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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 创作与翻译（下） 余光中  |
| 12月18日 15: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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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简介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1928年生于南京，21岁时离开祖国大陆到台湾，64岁重回时，已“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在台湾余光中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老前辈。在他近900首诗歌，百万字的散文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思想透彻的智者，一个作为果敢的勇者。虽然少年起便经受动荡，而个性却日趋温和厚道，老得漂亮。
主要作品：
诗集：《乡愁四韵》《舟子的悲歌》《白玉苦瓜》《五陵少年》《隔水观音》
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青青边愁》《逍遥游》《望乡的牧神》
翻译作品：《梵高传》《老人与海》《不可儿戏》
内容简介
我们现代人所讲的话，有很多都是从文言来的，比如“求之不得”是从《诗经》来的，“天长地久”是从《老子》来的等等，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好句子、好成语。而如果一位作家能不用一个成语就能写出好文章，那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从头到尾不用一句成语。余光中认为只要文言在白话里用得好，就好像白话里有了一层浮雕，更加立体化了。而且也可以隐隐约约地引起我们对历史、对文化的遥远回忆。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余先生有一个原则叫做“白以文常，文以应变”。就是把白话当作常态，用文言应付变局。因此翻译与创作是一种三角关系，创作是作家把他的经验、他的感想用文字表达出来，等于把他的经验翻译成文字；翻译是把原文变成另外一种文字，在翻的过程中，要透过原文想那个作者心里面在想什么。这中间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译者一定要考虑原作者在想什么，原作者的感受是什么，然后译者再根据作者写作时用的笔法，去做到“白以文常，文以应变”。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来自海峡对岸的诗人学者散文家翻译家余光中先生，大家欢迎。余先生有一篇文章叫《缪思的左右手》，余先生挥动“缪思的左右手”，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梁实秋先生有一个评价，就是“其成就之高，一时无两”。可见堪称诗文双绝，那么今天余先生带给我们的演讲题目是《创作与翻译》，大家欢迎。
我现在要开始讲一点翻译跟创作的关系，外国人读中国文学，读当代的中国文学，他的白话再好，念中国当代的散文。比如说当代的诗，他未必能够完全欣赏，因为我们还有文言的背景，我们还有古典的背景，他必须从头读起才能欣赏。那么，拉丁文是欧洲的文言，欧洲的小学生都要读拉丁文，就等于我们读中学要读一点文言文，现在文言读得越来越少了，好像是已经过去了。其实不然，我们当代的人，并没有完全摆脱文言。
有一次有个记者来访问我，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余先生听说你很喜欢苏东坡是不是？我说对，他说这都是什么年代了，你还在喜欢苏东坡？我说这都是什么年代了，我凭什么不能喜欢苏东坡？凭什么我一定要喜欢村上春树，还是昆德拉，还是博尔赫斯，还是什么什么，或者是最近得诺贝尔奖的某某人。我为什么不能喜欢苏东坡？我说你以为苏东坡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吗？我说我有一次搭去飞机，那个柜台小姐看到我的名字，“余先生，今天才识得庐山真面目”。我说这句话是苏东坡教她讲的，没有苏东坡她这句话还说不出来呢。然后我们说人生到处雪泥鸿爪，好像雪地里面有泥，一只飞鸿停下来留下一个爪印。苏东坡讲这句话是九百多年之前了，他这些话、这些诗，这些《赤壁赋》留下来的鸿爪是多么美丽。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很自由，我们每天讲的话那么多成语都是古人自定的。我们比如说“求之不得”，谁不会讲，可是“求之不得”是《诗经》来的，“天长地久”是《老子》来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是《庄子》就有了，这些古人为我们留下那么多好句子、好成语。如果我们朋友之间约定说，从吃过早饭到晚饭之间，不准讲成语，话都讲不出来。成语哪里来的？文言来的，文言的结晶。古书来的，不要以为文言就完全死了，它已经结晶成很多成语，结晶成很多名句，我们写文章，不用恐怕不可能。
我们不能想像，一位作家，一位好作家，仅凭成语就写出好作品来，因为那表示他只能用古人的头脑来想，古人的说法来说，那当然是的。可是我们也不能想像一个作家从头到尾不用一句成语，也不可能，我认为，文言只要用得好，用在白话里，可以使白话文多元化，好像是白话文上面有了一层浮雕，立体化，而且可以隐隐约约地引起我们对历史对文化的许多遥远的回忆。好像一些美妙的回声出现在字里行间。所以我奉行的一句话，尤其在翻译的时候，是这样子，“白以为常，文以应变”，白话是常态，碰到紧要关头，需要另外一种语境、语态出现。我就用文言，所以叫做“白以为常，文以应变” ，那么这八个字用白话说来，把白话当做常态，用文言应付变局，啰嗦多了，如果一个人写白话，完全不用文言，不用方言，也可以写出好文章出来。可是如果能多用不同层次的语言譬如说文言跟俚语的话，我相信更变化的弹性更大。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写萤火虫的，题目叫做《火金姑》。金颜色的金，姑是姑娘的姑，“火金姑”是闽南话台湾话的方言，意思就是萤火虫，多美，我觉得比萤火虫美，火表示它有光，金表示它的色彩，姑表示她这个女性之美，所以这个方言跟口语也还是可以入诗。
我认为创作也是一种翻译，翻译也是一种有条件的创作，怎么说呢。大家可以看这第一页的我的一个最简单的图解，是三角关系。所谓创造呢，一个作家是把他的经验他的感想，用文字表达出来。也就是说，等于他把他的经验要翻译成文字，也一个翻译的过程。那么，翻译的人，翻译者干嘛呢，翻译是把原文变成另外一种文字，在翻的过程之中，要透过原文一直在想那个原作者心理面在想什么，他在说什么，所以关系就复杂一点，创作的话是经验如何翻译成原文，而翻译是原文要翻成译文。可是呢，译者一直在想，原来的经验是什么，这中间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问题是譬如我现在写一首诗，我心有所感，要写一首诗，我就等于把我的感想抽象的感觉，翻译成具象的文字，这也是一种翻译。不过我在写第一行的时候，我大概还不知道最后一行是什么，甚至于不知道中间会发生什么，我有那么一点可以开始了，所谓灵感来了，感情已经很充沛了，我想我写的出来了，然后一面写，一面怎么呢，有很多巧处，到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关系我转一个弯，因为什么关系我改写成别的句子了，这样一路下来，这首诗是写好了，我才知道原文是什么，对不对。这是很妙的一件事情。不像翻译的人，一个清清楚楚的原文在那儿，我把它翻译过来。可是写诗的人，写散文的人，他心里面的原文就是他的感受，他自己也不是那么清楚，他一面写，一面想我到底是在想什么，然后写出来，所以他的翻译是翻好了原文才出现，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种关系。
王尔德天生才子他的文字赋予文字游戏，一语双关，有时候一语三关，对于翻译者是一大考验，不过我见招拆招也翻过来了，有这么一段，他说，I do not think that even I could produce any effect on a character that according to his own brother´s admission is irretrievably weak and vacillating.
Indeed I am not sure that I would desire to reclaim him.I am not in favor of this modern mania for turning bad people into good people at a moment`s notice .As a man sows so let him reap.这是台词了，我翻译成“他自己的哥哥都承认他性格懦弱，意志动摇，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对这种人我看连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原文是顺着讲的，我的译文是倒过来说的，为什么呢？原文说I do not think that even I could produce any effect on a character that according to his own brothers admission is irretrievably weak and vacillating.等等等等，一直到结尾是一个很大很长的一个受词，英文往往把一个很长的受词摆在句末，中文要这样说就累赘得不得了，如果那样我就会说，我看连我也没有办法去影响一个自己的哥哥都承认他性格懦弱，不可救药的这么一个人，那累赘得不得了，所以我把很长的受词先把它翻了，说有一种人，他的哥哥都说他懦弱，动摇，不可救药，对这种人，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样子呢，中文才有力量，中文往往是把一个很长的受词讲完了，然后再讲主句的，然后第二句，Indeed I am not sure that I would desire to reclaim him.I am not in favor of this modern mania for turning bad people into good people at a moment`s notice .老实说我也不怎么想要挽救他，第三句As a man sows so let him reap.又像第一句这样来了，一声通知就要把坏蛋变成好人，现代人的这种狂热，我也不赞成，中文如果像英文一样说顺了的话，就会说我也不赞成现代人的一种狂热，那就是一声通知把坏蛋变成好人，这就啰嗦了，所以先把冗长的后半句讲完了，再回来讲前半，这样才有力量，这就是中文的生态，跟西文完全不一样。
民国初年，出于爱国，很多中国的诗人，都翻译拜伦的长诗中的一段，把它译成《哀希腊》，当时苏曼殊说用五言古诗来翻，马君武用七言古诗来翻，胡适用慷慨悲壮的离骚体来翻，那么谁翻得好呢，三个人都是很好的，可是苏曼殊选错了，选五言古诗太短了，不能够应付拜伦的诗，拜伦也是气很足的，所以呢，反而是马君武七言古诗，胡适的离骚体翻来比较好，胡适那首翻译拜伦的离骚体的译文，我觉得比胡适自己写的白话诗高明得太多。
尽管胡适是白话诗的开山祖，所以这个说明了，有时候翻译用一点文言比白话更有效，另外一个例子呢，是什么呢？民国初年，代表保守派来反对白话文运动，反对新文学运动的一位健将，就是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家林琴南。他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一方面反对新文学运动，一方面又为它推波助澜，为什么，他用他的优美的文言，翻了170多种，欧美的小说戏剧，包括《茶花女》包括很多名著在里面。所以钱钟书，另外一位怪杰，钱钟书就说，林琴南翻译的英国文豪狄更斯的代表作《David Copperfield 》，翻成《块肉余生述》，中文译文比狄更斯的原文还要好，那当然很多英文专家就会不服气了，可是钱钟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英文里面像欧洲其他语文一样，或许用一个短短的插入句，怎么说呢，英国人美国人爱说This however is not ture .howeber插在里面，比如说What you have just said,Imust say is wrong，他本来说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s wrong，可是他好像和缓一点，你老兄刚才所说的，我不得不承认他是错的，他来一个插入的小句子，或者说His brother you know is a rascal,他的兄弟你知道是个大坏蛋，I mnst admit这些短句子插在里边，这是翻译的人最头痛的句法，中文很少这样说，那这个林琴南反之不懂英文，他一笔就扫开了，靠边站，这样一来，文字通顺得不得了，钱钟书的西学好得不得了，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可他觉得林琴南这样做高明。
中国没有几个人能赢得钱钟书的赞美的。
好了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翻译了三百多首英文的诗，英国的美国的，也透过英文的翻译再转译，翻了土耳其，印度的一些诗，这三百多篇诗，我翻过来之后，对我有什么影响呢，你翻译东西就像临帖一样，你一天到晚临着王羲之的《兰亭序》，你写到后来，王羲之的招数你都学会了，那我翻了三百多篇英文的诗，我当然从那里面学到一些招式，所以我现在写诗，受了中国古典影响，也受了西方的影响，跟我的翻译有很大的关系，翻译是最彻底的阅读跟学习，所以我的比喻是好像我像亚瑟王的武士一样，我也骑了一匹马，擎我的长矛，来跟西方武士马上搏斗，当然我不能把他们挑下马来，不过他们也没有把我挑下马来，所以我从西方武士的招数里面学了很多过来，用到我写中文诗的时候，字里行间，可以派用场，林琴南离我们现在不到一百年，他能用文言翻译《茶花女》，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翻译四百年前的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什么不能用文言来翻莎士比亚，这是一个理论，值得翻译界讨论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有时候碰到一首英文诗，文法非常简练，说法非常老练，简直就是中国古诗的味道，那对不起，我没办法用白话翻，白话翻过来啰嗦累赘，我干脆就用文言来翻了。
所以下面一个例子，爱尔兰的大诗人，可能是20世纪用英文写得最伟大的诗人，W B Yeats，他有一首诗叫A Coat，他的意思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写的诗有一种风格，很多人就来学，觉得我绣出一件很美丽的袍子，我穿着，别人羡慕，就拿去穿了，那我就觉得，我就不要穿了，我不在乎，我裸体的行走，可能更天真一点，他提倡朴素，所以他的英文是说，I made my song a coat, Covered with embroideries, Out of old mythologies, From heel to throat; But the fools caught it ,Wore it in the world`s eyes, As though theyd wrought it, Song let them it,For there is more enterprise ,In walking naked.我就尽量用古诗的句法来翻，“华衣 为吾歌织华衣，刺图复绣花，绣古之神话，自领至裾，但为愚者撅去，且披之以骄人，若亲手所纫，歌乎 且任之，但有壮志盖世，当赤体而行。”我觉得要用文言才能表现它原文的那种精炼，有力的短句的句法，比如说倒数第三行，原文说“Song,let them it”如果用白话说，“歌啊让他们拿去算了，”那一定要说“歌乎 且任之”，这才有力量。
好了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场合都要用典雅的文言来应变，有的时候要看情况，如果原文是非常俚俗的，甚至是非常粗旷的，豪壮的，那么相应地也应该用俚语，用非常直截了当的口语，原文是骂人的，你得用骂人的口语来翻译。
下面是个例子，美国诗人Robinson Jeffers,The Stars Go over the Lonely Ocean,这位Jeffers后半生一直住在美国西岸，加利福尼亚的海边，他自己盖了一座房子，叫它叫做什么塔，他讨厌美国文明，所以他认为，他不得不住在美国，可是呢，他要住得离纽约，越远越好，所以他搬到加利福尼亚，这是一个在东岸，一个在西岸。他鄙弃美国文明，他也不认为民主是万灵丹，所以他怎么说，他这首诗说是海边有一头野猪，老野猪，野猪说，文明如何如何，他借野猪之口来批评美国文化，野猪讲话当然不是很秀气的，所以野猪怎么说，原文说Keep clear of the dupes that talk democracy ,And the dogs that bark revolution,Drunk with talk,liars and believers.I believe in my tusks.Long live freedom and damn the ideologies,Said gamey black-maned wild boar,Tusking the turf on Mal Paso Mountain.我此地不得不得用骂人的话来翻了，“野猪说管它什么高谈民主的笨蛋，什么狂吠革命的恶狗，谈昏了头了，骗子和信徒，我只信自己的长牙，自由万岁，他娘的意识形态，黑棕的野猪真有种，他这么说，他一面用长牙挑毛巴索山的草皮”，这样，才像有种的野猪，说的野猪话。
我讲了这么多，举了这么例，说明什么呢，我并不是要提倡用文言来取代白话，那是绝无可能，所以，我无论是写诗，写散文，写评论，或者翻译，原则上常态是用白话，可是碰到紧要关头，如果原文非常俚俗，粗鄙我就用改用口语俚语来翻译，如果原文非常高雅，而且本来这篇文章就是五百年前的文章，那么我就用一点文言，这样才能够把翻译来贴近原文，而且，使得它立体而多元，我相信当代一个人用纯白话可以写出很美妙的文章，不过这位作家如果同时他有文言的功力，他又能掌握口语，方言，那么，他的筹码就更多了，他的resource（资源）就更多了，他能够动用的招数也就更多，所以我讲了半天，创作也好，翻译也好，不过是想跟大家一同来认识我们美丽伟大的祖国，是有无穷的能在那儿让我们来使力，让我们来发功，我们要善待中文，我教翻译的时候还出过一个题目，叫Don`t cough more than you can help，妈妈对儿子说，那个儿子在咳嗽，cough咳嗽，英文这个help什么意思呢，忍住了不做一样事情，它有这么复杂的一个意思，那母亲对孩子说Don`t cough more than you can help，意思就是说能不咳就不咳，能少咳就少咳，可是有一个学生怎么翻呢，母亲对儿子说，“唉 不要咳起嗽来，比你能不咳的咳得更多”，那这个中文就糟糕了，完全不是中文，那就是非常扭曲，委屈中文，完全脱离中文的生态，中文有自己的生态。
比如说吧成语就是中文的生态，千百年来，为什么传留下这几百个或者上千个成语？因为中文有它的美学就在它的成语里，我们说千军万马，千山万水，千年万代，千秋万事，千方百计，这些都是对仗，千方百计，你也可以说千计百方，可是没有人这样说。因为千方是平声，百计是仄声，千山万水平平仄仄，千军万马平平仄仄，你硬说什么叫做千军万马，难道一个兵要骑十匹马吗？不通吗？好了，你倒过来，千马万军，那一匹马骑十个军人吗？其实中文不在乎逻辑，只是说军马之多而已。我在台湾大学毕业没有两三年，就翻译了《梵高传》，不过台湾香港我翻译的那个版本叫做《梵谷传》，山谷的“谷”，不是我发明用“谷”。因为我小时候在大陆读书的时候，我念冯至先生的诗，他写梵高他不写梵高，他写梵谷，我少年的印象一直在我的心中，所以我翻译《梵高传》我翻成《梵谷传》。出版了以后，过了十几年，有一个出版社说，你这个版本已经旧了，我们重新排版，再出一个新版，你借这个机会，把它再修整一下，好了，我就修整，我当年翻译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修整用十个月的时间，我改了两万处，有一个朋友说你当年的英文这么差，你居然需要改两万字？我说不然，我当年的英文根本没有看错，我现在改的是我写中文的风格，我觉得我当年写中文比较西化。他说为什么？我说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里面碰到“in fact”我就翻译“事实上”，后来我想“事实上”本来中文不是这样说的，其实呢，最好的中文是“其实”，贾宝玉对林黛玉不会说，“林妹妹事实上我是爱你的”。绝对不会这样说，对不对，我改的就是这些地方。“事实上”用三个字，而且是用卷舌音，“事实上”，我们南方人讲起来相当辛苦，所以我改的大半是这样子的地方。那么你说，你这样怕西化，难道西化没有帮助你吗？我说当然有。我觉得我写散文，写一个很长的句子，上百字的长句，长而不乱，这是英文教我的。
我最后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些西化还是好的，西化可能是恶性，也可能是良性，就是徐志摩的诗《偶然》，第二段怎么说呢，“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很多人会背的这里面就有西化，而且西化的成功。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在黑夜的海上”是modifying phrase（修饰语）,adverbial phrase（副词短语）,说明相逢在哪儿，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后面说，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这是西化了，中国人不会说，中国人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国人不会说，公说公有，婆说婆有，理，对不对，不会只说一次，一定很顺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走你的桥我走我的路，不会各用一个字。可是徐志摩，偏说“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好不好，很好。因为这是一首情诗，要说的比较委婉，如果说“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方向，我有的我方向”。大概情人就要分手了，因为太散文化，因为太硬。所以他说“你有你的方向 我有我的方向”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然后他说，“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注意记得什么，忘掉什么，有一个很长的受词，“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如果用散文来说，说清楚了怎么说呢，“你记得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那么那是散文，而且是坏散文。徐志摩又卖关子了，只说一次，在这交汇时候放的光亮这个事情他只说一次，你记得也好，暂时不讲记得什么，然后说，最好你忘掉，这时候才说忘记，记得什么，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也是一种西化，可是，用得非常精炼，用得非常有节制，这是他成功的地方，这是良性的西化，所以西化不一定是不好，就看你的功力如何，西化要化西为中，不是被西方所化，要把西方化过来，徐志摩的刚才这几句诗，是化西而不是西化，我们写中文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一层关系。我今天讲到这儿为止，谢谢大家。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说，您刚才讲了华语它有很多的魅力，然后我想问的是，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只有中华文明传递下来了，而且是连绵不断的，没有断过，那么这跟华语的魅力是不是有关系，然后中文它就有赋予无穷的想像力，这种中华民族的传递，文明的传递，是不是跟这种想像力有关。
当然，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一大载体，就是它的语言，它的语言没有了，文字没有了，那它的文化就无从依附，所以当然，中文是非常重要的。像我自己的经验，我离开大陆以后，我也曾经到美国去好多年，在世界各国都去过，那么我就觉得此生飘零，无所依附，什么时候回大陆我也不知道。其实呢，我离开大陆的时候，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六十多岁了。所以我的诗里面说，“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那么多年，我怎么掌握中国文化，就是靠的中文，所以我写作，是想把李杜传给我们的文化的载体，接过棒来尽量地不要在我们手中落地，然后能不能把中文写得更多彩多姿一点，这是任何读书人都应该负的一个使命。所以有好多年，我惟一的把握就是中文，我不能改变政治现况，我也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可是我能改变中文，中文还算是听我的话，我还可以写作。所以这个中文对我简直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只是稻草，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之长城，一直连绵那么久。假设没有中文的话，那中国文化就非常有问题了，而中文如果变质，变得生态被破坏了的话，那么，你虽然美其名曰“全球化”，而我们自己文化的载体，受到损害了，那是很大的危机。所以，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二次大战的时候，流亡到美国去，美国的记者访问他说，说“曼先生你流亡到美国来，你不觉得绝望吗？您远离故乡这么久。”托马斯·曼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一个中国读书人就要有这样的抱负，他能够有这个抱负就是因为他能够掌握中文。我觉得，我今年4月在厦门大学有个演讲，那个演讲叫做《离心与向心众圆同心》，因为我那个演讲对东南亚各地华人作家讲的，因为他们当年离乡背井，到菲律宾、到马来西亚，甚至于到印尼或者远到欧美去，那个离心不是精神上，离开心脏地带，离开祖国，可是向心还是向往祖国的文化，中华的文化。其实中华的文化呢，小圈子里面有更大的圈子，一圈一圈一圈的。那么，中国人无论到世界各地去，只要不忘记自己的文化，掌握住自己的中文，那你就是同心圆的其中的一个圆。所以我那个题目叫做《离心与向心 众圆同心》。我想今天大家来听我演讲，也无非是众圆同心。
大陆的读者了解余先生肯定是从《乡愁》开始的。《乡愁》诗呢，成了余光中先生的一个标签之作。那么作为诗人和散文家还有学者翻译家的余光中先生，绝不仅仅只有一首《乡愁》诗，他的诗文世界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用博大精深来说我觉得也不为过。那么我们非常多的读者呢，还是停留在认识余光中好像就是《乡愁》，我们为什么不走入更丰富的余光中的世界，去领略他的博大的艺术精神呢？那么余先生今天呢是用《创作与翻译》为题，给我们讲得非常得好。那么，余先生的演讲呢，我想我们共同感受到的一点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余先生赞美我们的中文，中文有着丰富而美丽的想像力，有着无穷的表现力。最后让我们向余光中先生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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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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