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抗日题材的影视剧生产，会迎来一个新的高潮。目前一些“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摄制播出引起了许多不同反响，这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总结。岁月有情，激情各自燃烧，谁能得到电视机前的观众认可，让他们锁定你创造的这一份感动，是每个电视剧从业者必须认真思考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选择《敌后武工队》——这部曾被搬上银幕和屏幕的文学名著，首先是因为我们相信，冯志先生创作的这部小说，蕴涵了我们民族性格中最为深厚的基因、血脉和力量。所谓民族文化，不外是民族性格的外在表露。那么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学者关注，普通百姓关心，年轻学子也在网络上你争我辩。

　　我们希望，在《新敌后武工队》这部电视剧的创作生产中，竭我们所能，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进行一番形象考证。中华民族比谁都热爱和平，也比谁都勇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不到最后时候，决不轻言牺牲，到了最后时刻，人人都可牺牲。面对东邻岛国文化中嬗变出来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我们的祖辈确实是花了很大代价去认清，然而一旦认清，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都做出玉碎胜瓦全的大抉择。可以说，我们的民族就是在这样的坚忍中苦撑，最终迎来了胜利。

　　原小说作者冯志先生就是敌后武工队的参与者，所以，他的小说里面有着丰盈的细节，从容的铺陈。我们信赖这份丰盈，这种源自作家对那场战争强烈内心情愫的质感，与我们这一代人对那场已经远去的战争的回顾相融合，再加上我们主创人员深入河北农村，广泛收集有关素材，近距离感受当年产生敌后武工队的那块土壤的气息，这一切将使我们未来的作品，迥异于已经公映的《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等同题材的作品。

　　民族救亡文学，在世界各国都有丰碑形式的作品。比如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的作品让我们明白，你只有那样热爱往昔的和平，你才能成为战争中最义无返顾的身影；你只有那样热爱祖国的大地和天空，你才不可能在任何时刻想到屈服。

　　《新敌后武工队》，不会只是《加里森敢死队》式的传奇戏剧。英美观众拥有自己深厚尊严的历史观，但是在影视作品中，他们允许那种“魂斗罗”游戏式的演绎风格。那种风格就是不去考虑我们为何而战，只要强调我们在战争中显露过怎样的神通。这与我们的创作初衷不同。《新敌后武工队》同样能够镌刻出英勇抗战、大无畏牺牲的情节。这种英雄气概能够使我们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壮大。如果要寻找同类风格的文本，我们的首选是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座城市，他，就是瓦尔特。”我们的冀中平原，同样可以让敌人发出这样的慨叹。

　　《新敌后武工队》，不会是《虎口脱险》式的游戏文章。法国人民在二战中没有机会真正面临浴血牺牲，他们只能用这样的嬉闹电影，来自嘲和掩饰自己的怅然。这与我们的创作基调完全不同。虽然《新敌后武工队》在残酷的战争描写中也要挥洒出乐观、潇洒的笔墨。但这种乐观不是肤浅的搞笑，而是面对强敌之时，我们这个民族本来就具有的那一份自信和从容。我们要描述的是一群沧州地面上怀着强烈乡土情怀的抗日志士，他们有河北庄稼汉朴实憨厚的特质，还有武术之乡的彪悍骁勇和江湖场面上的狡黠诡谲，当然也有农民的愚钝狭隘。总之，在对主人公们真挚礼赞同时，我们也要对他们的民族性格进行诚实的勾勒。这样的构思就必须把剧作的根基扎在沧州的乡土风情和中国农民面对战争和强敌心灵历程的平台之上。让剧作超越那场战争的过程描写，成为中国农民在战争年代的情感标本和一段中华民族抗争外辱的心灵史。

　　对反面人物的刻画，我们将力争修正原著中的概念化的色彩。譬如写汉奸，不仅要写出他们为什么当汉奸，更要写出他们是出于怎样的理念才当的汉奸，更要写当了他们汉奸之后的内心分裂和恐惧。描写日寇，我们写他们残暴的同时，更要拷问他们嗜血的动机所在，尽力挖掘出至今对历史罪恶不思悔改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

　　我们写的是全民抗战的故事。这意味着全民的同仇敌忾，全民的反省，全民的牺牲，以及全民的光复。这是一个讲述中国人自我救亡的故事，民族大义高于一切，我们总是在风雨飘摇之际，见证情义，锤炼气节。

　　我们努力去感受到那一切，我们努力去塑造出那一切。

　　抗战胜利六十年了，六十年，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一个甲子，一个轮回。

　　我们希望以自己的诚挚创作，回应历史，回应中华子孙的追问和不灭的大地苍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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