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国际网络消息：一代话剧名媛，曾在白色恐怖中驰骋舞台，在腥风血雨中追求光明，《屈原》、《北京人》、《棠棣之花》、《保尔柯察金》……一部部传世佳作让她声名显赫；一代影坛巨星，《李双双》中的李双双、《大河奔流》中的李麦、《南征北战》中的赵玉敏、《泉水叮咚》中的陶奶奶……一个个丰满鲜活的银幕形象使她家喻户晓；曾经浮沉艺海、经历情感变迁，她用自己85年的生命书写着对革命的忠诚和对祖国的热爱。

　　张瑞芳，一个85岁精神却依然矍铄的老人，在《艺术人生》中，她为我们讲述一生中最快乐的光阴；人生中最不能忍受的痛；此生最大的愿望……满头银丝的张瑞芳用她谦和的嗓音和炽热的笑眼与朋友们一同分享她传奇的艺术生命。

　　19岁的张瑞芳开始了一段漂泊却激进的日子

　　对于童年生活，张瑞芳已经模糊，但对于在母校北京161中学的那段日子，张瑞芳记忆犹新。“我一生中有很多开始，但我认为我人生的真正意义始于我的母校，因为第一次演戏就是在读中学的时候，我永远不会忘记。”

　　离开161中学后，张瑞芳就读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开始了专业的舞台生涯。“我离开了女中到国立艺术学校，崔巍来找我，他知道我在女一中演戏。当时37年的清明节大家放春假，就把学生集中起来做大活动，宣传抗战思想。当时他把这个戏带过来了，我就到大门口旁边的会客室对台词，两次演戏都在我们女一中的会客室。”

　　崔巍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表演艺术家，他找到张瑞芳，就这样对了对台词，没有经过排练，戏就上演了。

　　随着抗战的开始，地下党领导学联成立了一个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到各地宣传抗日，张瑞芳成了移动剧团最早的基本成员，从此，19岁的张瑞芳开始了一段漂泊却激进日子。张瑞芳已经无法计算那段时间总共有多少场演出了，但她还能清晰地描绘出和许多抗日的激进学生一起离开北京的情景与心情……

　　“走的那天是1937年8月8号，是平津第一次通火车，全都是学生。我们看了都很眼熟，大家都上车，真挤，但是秩序井然。”19岁的张瑞芳和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挤上了这趟火车，离开了母亲，离开了家乡。虽然不得不承认“当时离开家也挺难受”，到张瑞方“想的就是青年人就应该抗战”。

　　移动剧团每天都会演好几场戏，在演过的数不清的戏剧中，令张瑞芳印象最深的就是《放下你的鞭子》。

　　“她挺坚强，我母亲了不起。”

　　在看到《艺术人生》的编导们采访当时同为移动剧团的著名演员荣高堂老师时，张瑞芳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移动剧团的团歌，“不要皱着眉头，大众的歌手，要知道路途多荆棘，铲除它只要我们还有双手，提防着陷井，你跌倒了爬起来，挺着胸膛，黑夜有尽头……”

　　张瑞芳的父亲是北伐军第一炮兵中将，对于父亲，张瑞芳的印象已经模糊了，“没有什么印象，死得太早了。老为他担心，老出去打仗，母亲非常的忧郁。”

　　在张瑞芳心里，母亲是一个受进步思想影响很深的人。“她不是不缠足，她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放了，偷偷地放。那个时候放脚太难了，每天剪到一小寸，剪剪就习惯了。婚姻上她自己选择，当时给她介绍，她说她不要纨绔子弟，我父亲也觉得要自己挑，我母亲也是那样的，最后两人成亲了。”

　　父亲死于北伐途中。当母亲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时，两条腿都不能走了。张瑞芳至今还记着母亲当时在悲痛欲绝中坚强起来的场面。母亲说：“我本来都不想活了，可想想最小的孩子刚刚一岁多，我不能死，还有孩子呢。” 当时家里有6个孩子，回想起母亲，张瑞芳由衷地感叹道：“她挺坚强，我母亲了不起。”

　　从一个母亲的角度而言，张瑞芳一直承认母亲是孤独的。因为她很少体会到那种子女绕膝而坐的乐趣。“8月8号，我走的那一天，在家里头收拾东西。半夜走，天亮的时候上火车，挤火车，我就叫她，她假装睡着，我说算了，其实我们刚刚一走，她就偷偷爬起来到我们背后，一直到门口看着我们远去。”就这样，张瑞芳带着放在牙膏罐里的介绍信南下，寻找民主人士“七君子”中的沈君如，而母亲则怀抱着最小的弟弟北上。

　　母亲见到张瑞芳的第一句话却是“对不起”

　　一日，张瑞芳和曹禺同台演出《安魂曲》。延安来信了，带来了弟弟去世的噩耗。张瑞芳竟能强忍住泪水把戏演完，“一看是弟弟死了，我就眼泪一直流，我就在那儿不想哭越是流泪。那个化妆师，他说快上场了，我说给我修修妆吧，就一个劲在那儿哭，谁也不敢问问我是为什么，我就勉强把那个戏演完，最后就站了一夜在那儿流泪……”

　　张瑞芳已经无法准确算出，她离开北平后过了多长时间才又一次见到母亲，她只能用演戏来推算她的日程。“当时是演那个《芳草天涯》，演那个戏的时候已经抗日战争胜利了，开始国共谈判。后来他们把我母亲偷偷地送到重庆来，当时没告诉我，我在演戏怕我分心，我戏演完了，才给我说。”

　　在那次演出结束后，有人给张瑞芳送来一封信，让她上山，本来以为是上山过组织生活的张瑞芳在惊讶与兴奋中见到了母亲。

　　第一眼见到母亲，张瑞芳忍不住哭了出来，在她的记忆里，母亲四十多岁，梳着一个辫子，而在眼前的母亲已经剪了短头发，眼角布满了皱纹，戴一个八角帽，穿一身延安给干部做的呢制服。身为儿女的人都知道，这眼泪不是由于母亲外形的改变，而是因为任何儿女最不愿看到的是母亲的衰老……

　　而母亲见到张瑞芳的第一句话却是“对不起”。分别多年，母亲听说张瑞芳和特务在一起，还以为张瑞芳死了。直到到了延安，周总理接见她，说到张瑞芳，周总理哈哈大笑，说你冤枉她了，她一直由我管着，她很好。

　　原来，张瑞芳的丈夫金山是一名地下党，身为一名老党员，他一直做着各种工作。丈夫的身份是国家机密，一开始就连张瑞芳都蒙在鼓里，“一开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进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们从海外回来，他们就参加演《屈原》。”

　　她与金山的爱情成为演艺界的一段佳话

　　张瑞芳的辉煌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开始的，那时候，她在话剧舞台上扮演着中外的角色：《屈原》中的婵娟，《家》中的瑞珏、《大雷雨》中的卡特琳娜……重庆8年，她演了20多台话剧，与白杨、舒秀文、秦怡并称为当时话剧界的“四大名旦”。

　　在话剧演得如火如荼之际，爱情也来到了她的身边。金山，广大电影观众熟悉的《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风暴》中的施洋大律师。40年代重庆舞台上他饰演的屈原一角让无数人为之倾倒。张瑞芳和金山的爱情当时成为演艺界的一段佳话。解放后他们双双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担任演员。

　　昔日在重庆，金山扮演《家》中的觉新，瑞芳扮演他苦命的妻子瑞珏。如今在北京，金山扮演的是保尔·柯察金，张瑞芳演的却是冬妮娅。

　　青艺的《保尔·柯察金》是建团后排演的第一出大型话剧，导演是刚刚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孙维世——一个美貌热情、年轻洋派的姑娘，而且，她还是周恩来的养女。在生活中，这出戏的导演、男主角和女主角之间的角色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保尔爱上了女导演，我们可怜的冬妮娅流泪了。

　　周总理对她说“去上海吧，做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

　　金山和孙维世的爱情不可阻挡，连周恩来也有些无能为力。我们的总理，时间那么宝贵，却还关心着艺人们的儿女情长。当情感受到伤害的张瑞芳想逃离洒满她少年时欢声笑语的故乡时，周恩来给她指了一条路：

　　“去上海吧，做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从那以后，周总理对张瑞芳的关心就格外多一些。

　　1951年，张瑞芳来到她从前仅仅路过的上海，这个她生命中又一座重要的城市。暖风吹拂的大上海接纳了她，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在这座城市里居住下来。

　　女学生出身的张瑞芳，经常扮演悲情角色的张瑞芳，身体一直不太好的张瑞芳，经历了婚变之后变得更加脆弱的张瑞芳，有点怀疑自己了。新中国的舞台银幕上的形象大多是工农兵，他们质朴、直爽甚至有点粗鲁，“自己能演这样的角色吗？”当《南征北战》中的“赵队长”这一形象落在身上的时候，张瑞芳既忐忑，又兴奋。

　　她试图借这个角色彻底改变自己。她不再看什么爱情小说了，改看苏联人写的戏剧理论；说话她不再轻声细语了，见人高声打着招呼。在新的时代，人们开始呼唤另一种美。当人们看到银幕上的“赵玉敏”像男人一样在战火中跑来跑去时，张瑞芳转型成功了！

　　创办“爱晚亭”养老院，幸福而充实地生活着

　　人们不希望住在上影演员剧团宿舍里的张瑞芳在工作之余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门里，于是，人们介绍了温文尔雅、老诚持重的严励同她认识。严励是上影一位能干的好干部，他们似乎已守望多年，今天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结婚了，结婚之夜的上半段，瑞芳还在忙着演话剧。他们后来有了一个儿子。儿子、媳妇目前定居澳大利亚。

　　几年前，严励辞世，目前一个人在上海的张瑞芳社会活动颇多，也不太感觉寂寞。张瑞芳的亲家母是一位退休教师，儿女出门在外，两位老人便合伙开了个养老院，并取名为“爱晚亭”。养老院收了不少老年人，其中不乏张瑞芳的影迷。它采用家庭化的管理，各方面设施还不错。

　　“除了家里，我在这里呆的时间最多。”在自己开设的养老院里，张瑞芳满意地环顾着四周，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