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1.30 16:34 |
|
安南到达巴格达的第二天，即二月二十一日，他立即同以阿齐兹为首的伊拉克方面开始会谈。会谈从上午十点开始，地点在伊拉克外交部大楼五层的一间会议室里。用舆论界当时的话说，这一天的会谈将是决定命运的，也是和平的最后一次机会。是战是和，全都取决于这一天。
从上午开始，我们便守候在新闻中心等待会谈的消息。中午时分，我们向北京传回了一条当天形势的综合报道，在《新闻联播》里播出了。下午两点多，我来到路透社撰稿人史密斯的办公室。史密斯一见我，便说：
“你知道晚上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吗？”
我摇摇头，说：
“没有人通知啊？”
“嗨，这里从来都不会有人主动通知你的，他们只知道收钱，都是靠记者们自己打听。”史密斯说。他告诉我，当天晚上八点，安南和阿齐兹将在新闻中心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宣布他们会谈的结果。
这将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记者招待会。我马上打电话通知已经回到拉希德饭店的侯明古他们。半小时后，阿布·艾哈麦德带着康锐和冀惠彦赶到了新闻中心。我们迅速来到了新闻中心的一间大会议室里。进了会议室，我们发现，已经有几家电视台的记者在这里架设了摄像机，有CNN，BBC，还有德国电视一台以及伊拉克电视台。
会议室是一间篮球场大小的长方形房间，中间放着一排桌子，桌子两边是几排椅子。正对着会议桌，有一张主席台，主席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张萨达姆总统的画像。
我们进去的时候，发现主席台上已经摆上了几个话筒，几家电视台的摄像机也都对着主席台。显然，这里将是安南和阿齐兹就坐的位置。
我招呼两位摄像也对着主席台架设我们的摄像机。很快，我们的摄像告诉我，几个比较理想的位置已经被先来的电视台占去了。这时，我看见会议室里有一位新闻中心的官员正在指挥各家记者们如何摆放摄像机。于是，我走到那位官员的跟前，对他说，我们是中国的记者，我们需要两个比较好的位置来放我们的摄像机。那位官员看也不看我，说道，这几家电视台都是先来的，先来后到，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这时，站在一旁的阿布凑上来悄悄地对我说，要不给这个官员塞点好处，估计就好办了。阿布主动表示这件事由他来办。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摞钞票，数了数，是一万第纳尔（相当于七美元）。我一分为二，将其中的一半交给了阿布。就在阿布正要转身的时候，我叫住他，又把另一半塞进了他的手里。我心里想，要是花五六十块钱人民币就能搞到两个比较好的位置，就是自己掏钱也值了。
阿布像是领到了一项神圣的使命。他冲我使劲地点点头，迈着强劲有力的步伐走到了那位官员的跟前。我看见他把那位官员拉到了房子的一边，两人耳语了半天。一会儿，阿布回到了我的身边。他对我说：
“MASTERSHUI（水少爷），他同意了。”
阿布偶尔会使用如此恭谨的称谓来称呼我，每到这时我都会赶紧更正他。我告诉他，我们中国人不习惯别人这样叫我们，阿布不理会。也许在他看来，雇主就是他的主人，对年轻一点的主人就要使用这样的称呼。
果然，阿布回来后不久，那位官员一脸笑容地来到了我们身边。他问我们，你们想要什么地方。我看了看，在房间中间的桌子和左侧CNN的摄像机中间还有一小块比较正面的地方。但是这里地方太小，如果摄像机放在这里，就会被前面的摄像机挡住视线。我问那位官员，有没有箱子或者桌子一类的东西，我们要把机器放在这里。但是必须要架高一点，一万伊拉克第纳尔的确对那位官员起到了作用。他赶紧说，他出去找一找。不一会儿，那位官员扛着一个大木头箱子进来了。我们一看，正好。于是，我们将箱子放在地上，然后将摄像机架在箱子上面。
我们注意到，其它电视台的人都在他们摄像机的四周用黄色或者蓝色的宽胶条在地上划出一个区域，里面再用胶条摆出他们电视台的英文缩写，比如，CNN、BBC，等等。我想，这倒是一个好办法。这就相当于画地为牢。有了这个胶条划出的领域，我们的这个地盘就算是合法的了。于是，我建议我们也如法炮制。
可是，问题出现了。我们没有带胶条。这时，我看见主席台桌子上放着一卷蓝色的胶条。我说，有办法了。我走向主席台，若无其事地将我们的话筒摆了摆。看看没人注意，我用极快的速度将那卷蓝色的胶条揣进了怀里。几分钟后，我们的两台摄像机周围的地上出现一圈蓝色的胶条，中间还歪歪扭扭地拼了四个英文字母：CCTV。
到了下午五点多，会议室里的记者开始逐渐多了起来。各家电视台、广播电台以及无数的文字记者纷纷涌入会议室。很快，主席台变成了激烈竞争的战场。本来，在主席台上只有两个麦克风，供主席台上的人讲话用。但是各家记者都想用自己的摄像机或者录音机录到讲话的声音。于是，大家纷纷将带着各家标志的话筒摆在主席台上。这个人放上一支话筒，那个人也放上一支话筒，不会儿，主席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话筒。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粗，有的细。有黑色，也有彩色的，蓝的、红的、黄色，色彩斑斓，就像一盆五彩的花篮，摆放在主席台的中央。
（巴格达记者招待会现场话筒图片）
记者中也有捣乱分子。有的记者觉得自家的话筒位置不理想，于是，跑上前去摆弄摆弄，顺手将某一家的话筒往旁边挪一挪。这一下立刻会遭到其他人的强烈反对。大家嚷嚷着冲到主席台，各自将自己的话筒用胶条加固一层。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每隔十分钟，像在主席台上爆发一次新的争夺。每次主席台出现骚乱，我们的录音室赵雪松就会跑上去，认真地维护着我们话筒的“地位”。有一次，一位德国电视一台的录音师跑到主席台上将他们那个蓝色的话筒又一次往中间挤了挤，他这一挤正好将我们的话筒压到了他的话筒下面。站在另一面的摄像冀惠彦一看，急了，他不假思索地用中文冲着德国电视一台的那位老兄狂吼道：
“哎，干什么呢？不许动！放回去！”全场都被冀惠彦的吼叫声镇住了。那位德国电视台的记者当然听不懂中文，但从吼叫声音的分贝，他感觉到事态之严重。他乖乖地将我们的话筒摆到了原来的位置，然后灰溜溜地下去了。
我们继续等待。到了快九点，还是不见安南到来，大家慌神了。难道伊拉克官员真的取消了记者招待会？不一会儿，CNN的记者告诉大家，安南和阿齐兹现在仍在会谈。大家放心了。会谈还没有结束，当然无法举行记者招待会了。于是，我们继续等待。此时，我们已经在这间会议室里守候了整整六个小时。
那天中午，我们就没有来得及吃饭，到现在大家已经饿得直发慌。我叫阿布带着胡阳出去给我们买一点快餐和饮料，其他人继续在会议室等待。长期的等待使得在会议室的记者们筋疲力尽。有的人趴在桌子上打盹，有的人干脆躺在地上呼呼大睡。会议室里一片狼藉。将近十二点的时候，开始有人从主席台上撤下话筒，走了。康锐问我，我们怎么办？我说，既然都等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就干脆坚持到最后。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告诉我，任何时候，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坚持。因为，有的时候，一件新闻事件就是在人最不注意的时候发生的。
终于在十二点半的时候，会议室里来了几个新闻中心的官员，他们正式通知所有的记者：安南和阿齐兹的会谈还没有结束，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暂时取消了。直到这时，记者们才开始收拾起各种器材，纷纷离开了会议室。从下午三点到现在，整整在这里等候了九个小时，一无所获。
出了会议室，我赶紧找到了路透社的史密斯。他告诉我，安南的助理刚才对联合国团记者说，安南与伊拉克方面的会谈“非常艰苦”。史密斯说，这看上去不是个好消息。这时，新闻中心休息厅的那台电视上CNN也报告说，安南与阿齐兹从早上开始一共进行了九个小时三轮会谈，双方始终在最关键的问题，即伊拉克无条件同意联合国核查人员检查总统府属地的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会谈近乎于破裂。CNN还说，一切将取决于明天萨达姆总统是否会召见安南，即使召见要看会谈结果怎样。记者招待会被取消无疑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新闻中心里各个单位的编辑们正在以此作为当天的头号新闻向各自的编辑部发出报道。我拉着康锐先拍摄了新闻中心记者们的工作情况，然后我们来到外面拍摄大街上的情况。那天午夜的巴格达，似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大街上行人很少。新闻中心门口的出租车司机们神色紧张，各个身上裹着棉大衣站在寒风里等候着。这时，胡阳和阿布买了几塑料袋的食品赶回了新闻中心。我们把情况告诉了他们。坐在返回饭店的车上，阿布一声不响默默地开车。我问他：
“阿布，你怎么啦？为什么不说话？”
阿布还是不吭声，继续开车。过了很久，阿布看着车里反光镜对我说：
“WAR，ITWILLCOME（战争，战争要来了）！”
回到饭店门口，我让阿布和另外一位司机当天夜里不要回家，就住在车里，我们随时有情况好找他们。上了楼，在我的建议下，报道组全体成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大家分析了当天的各种情况，一致认为形势已相当严峻。安南此次巴格达之行是和平的最后一次机会。一旦他失败，战争随时随刻就会爆发。面对这种局势，一方面，我们要作好战争爆发及时报道的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自身也要作好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
按照电视台领导的指示，一旦美军对巴格达开始轰炸，我们立即进行现场直播。那两天，电视台领导已经在北京编辑部安排了专人二十四小时值班，任何时候有我们的卫星信号，他们会立即中断正常节目，切入我们的报道。
我们大家讨论了战争爆发进行直播报道的各种方案，以及我们的设备器材目前的状态，并同时做了细致的分工。按照分工，我的任务是以我们设在新闻中心楼顶平台的演播室为阵地，作为出镜记者随时向观众现场报道最新情况。胡阳和一位摄像作为机动记者，及时拍摄巴格达市区各方面的情况。录音师和两位卫星技术人员负责保证卫星线路的畅通和声音画面的质量。侯明古作为领队负责总体的协调，并随时和北京编辑部保持联系。
研究完报道方案后，我提出，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立即准备一个应急的包。里面放上护照，有效证件、现金、防毒面具和钢盔以及急救药品。我建议，这个包不离身，睡觉的时候就搁在枕头边上。一旦有情况，拿起包就可以走。至于其它东西，比如衣服、甚至是有的设备，紧急情况系都可以扔了。在我看来，作为记者，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具备一点求生的本领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应该有勇有谋。在战争情况下，我们首要的任务不是冲锋陷阵，而是发出关于战争的报道。
开完会，已是深夜三点。透过拉希德饭店房间的窗户，巴格达市区里的灯火星星点点。在如此宁静的深夜里，巴格达显得格外安详。然而，我相信，此时此刻一定有许多人和我们一样在紧张和不安中度过。我打开窗，趴在窗台上。看着满天的星辰，我想，至少今夜还不会有导弹突然飞来。
（一九九八年二月在巴格达拉希德饭店。海湾战争后，美国总统布什的头像被镶嵌在饭店大堂入口处地上图片）
第二天早晨，伊拉克大使孙必干打电话来叫我们派人到使馆去一趟，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半小时后，我和侯明古以及康锐赶到了使馆。大使将我们带到了一间会议室里。他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现在的形势很微妙，也极度紧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使馆决定将大部分人员撤到约旦首都安曼，只留下五位使馆的党组成员留守。他说，最后一批撤离人员已于今天早晨出发了。孙大使说，他已接到国内的指示，同意使馆人员撤离。
“国内的指示其中有一条和你们有关。”孙大使一字一句地说道，“家里指示我们负责你们的安全。你们是否要撤离原则上由你们自己根据你们的工作情况来定。如果你们要撤，由我们使馆负责安排你们的车辆，并派专人护送你们离开巴格达。”
大使说，他已让使馆的人为我们专门留了两辆奔驰车，车子现在就停在院子里。我们谢了大事，并同时告诉他，我们已经开会研究决定，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暂不考虑撤离。大使听了后点点头，说道：
“没关系，如果局势极度恶化，你们也可以搬到使馆来。”他说，使馆已经在地下室里准备了大量的水和干粮。“大使馆的门永远是朝你们敞开的。”孙大使看着我们，认真地说。
告别了孙大使，我们三个人朝使馆的大门走去。快到门口，我回头看看。使馆大院中间有一个十几米高的旗杆，旗杆上挂着一面国旗。此刻，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五星红旗正在迎风飘扬。看着国旗，想想大使刚才的话，我心里感到一阵轻松。
“这里就是咱的家！”我自言自语道。
十一点左右，我们来到了新闻中心。一上午，绝大多数的记者都在这里等候安南的消息。CNN等几家电视台的记者每隔一个小时就跑到新闻中心楼顶平台上，对着镜头“叽里呱啦”向观众报道上午安南和阿齐兹继续会谈的最新情况。大约中午十二点，有消息传来说，安南和阿齐兹的会谈已经结束，双方没有发表任何讲话。安南在会谈后直接回到了下榻的宾馆。这时，新闻中心一楼的那间记者休息间里挤满了人，大家围坐电视机前，一边看着CNN，一边等候着进一步的消息。此时，大家心里都在问着同样一个问题：萨达姆会不会在今天会见安南？如果萨达姆会见安南，那就说明还有一丝希望。如果萨达姆干脆拒绝见安南，那就意味着安南与伊拉克方面的会谈失败了。
几分钟前，路透社的史密斯告诉我，安南的专机现在已经停在萨达姆机场，准备随时起飞。我坐在休息厅电视前的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上正在插播的广告。这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记者侧过头，主动和我搭腔。她问我是哪个国家的记者。我告诉她是中国记者。这位金发碧眼的记者略显诧异地看着我，说：
“中国的确是开放了，现在你们的记者也开始关注起这里的事情了！”
我没有接她的话，心中有一丝不悦。很多次在国外遇到西方的同行，对方听说你是中国人以后总是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好像中国记者从来就不敢出来采访似的。在安曼的时候，我们到机场采访途经安曼回国的伊拉克外长萨哈夫。等待的人群中有一位美联社的记者，当他发现我们是中国记者后，似乎感到发现了什么重大新闻。他立即拿出手机打电话给他们的编辑部，说：
“我现在正在安曼机场等候采访伊拉克外长。在与我一起等候的几十名各国记者中，我意外地发现有几名中国记者。这是我印象里中国记者第一次出现在本次危机报道的现场。”
金发碧眼的女记者继续对我说，她是德国一家报纸的记者，在巴格达已经呆了一个多礼拜了。她准备今天夜里就去科威特。我有点好奇，于是问她，现在新闻都集中在巴格达，这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到科威特。女记者手里夹着一支香烟，她往面前吐了口烟，说道：“这里太危险了，战争一旦爆发，谁知道巴格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准备到设在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去采访。那里应该好一点，至少美国人有‘爱国者’！”她指的是海湾战争时期屡次成功拦截伊拉克发射的“飞毛腿”导弹的“爱国者”导弹。
我没有再说话。我不想再和这位记者说话了。因为，在我看来，她根本就不应该干记者这一行。我站起身走出门外。这时，一群记者提着摄像机和摄影器材从我的身后急急忙忙地跑出了新闻中心的大门。我追上去问他们怎么回事。其中一位喘着粗气对我说：
“安南不见了！”
原来，几分钟前，一直守候在安南住所门外的记者看到安南乘车离开了宾馆。但联合国官员拒绝透露安南的去向，只说他“出去了”。偌大一个巴格达，此时此刻安南能上哪里？会不会是去见萨达姆了？我一边飞快地在脑子里判断着，一边冲进休息厅。我拉起在那里待命的康锐和冀惠彦，对他们说：
“快，快跟我走！”
在新闻中心甬道尽头处的移动卫星地面站旁，我找到了正在给北京打电话的侯明古。我向他汇报了安南的这一动向。我们当即决定立即前往安南下榻的宾馆。下午一点半，我们来到了宾馆的门口。那里已经有五六十位记者围在门前。有的电视台的记者以宾馆为背景正在进行现场直播。
经过了一番紧张的“地盘争夺战”和将近三个小时的等待后，宾馆的铁门终于打开了。记者们蜂拥而入，来到院子里一栋别墅的台阶前。十几分钟后，安南的发言人埃克哈德出现在了台阶上。大家屏住呼吸，静静地听他讲话。埃克哈德说，几个小时前，安南秘书长前往一处不能公开的地点会见了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他同萨尔姆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会谈。
“在会谈结束后，秘书长表示，他感到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埃克哈德引用安南的话说道。他同时宣布，安南将与阿齐兹一起于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在新闻中心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详细宣布他们至今会谈的成果。
当天傍晚，我们通过卫星向北京发回了一条新闻，标题是“安南表示，伊拉克危机接近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二天中午，我们又参加了安南与阿齐兹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安南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已与阿齐兹在当天上午正式签署了联合国在伊拉克进行武器核查的协议，伊拉克方面同意无条件允许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对包括伊拉克总统府属地进行全面地检查。阿齐兹在招待会上说，这个协议的签署是伊拉克和联合国的胜利。在记者招待会上，我还争取到了一个机会，代表中央电视台向安南提了问题。
到这一刻，在场的记者们已经确信不疑，持续几个月之久的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基本上可以说是云开雾散了。温文尔雅的安南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力挽狂澜，终于为和平争得了一次机会。战争的乌云终于飘出了巴格达的上空。几乎也是在这同一时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八个人此次的巴格达之行已经接近身尾声了。回家！一个强烈的愿望不自觉地萌发了。
回家！回到那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环境。回到那个没有战争威胁，和平的国家。回到那个喧闹但却不用每夜担心导弹会随时飞来的城市。此刻，我想起了几天前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过的那句话：办完了事就赶紧回家。现在似乎快到时候了。
不过，在离开巴格达之前，我还想再干一件事：采访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从北京出发前，我就想，一定要争取采访到萨达姆。到了巴格达后，我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孙大使，请他一定想办法帮我联系。孙大使当时一脸的苦笑。他摇摇头，说：
“你这个愿望估计希望不大。我到伊拉克已经三年了，至今还没有见过萨达姆呢，就是我递交国书的时候也不是他，而是副总统接的国书。”
尽管如此，孙大使还是表示尽力帮我争取。同时他建议，如果萨达姆“没戏”，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倒是有一定的把握。他告诉我，他和阿齐兹交往还算比较频繁，能说得上话。
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孙大使通知我，阿齐兹同意当天上午接受我们的专访。既然萨达姆显然已经是“没戏”了，那么采访阿齐兹也应该算是一个重头戏。我拿出事先准备和采访阿齐兹的问题，连同准备采访萨达姆的问题一起带上，和七位同事浩浩荡荡出发了。中午一点，阿齐兹在伊拉克总理府的一间办公室出现了。他头发银白，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的宽边眼睛，身穿一身墨绿色的军装。那天，阿齐兹精神矍铄。他面带微笑，双手交叉在一起放在大腿上，耐心地回答着我的一个又一个问题。我首先庆祝他成功地和安南秘书长签署了解决危机的协议。安齐兹说了声“谢谢”，紧接着，他说道：
“我在这里也要感谢中国。感谢你们为和平解决这场危机所采取的公正的立场。”
阿齐兹果然是伊拉克的首席外交官，他总是在适当的时机，说出恰如其分的话。我们从刚刚过去的这场危机谈到了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又从伊拉克目前的经济形势谈到了中国和伊拉克的合作。采访的气氛非常好。阿齐兹有问必答。但遇到刁难一些的问题，他立即躲闪开，用一些外交词令让我无法找出破绽。比如，我问他，许多人总说伊拉克善于和美国人玩捉迷藏的游戏，这次危机是否是伊拉克的又一次游戏。阿齐兹笑了笑说：
“伊拉克不想要战争，伊拉克要维持自己的尊严，是美国人总和我们过不去。”
在采访中，我有意把一些原本打算采访萨达姆的问题向阿齐兹提了出来。虽然我知道阿齐兹不可能有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回答，但毕竟他是我唯一能采访到的伊拉克高级官员，我想听他怎么说。我问他：
“在西方，许多媒介将萨达姆总统形容成一个——请恕我直接引用他们的原话——坏蛋，而我们在巴格达却发现萨达姆总统被许多伊拉克人视为他们敬爱的领导人，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
阿齐兹顿了顿。我似乎能感觉到此刻他的思维在快速地运转。不知道他用什么来抵挡我这个自认为尖锐的问题。他开口了。然而，两句话之后，我就意识到我失败了。我不仅没有难住这个被伊拉克人称为“不倒翁”的职业外交家，而且我自己还陷入了窘境。阿齐兹说：
“这很容易理解。西方有些人总是对一些领导一个国家人民实行民族解放的领袖人物恶语中伤。想当年，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也曾被他们形容成一个坏人……”
想不到阿齐兹把萨达姆和毛主席相提并论，也许他很明白我们是不会采用他这番话的，所以才给了我这样一个闭门羹。我没有死心。很快，我把话题转到了另外一个尖锐的问题上：海湾战争。我问他：
“副总理先生，七年前的海湾战争令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事过七年，伊拉克现在如何看待那场战争，你们是否认为当初伊拉克把军队开进科威特是一个错误的行动呢？”
这回，阿齐兹似乎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他挪了挪坐在扶手椅里的身子，慢慢地说道：“我们现在不去考虑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那件事情的是非将由历史来裁决。我们现在面向未来。我们已经表示，伊拉克将和所有的国家发展友好的关系，包括我们的邻国。”不知是否是巧合，对阿齐兹的专访为我们报道组的巴格达之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天晚上，我们接到了北京的指示：同意我们撤出巴格达回国。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八个人在已经人去楼空的拉希德饭店的走廊里禁不住高兴地又蹦又跳。大家一致商定，第二天全体人员前往著名的古巴比伦遗址参观旅游，第三天一早打道回府。从二月十五日夜里到达巴格达，报道组八位年轻人，除了睡觉、吃饭，就是拼命地工作，几乎没有一刻是清闲的。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去放松放松了。
（危机过后愉快地参观伊拉克古巴比伦遗址图片）
去古巴比伦前的早晨，我在浴室里美美地洗了个热水澡。然后，我从衣箱里翻出了一件来巴格达后一直舍不得穿的红色T恤衫，外面再套上一件休闲式的西服外套，戴上墨镜，一副黑手党的打扮，出发了。
迎着和煦的春风，沐浴着暖暖的阳光，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在我的眼前，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可爱。可爱的小树，可爱的大沙漠，可爱的阿拉伯姑娘。还有，坐在我身边开车的可爱的阿布·艾哈麦德。我拍拍阿布的肩膀，说：
“阿布，以后欢迎你到我们中国来，到时候，我来为你开车。”
阿布高兴地说：
“THANKYOU，MASTERSHUI（谢谢你，少爷）。”
“不要这样叫，我们是朋友，是兄弟。”我再一次更正他道。
听到这话，阿布忽然变得很激动。他说：
“明天你们就要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再见面，我会想念你们的，真的！”
（与阿布告别图片）
我扭头看看阿布，只见他两手扶着方向盘，嘴巴闭得很紧。我发现阿布眼睛红红的，我知道他现在一定很难过。十天的朝夕相处，已经使他和我们成了“哥儿们”。是他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又和我们一起迎来了今天这样明媚的阳光和如此轻松的心情。我对阿布说：
“阿布，没关系，只要你们这里不打仗了，有了和平，我们随时都可以见面的。”
阿布赞同地点点头，用他那略带阿拉伯语口音的英文对我说：
“YES，PEACEISVERY，VERYGOOD（和平真好）！”
和平真好，直到今天我还一直记得这位伊拉克“哥儿们”说的这句话。和平真好！
|
|
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