑战和危险的地方，在一个风雨欲来的时刻，孙大使的言词却是那样的让人振奋，让人感动。
第二天，我们报道组八个人兵分几路，落实和安排我们在巴格达采访的必备手续和相关事宜。两位卫星传送技术人员和录音师赵雪松在饭店调试器材。报道组领队侯明古带着编辑胡阳在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记者顾正龙的帮助下前往伊拉克新闻部办理我们的记者证，并同时落实安装我们的卫星传送器材。我和两位摄像记者一组。我们的任务是先去中国大使馆，然后再在巴格达市区做一些初步的采访。
中午时分，几路人马回到饭店。大家相互通报情况后发现，成果显著。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我们在新华社记者的帮助下，在巴格达新闻中心争取到了一块可以安放移动卫星地面站的地方。这就意味着我们带来的移动卫星地面站有了安身之处，我们可以通过卫星向北京及时地传送我们的报道。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一日，开赴巴格达图片）
当天下午，报道组全体成员齐心合力在两个小时之内将移动卫星地面站架设在巴格达新闻中心的院子里。
我们这次的巴格达之行受到了中央电视台上下各个部门的全力支持。考虑到伊拉克艰苦的条件，战争一旦爆发后的紧急状态，电视台给我们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
我们携带的移动卫星地面站是中央电视台当时最先进的一套卫星传输设备。这套设备可以在移动状态下随时随地接收和发射图像和声音信号。也就是说，假如战争爆发，形势紧张，只要有一台发电机，我们的移动卫星地面站就可以在伊拉克任何地方，哪怕是大沙漠中，向北京发回我们的报道。为此，我们在约旦的时候还专门花两千多美元买了一台日本造的大功率便携式汽油发电机，并一同带到了巴格达，准备急用。我们拍摄用的摄像机和编辑用的编辑机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松下数字式摄像机和编辑机。摄像机很轻，录像的磁带只有一般的录音带那么大，而编辑机的大小就像大一点的背包，一个人被起来就可以走。使用的时候，只需上下打开，里面显示器、音响、画面剪辑、合成等各种功能一应俱全。
由于海湾战争的破坏，巴格达与外界的通讯联系全部瘫痪。在巴格达，没有国际电话，也没有传真服务。于是，我们从北京带来了两套便携式的海事卫星电话。这种电话只有电脑笔记本一样的大小，任何地方，只要将海事卫星电话一面的天线板对准天空，电话就会自动寻找到相对应的卫星，电话也就接通了。
海事卫星电话是在巴格达的外国记者必备的通讯装备。在新闻中心，到处可见记者们在使用这种电话。海事卫星电话的费用奇贵无比，一分钟海事卫星电话的的收费是八个美元。如此昂贵的费用也使得我们报道组成员丝毫不敢用它来向国内的亲人传递我们平安的消息。当然，在新闻中心的外国记者中也不乏用海事卫星电话“煲粥”的大款。
有了这些先进的设备，我们当天就迅速向北京传回了两条新闻。一条是关于我们中央电视台赴伊拉克报道组抵达巴格达并开始工作的消息。另一条是关于巴格达目前状况的报道。那是国内的观众第一次看见我们从巴格达发回的报道。当然，恐怕观众最激动的莫过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亲人了，因为这两条新闻就等于是我们向他们发出的“平安信”了。
当天晚上，我们商定了第二天的报道方案。在继续采集伊拉克危机新闻的同时，就巴格达目前各方面的状况采访编辑一期《焦点访谈》，节目以巴格达的一天作为一条主线，进行相关的采访。为此，我们分成两个记者组进行分头采访。一组是我和康锐去采访巴格达市民早晨的活动情况，包括市场、清真寺、上班、交通等等。然后，再去采访巴格达的医院、政府部门。另一组由胡阳和另一位摄像，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摄像记者冀惠彦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去巴格达电报电话中心、外国记者云集的新闻中心以及一些学校和军训地点采访。
二月十七日清晨五点多，我们两组记者分头出发了。我和康锐先来到新闻中心旁边的一座大桥下。二月的巴格达，天气经常是晴朗无比。大桥下，火红的朝霞映照在底格里斯河的河面上。河岸两边，一米来高的芦苇在清晨的微风中荡来荡去。一家居民院中的狗听到有脚步声开始警觉地吠叫起来。我站在河边，手里拿着话筒，我的背后是海湾战争中屡次遭受多国部队轰炸的共和国大桥，如今伊拉克人已将这座大桥修复一新。等到狗叫声平息后，康锐举起左手，示意我可以开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焦点访谈》是从一个特殊地方的清晨开始的。这里就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虽然说在过去的三千多年时间里，这座城市所经历的每一天并不一定都是从平静中开始的。然而，最近一段时间，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三百多万居民在每一天的清晨却都是在焦虑和不安中醒来的……”我手拿着话筒对着康锐的镜头一字一句地说着。我身上深蓝色风衣的衣角在微微地飘动着。虽然，这时我看不见自己的脸，但我知道，我的脸色一定非常憔悴。为了这一段话，前一天晚上我反复推敲，直到深夜三点。
从河边上来，我们采访了附近一家居民。然后，我们来到新闻中心对面的清真寺外面，拍摄了当地穆斯林教徒做祷告的镜头。按照预定的方案，清晨六点，我和康锐拦住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居民区，去采访巴格达市民清晨的生活状态。
上车后不久，我马上欣喜若狂。因为我发现司机的英文讲得非常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他很容易地交流沟通，甚至在采访时请他当翻译。同时，他还会向我们提供不少背景情况。我开始采取“怀柔政策”。我对司机说，我们要包租他的车两个小时，请他开价。司机犹豫了片刻说，一万第纳尔，一万第纳尔当时相当于七美元，合人民币六十多块钱。两个小时六十块钱，我认为还是比较便宜的。在北京，乘出租车从市区到机场就要一百多。我说：
“我给你一万五第纳尔。不过，你要一直陪着我们。”
司机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似乎不相信这天上掉下来馅饼。他马上回答说：
“NOPROBLEM（没问题）。”
按照我的要求，司机先将我们拉到了巴格达市中心的一个居民区里。清晨的巴格达，街道上行人很少。偶尔有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车子前面驮着一筐面包匆匆走过。街道两边的店铺大多都关着门。这时，我看见路边一个人推着一辆三轮车改装的餐车停在一个路口。我问司机那是干什么的，司机回答说是早点摊。我立即叫他停车。下了车，我走在前，康锐扛着摄像机跟在我的后面。早点摊前，一位大约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正在准备点燃餐车上的炉灶。他手里那拿着一把中国式的圆形蒲扇，猫着腰往炉膛里扇着。我走过去，用开罗时学到的阿拉伯语同摊主打招呼：
“SALEMALAHKUN（真主保佑）！”
中年男人抬起身，看见我们，机械地回答说：
“早上好！”
我告诉了他我们的身份，然后问他是不是在准备早点，早点都有什么东西，等等。摊主冷冷地指指餐车上的东西告诉我，他卖的早点主要是阿拉伯传统的大饼、霍姆斯酱、烤肉、红茶、土耳其咖啡等。摊主的态度非常谨慎，他一边说话，一边上下打量我们，最后把眼睛盯在了康锐肩上的摄像机。他对随我们一起来的司机很快地说了几句阿拉伯语，司机也飞快地回答他。从他们交谈的语气和表情上看，摊主似乎在问司机，这几个人为什么到这里来，他们不应该到这里来。为了缓和气氛，我让康锐先把摄像机放在地上，然后我给我们每一个人要了一杯土耳其咖啡。坐在一张小圆桌旁，喝着浓浓的土耳其咖啡，我和摊主攀谈了起来。
也许是因为我们给他增添了一笔生意，也许是发现我们并无恶意，不一会儿，摊主的紧张情绪渐渐地松驰了下来。他告诉我，他每天早上都是在这个时间出来卖早点，吃早点的人并不多，但是他有几个老顾客，每天都来。看到我们谈得很投机，康锐悄悄地拎起摄像机，走到很远的地方假装拍摄街景，不时地将镜头对准我们。我手里拿着无线话筒，在摊主讲话的时候若无其事地将话筒对着他。
此时，摊主也不再戒备我们，一边忙着手里活，一边回答着我的问题。看到时机成熟，我开始往正题上引导他。我问他，现在局势这么紧张，他的生意有没有受影响。
“那倒不会，局势再紧张，人总还要吃饭啊。”他说道。
“巴格达人对现在的局势关心吗？”我问他。
“当然，从海湾战争以来，巴格达人一直都很关心局势，因为这和我们的生活太有关系了。”他说着，随手指指小圆桌上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说：“我的顾客每天都要一边吃早点，一边听新闻的。”
“你们害怕美国人的轰炸吗？”这一次我比较直截了当地问他。
“有什么可怕的？美国人又不是没有炸过我们，他们要炸，我们也没有办法啊！”摊主说着，伸手递给我一杯咖啡。在开罗时，我就酷爱这种奇苦的土耳其咖啡，而且每次至少都要连喝三杯。
“房子要是炸坏了，那我们就修；大楼要炸没了，那我们就再盖。真主保佑，只要伊拉克还在，就没有问题！”摊主又说。他的语气显得很轻描淡写。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生活在战争阴影下的人们都像巴格达人这样一副无所畏惧的心态。我见过海湾战争时人们的紧张状态，我见过黎巴嫩人的漠然，我也见到过萨拉热窝市民的恐惧。然而，巴格达人所表现出的这种无奈和希望，在我看来却是如此地矛盾和复杂。告别了早点摊，司机继续拉着我们在居民区的街道里穿行。我们希望找到一处菜市场采访。此时已是早晨八点。阳光照在一栋栋陈旧的居民楼和下面破破烂烂的街道上，似乎像是美国西部影片里的景象。
海湾战争前，伊拉克是中东地区相当富裕的一个国家。中东的各个国家从自然资源上分为几个极端，一种是有油没水，比如海湾地区的国家；一种是有水没油，比如埃及。还有一种是既没水也没油，比如约旦。这几类国家都有各自的局限，好一点的是第一种，差的就是那种既没水又没有石油的国家。而伊拉克的自然资源却非常独特。他属于中东地区少见的那种既有水又有油的国家。滚滚的原油和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浇灌的肥沃的土地使得伊拉克从七十年代开始就成为中东地区一个富庶的国家。八十年代，伊拉克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大批当时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最令人羡慕的是高速公路。据说，伊拉克全国的多数高速公路都是纯“进口”的。工程师是英国人，柏油沥青和两边铝合金的护栏都是从德国进口的，从巴格达至安曼的高速公路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六百多公里的路面平稳宽阔。有的路段单方向可以并排行驶五到六辆汽车。在离巴格达两百公里处的一段路面，公路中间的隔离带和两边的车道被打通连成一体，形成了一条近百米宽的路面。路面中间有两排笔直的反光灯。原来海湾战争前，萨达姆担心战争爆发后共和国卫队的军用机场可能被炸，于是命令将这条高速公路的一段改建为一条飞机跑道，以备战时不测。这条临时跑道足有十公里长，起降波音747等大型客机绰绰有余。
然而，海湾战争的爆发以及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的全面制裁，使得伊拉克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由于没有了石油收入，又无法从国外进口，伊拉克国内许多八十年代修建起来的基础设施无法得到及时的修缮。在巴格达，随处可见破旧不堪的公路、桥梁、建筑物，甚至是汽车、门窗玻璃、家具等等。难怪有人形容说，巴格达是一座凝固在八十年代的城市。
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排半露天的商店。商店露天临街的地方摆着各种蔬菜、水果、面粉、鸡蛋。我和康锐走下车，跟着我们的司机兼翻译走了过去。在司机的帮助下，我们了解了这些物品的价格。一盘鸡蛋（大约二十多个）要卖三千第纳尔，相当于两个美元。我问司机，巴格达市民的平均月收入是多少，司机回答一千到一千五百第纳尔。我瞪圆了眼睛，难道二十多个鸡蛋就要相当于巴格达市民两个月的全部工资？司机肯定地点了点头。我立刻对康锐说：
“康锐，开机，我要说一段。”
我对着镜头，手里拿着一个鸡蛋，向观众介绍了鸡蛋等其他东西的物价以及巴格达市民的收入情况。就在这时，商店门前开过来一辆小轿车。从车上下来的几名伊拉克警察。他们走过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赶紧用半生不熟的阿拉伯语告诉他们我们是中国记者。我们的司机也在一旁帮腔说，他们来打听一下蔬菜的价格。我怕有麻烦，赶紧从口袋里拿出几盒清凉油塞到警察的手里，嘴里说着：
“SAHAFICINE，MAKUMUSHIGAIDA（中国记者，没问题）。”
也许是我奇怪的阿拉伯语发音令他们开心，几位警察哈哈大笑，学着我说道：
“MAKUMUSHIGAIDA。”之后，他们上车走了。
警察走了后，我们继续采访。
大约几分钟后，又有一辆车开了过来。这次从车上下来的人都穿着军装。他们也像刚才那几位警察一样问我们在干什么。我如法炮制，又一次用清凉油和可笑的阿拉伯语发音将几位军人打发走了。
这时，我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商店老板躲进了房间，周围围观的老百姓也纷纷离开了。我问司机会不会有麻烦，司机迟疑着说，应该不会。正在这时，一辆灰色的轿车疾驰而来。从车上跳下四五个身穿便衣的人。他们将我们团团围住，其中一位径直走到我们面前，对我说：
“PERMIT（许可证）！”
我正要开口，突然一种直觉告诉我来者不善。而且我心里明白我们身上并没有什么许可证。我决定采取“装傻策略”。我摇摇头，做了一个耸肩的动作，脸上一副疑惑的表情。
在阿拉伯国家采访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你要采访某个地方的时候，往往会有人出来阻止，跟你要许可证。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办法就是装糊涂。假装听不懂（包括英语），然后跟他泡蘑菇。来人无可奈何，就会转回头去找人来解释。利用这个时机，我们便迅速地完成拍摄和采访，然后就溜之大吉。
那位便衣见我听不懂，便扭头问我们的司机。司机告诉我，他们要我们采访的许可证。我还是摇头。僵持了一段后，来人并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他对司机说，这几个人没有采访许可证，违反了规定，必须跟他们走一趟。
听到这话，我知道问题严重了。我赶紧放弃“装傻策略”，对他们说，我们是中国记者，昨天刚到巴格达，没有来得及办理许可证。对方开始摇头了，说：
“不行，你们没有任何证件，必须跟我们走。”
正在犯难之时，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出国前临时制作的急救卡片。这是我们考虑到一旦战争爆发，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位遇到不测，救命用的卡片。卡片上用英文和阿拉伯文注明了我们的身份，包括国籍、职业、工作单位、个人特征、血型等等，并同时注明：持卡人如遇到不测，请大力协助并通知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我们将这个卡片称为“救命卡”。
我急忙从书包里掏出了“救命卡”递给了那位便衣，并同时对他说，这是我们的证件。说着，我又从口袋里翻出了伊拉克大使孙必干的名片，递给他。
“我们的大使馆知道我们的行动，你可以给我们大使打电话。”我理直气壮地说：
那位便衣看了看“救命卡”，又看了看孙大使的名片，站在那里迟疑不决。这时，我赶紧用半生不熟的阿拉伯语和英语混杂着对他说：
“MAKUMUSHIGAIDA，WEARESAHAFICINE，WEAREVERYGOODFRIENDSWITHIRAQ，MAKUMUSHIGAIDA。”我拍拍他的肩膀，意思是说：没问题，我们是中国人，和你们伊拉克是好朋友嘛。
那位便衣听到我的话，乐了起来。他周围的其他几名便衣也跟着笑了。他把“救命卡”和孙大使的名片还给了我，挥挥手说，走吧。
按照伊拉克当局的规定，外国记者在伊拉克采访一律要事先办理许可证，同时还要从伊拉克新闻部聘请一位“陪同”跟随采访。不遵守这一规定的记者轻者会被逐出伊拉克，重者难免会遇到各种奇怪的事情。据新华社的记者介绍，不久前，几位西方记者没有执行伊拉克方面的规定，擅自前往巴格达郊区采访。两天后，那几位记者乘坐的汽车突然遇到车祸，三位记者一死两伤。
伊拉克被称为一个“警察国家”，秘密警察非常活跃，外国记者在伊拉克活动全都处在严密的监视下。后来我们得知，当天下午，我们的领队去伊拉克新闻部办理记者证的时候，一位官员警告我们的领队说，你们中国记者要遵守我们的规定，今天早晨你们就有几个人没有许可证乱跑。那位官员还掰着手指历数了我们的详细活动情况，几点几分，在什么地方，他一律清清楚楚。仅仅个把钟头，我们的活动就如此迅速和详细地传到了那位官员那里。我们听后不觉地一阵胆战心惊。
尽管遇到了这一插曲，我们两组记者还是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我们对巴格达一天状况的采访。中午，我们分头到一些商店、汽车站、银行、饭馆等地进行了采访。只不过，在那以后，我们更加小心谨慎。每到一处，我们总是事先准备好机器，看准目标，冲上去几分钟内结束“战斗”，然后迅速离开。用我们的话说，这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按照孙大使夫人前一天提供的线索，下午，我们来到了巴格达萨达姆儿童医院进行采访。根据驻巴格达外交使团的安排，当天，包括孙夫人在内的一些外国大使馆的大使夫人将向这家医院捐赠五千美元和一批奶粉。孙夫人说，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这家医院进行采访。
我们乘车来到医院的时候，看见孙夫人和十几位各国妇女已经站在了医院的院子里。很快，我们跟随她们来到了医院的一间会议室里。在那里，医院的院长向她们简单介绍了这家医院目前的情况。之后，我们又来到一间很大的病房里。病房里大约有近二十张病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生病的孩子，有的床边坐着孩子的家长。孙夫人和其他一些大使馆的夫人们将一罐罐奶粉交给床上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我和康锐也跟在一旁拍摄。
病床上的孩子们年龄从三四岁到八九岁不等，他们大部分患的是传染性疾病。很多孩子看上去严重地营养不良。有一个孩子看上去大概有八九岁。他很瘦，蜷曲着躺在床上。孙夫人帮我们问旁边的家长。那位家长说，这孩子已经十七岁了。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他得了糖尿病。
在另一张病床旁，我们看到一位医生正在给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做检查。我走上前去，采访了那位医生。医生说，小女孩得的是心脏病。我看到小女孩的嘴唇非常紫，她的小胸脯一上一下动得很厉害。据那位医生介绍，由于制裁，伊拉克的食品严重短缺，许多孩子因此长期营养不良。也是由于制裁，伊拉克医院里缺少医药的药品和器材。他指着小女孩床边的一个输液瓶说：
“我们甚至缺少这样的输液瓶，因为这些都要进口。”
康锐站在病房的中间左摇右摇在拍摄房间的整体情况，这时，我走到一张病床前。床上躺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床边站着一位身穿黑色长袍的妇女，她是孩子的母亲。我问：
“孩子几岁了？”
“九岁。”母亲回答道。
“得的什么病？”我又问。
这时，身穿黑色长袍的母亲将小女孩身上的被子轻轻地掀开，一股浓烈的腐烂味扑鼻而来，我定睛一看，不由的身体往后一仰。我感到自己一阵恶心，胃里的东西在往上翻。我面前的小女孩全身已经腐烂，大腿根部的肉已经和小腹脱离，黄色的脓液顺着溃烂的肌肉流淌出来。她的身体已经变形，脖子上布满了疮疤，头发基本全部脱落，只有一双大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
我问旁边的一位医生。医生告诉我，小女孩是因为玩耍时不慎划伤，伤口感染，由于没有消炎药品治疗，导致全身溃烂。我问医生：
“你们医院没有消炎药？”
医生摇摇头，说：
“没有。”
“那你们怎么治疗她？”我大惑不解地问道。
“我们只能用清水把溃烂的地方擦一擦，然后盖上一块纱布，没有别的办法。”医生说。
“能管用吗？”我更加吃惊。
医生摇摇头。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还是不相信。
“没有了，我们只能看着她慢慢地死去了。”医生面无表情地回答说。
我咬了咬牙，招呼康锐过来。等康锐走近后，我扶着他的腰部，对他说：
“哥儿们，你挺住了，这个镜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拍的，我扶着你。”
康锐看到小女孩先是往后退了一步，然后，他慢慢地蹲下来，开始拍摄了。我扶着他，头不自觉地扭向一旁。通过扶着他的双手，我感到康瑞的身体在一阵阵地颤抖。当康锐拍完站起身后，我看见他眼里含着泪水。
我从来没有看到如此让人撕心裂肺的场面，我更不敢相信，这个瞪着一双大眼睛的小生命正在等待死亡。我不知道那位身穿黑色长袍的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走向死亡是什么心情。我不敢问她。
当天晚上，在编辑这段采访时，胡阳看到了这幅画面。他当时脸上的表情非常难看。他问我，这段画面还编不编。我迟疑了一会，说：
“编！”
那天，当夜幕降临时，我站在新闻中心三楼的阳台上，完成了这期节目的结束语。我的身后是清真寺的宣礼塔和远处的底格里斯河以及巴格达市区的一部分。清真寺的喇叭里传出阿訇祈祷的声音。摄像机启动后，我举起话筒，顿了顿，说道：
“夜幕降临了。白天里的喧嚣渐渐逝去，劳累了一天的巴格达人又来到了清真寺。他们在祈祷能够得到面包、药品，同时，也在为一个宁静的夜晚而祈祷。许多人都还记得七年前海湾战争的第一枪就是首先从巴格达的夜空中打响的。而今天又一次处在危机中的巴格达，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焦虑与不安就开始笼罩着这座城市。应该说，大多数巴格达市民还是乐观的。然而这种乐观情绪的背后，我们也多少能够感觉到一种无奈。人们在无奈之中期待着目前的这场危机能够早日结束。用这里的人们常说的一句阿拉伯语，就是：‘YINSHALA（愿真主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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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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