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巅那场绝处逢生的直播

傅雪松和王红波在看接收信号

      傅雪松：直播结束，大家都忙着收拾行李，数着回家的日子，我的心却出奇地平静，只觉得在珠峰的日子似乎还没有待够。为了这一天，我等待了太久。

在大本营的日子里，许多人哭过，几乎每个人都病过，但我却一滴泪都没有流过，也未曾生过一场病。在报道组的所有成员中，我是惟一没有出现过任何高山反应的人。血氧含量85、心跳80，这是我在珠峰5200米大本营经常保持的指标。我们的特邀登山指导于老师说，以这样的指标我可以上7000米。但就在一个多月前从北京出发的时候，我还在感冒，那时的感觉是心力交瘁。从去年年底得知国家测绘局要重测珠峰这回事，一直到今年4月15日踏上出发的路，我的工作重心全都是珠峰。我深深地感觉到，在珠峰这样的极端环境中搞一场直播是多么的不容易。

    与《2003站在第三极》的导演赵淑静接触后，我第一次感到了绝望。2月26日大年初九，这位长相漂亮、办事爽快的女导演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装备买齐了吗？人员训练了吗？技术部门同意了吗？你们的经费到位了吗？”我只好一一老实回答：“没有。”她直率地告诉我，以她的经验这件事不太可能办成。因为2003年的那场直播，她准备了4年。而我们面临的情况却是主办此事的3家单位因为国务院的批文没有下来，一直不肯透露这次活动的具体内容。我们无法判断直播的形态和规模，因此许多准备工作都卡在那里，经费更是一分都没有。从赵淑静的办公室出来，我觉得自己有点晕。和她相比，我对珠峰知道得太少了。给高丽萍主任打了个电话，她倒是颇为镇定。我们俩在采访部人声鼎沸的办公室里一阵分析之后，定下如下措施：一、继续与赵淑静沟通并取得帮助；二、高主任亲自与技术部门联系。

       3月初的一个晚上10点钟，在万寿路某饭店的大厅里，赵淑静与高主任和我聊得很开心。她把经验和盘托出，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建议。我们认识到，她们的节目重点在登山，而我们的节目重点在登顶测绘，与全程直播登山相比，技术难度较低，消耗的人力、物力也会大大减少。而且，登顶拍摄的高山摄像是2003年培训过的，技术方案也是现成的。我和高主任觉得这事儿能成。

     但绝望再次降临。几天后，当高主任拨通了播送中心黄主任的电话时，我听见他很大的嗓门说：“高主任，你没开玩笑吧？这时候你才跟我联系。这事儿，不可能！”黄主任的意见很明确：珠峰不是一般的地方，现在准备时间太仓促，没把握的事儿，他不干。没有技术部门的支持，这事儿肯定得吹，我是没辙了。高主任还是那副老样子，瞪着我说：“别急，咱再找他商量。”然而3月16日晚8点，在一把手开会的外研社培训中心，黄主任面对满怀希望的两个女人再次现身说法：作为《2003站在第三极》的技术总负责，他在珠峰大本营呆了一个多月，他的十几位手下在海拔6500米的地方工作过20天，那次的工作留给他的纪念是40岁刚过就记忆力大幅度减退。医生说，这种在高海拔地区工作造成的脑细胞损伤和死亡是永远无法恢复的。他觉得对于珠峰这样特殊的地区，两个月的准备时间不够充足，而且他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对此感兴趣，也不愿意让大家去冒那个险。在我们锲而不舍的苦苦求教下，黄主任指出了一条明路：只在大本营设直播设备，接收峰顶直播信号，只做最后登顶阶段的直播。也罢，事到临头，不容我们再思前想后。经费有限，我们就压缩人员、减少开支。就在我们被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重测珠峰已经开始了。

     3月12日，在只买了一个睡袋的情况下，新闻采访部科技组年仅23岁的女记者张萌一个人拖着B站、编辑机等整整7大箱子的行李，从西宁直奔格尔木。3月16日，珠峰重测工作正是在那里拉开序幕，中央电视台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直播的准备工作仍然悬而未决，但珠峰重测和科考活动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3月20日，西藏登山队建立了珠峰大本营。3月25日，中科院珠峰科考队从拉萨出发挺进珠峰大本营，中国珠峰测量队则在藏北无人区展开了大规模测量活动。3月31日，又一批5名记者从北京出发，主要任务是报道珠峰重测和珠峰科考的新闻。4月15日清晨5点半，中央电视台珠峰报道组的最后7名人员出发了，此前一天，我们终于拿到了最基本的直播设备，但领导给我们定了调子，还是新闻传送，不进行现场直播。临行前，我握着高主任的手，目光相对，一切尽在不言中。为了这场世界之巅的直播，我们俩几近癫狂，我真想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让我们继续加油”，我在心里说。

从拉萨到珠峰大本营750公里的路我们整整走了11天。到拉萨后，我们来不及适应气候，就面临着安排直播车辆和高山医生两个棘手的问题。沟通、协调、讨价还价，在国家邮政局、西藏邮政局和西藏军区总医院的支持下，困难终于顺利解决。4月19日，我们到达日喀则，整个西藏自治区惟一一台能够为直播提供动力的发电车就在日喀则电力公司。又是一场“恶战”，4月21日，日喀则电力公司的两名师傅带着发电车和我们一起出发了。

       4月26日，中央电视台珠峰报道组27人在珠峰大本营会师。当时我对直播的事一点底都没有，大本营里有许多人打听我们是不是要直播，我们守口如瓶，对外只说做新闻。同时，直播的准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解决技术问题的同时，我们抓紧对4名高山摄像进行培训。这4人中只有阿旺承担过2003年的直播任务，对拍摄比较熟悉，其余3人基本没有什么基础。值得欣慰的是这4个20多岁的藏族小伙子都十分聪明，进步神速。我们确定了两台峰顶摄像机的机位，主机位由阿旺负责，在峰顶游动拍摄测绘人员的各项测绘工作；全景机位则支撑在距离峰顶50米的一块相对平坦的地方，拍摄测绘全景。

5月5日，在与高主任进行多次沟通、并由高主任请示李挺主任后，我们正式决定直播。5月9日，我们有了初步的直播方案，并迅速传回北京，由高主任做后期协调。我们把能做的小片都做出来了，但登山日期却因为珠峰多变的天气而一再推迟，从16日推迟到17日与20日之间，然后又到21日，我们的4名高山摄像从大本营出发了。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

     我们开始进行大本营的演练，4个讯道分给峰顶两个、大本营两个。在大本营我们有3路记者，好在登山指挥部的记者和中科院科考队营地的记者距离比较近，可以共用一个讯道。5月19号第一次与北京对接的时候，高主任提出一定要实现演播室主持人与现场记者的互动，这只有借助于海事卫星电话，于是制片小姜和随队医生宋华强又成了负责拨电话的记者助理。

      5月21日，登山队到达了8300米突击营地，并将在22日凌晨冲击顶峰。对直播来说这是关键的一天，我们与高山摄像阿旺试通通讯和直播信号成功，这意味着从理论上来说，峰顶的通讯和直播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有的人都很激动，我和王洪波抱着步话机大声地喊：“阿旺！你太棒了！谢谢！”一向老成持重的白皓大哥大声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小傅，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明天没问题！”

      5月22日凌晨1点是登山队计划出发的时间。这一夜我一直守在登山指挥张江援的帐篷里，他则一直守着步话机，随时掌握着山上的动态。1:30分，登山队队长告诉大本营，山上风太大走不了。怎么办！上还是不上？张江援把中科院搞气球探测的专家叫起来，紧急放了一个气象气球，结果是珠峰峰顶的风速在每秒20米以下，也就是说在7级左右。张江援把这一结果反馈给8300米，并决定让他们立即出发。3：30分，登山队终于开始冲击顶峰，我急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还在台里挑灯夜战的高主任，为了这场直播她已经有几夜未眠。

      5月22日早上6点，在睡了1个小时之后，我又爬起身来，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7：30分信号开通，所有机位待命，清晰可见的珠峰让我的心里有了底。8：30分直播开始，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11：08分，有消息说第一名登山队员已经登顶了，导演帐篷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王红波、曾利强和白皓都死死地盯着接收峰顶设备微波的仪表，但那表针就是一动不动，步话机也依然沉默着。我一边叫大本营的现场记者报道登山的最新进展，一边开始通过步话机呼叫阿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表针猛地动了一下，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峰顶上十几个人树立觇标的全景画面。天啊，我们的全景机位终于传回了觇标在峰顶竖起的经典时刻！我们急切地盼着阿旺的主机画面能够快点下来。此时，阿旺已经与我们通上了话，他说他已经开机，微波也打开了，可我们就是收不到他的画面。那一刻，我再次感到了绝望。王红波像疯了一样，里里外外检查所有的接收设备，几分钟后终于发现，那台老旧的微波接收机接口处松动了，他马上换了另一台机器。画面下来了，清晰、稳定。“阿旺好样的！太漂亮了！”当中央电视台的旗帜在世界最高峰峰顶展开的时候，我们的嗓子都快喊哑了。我们终于成功了！所有人、所有人的付出终于没有白费！

    直播结束，看着简陋的直播帐篷，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事就这样成了。回忆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所经历的种种，我的心底有说不出的疲惫，对于我来说，重测珠峰报道是将近200天的奔波和煎熬，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记忆。

责编：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