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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09日 10:08
CCTV.com消息：马祖光教授，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奋斗了一生。他一生攀登了两个高峰，一个是科学高峰，一个是共产党员崇高思想境界的高峰。我们在采访他生前的同事、学生、家人的过程中，他的每一件事都感动、震撼着我们的心。马祖光教授为人谦虚朴实，做人不追求名利，做事不流于形式。因此在写他的事迹时，我们对先生的点点滴滴没做渲染和描绘，而是用最平实、最朴素的语言去写他的平凡和伟大。在采写过程中，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和德才兼备的教育家，马祖光一生的卓越贡献、他的敬业和献身精神、他不懈的探索精神和高尚的学术道德、他的大公无私和忠厚谦逊的品格、他那灵魂深处对祖国和党的深厚感情、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用文字难达其万一。
学习马祖光，已是众望所归。本文所记述的只是他光辉一生中的一部分，我们愿以此激励大家做人、做事。
——作者陶丹梅、任晓萍、黄峰、邹波
一位 75岁的老人，当他生命的蜡烛燃烧时，照亮了别人；当这支蜡烛燃尽时，就悄悄地离去。
先生厚德博学，一生坦坦荡荡，清清白白，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而2003年7月15日这天，他放下了正在做的光电子学科30年内的学科规划，放下了看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事，也撇下了瘫痪在床、相濡以沫50载的妻子，永远地走了……
这之后的连续几天里，哈工大网 BBS每天都有100多人发帖子，自发地悼念先生，有的发纪念文章，有的留下三言两语：“向先生三鞠躬”，“以后若当教师，一定像他那样”，“先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人”。
那些日子，他家的电话里时常传出同事、朋友断断续续的呜咽……
就连他家附近粮店的老职工也顿足哀叹：“好人啊，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熟悉他的人、认识他的人、知道他的人无不痛心、难过、扼腕惋惜。
一些人自发地向校党委表示沉痛、惋惜心情的同时，都力荐弘扬他的精神。
一个普通人走了，为什么能牵动那么多人的心？
他，就是我国光学界著名专家、国际激光领域知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工大航天学院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系首席教授马祖光。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在一次会上说起老先生，掩面泣不成声：“2002年，马老师在深圳开院士研讨会，74岁的他是第一次去深圳……他是怎样地工作啊……”
“如果不是生活和工作在马老师的身边，很难相信现在还有像马老师这样的人。”
“马老师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他是做人的楷模，做事的榜样，是共产党员的一面镜子。”
“马老师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难得的导师。”
“他是一个有着特殊人格魅力的人……”
惊悉噩耗，我国光学界泰斗、“863”计划的倡导者、两弹一星元勋、80多岁的老科学家王大珩院士来到告别大厅，签名时，他心情沉痛，手在颤抖……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周炳昆、王乃彦院士和甘子钊、姚建铨、杜善义、蔡鹤皋等院士，航空部原部长朱育理、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原副主任陈怀谨等，马祖光的生前友好、同事及学生分别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遗体告别仪式上，在低沉的哀乐声中，他们洒泪与先生告别……
甘子钊院士等一些人与马祖光并非一个研究领域的，平时也没有过多接触，只因他们了解马祖光的为人而来吊唁……
告别大厅里，摆放着王兆国、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光召、文化部原部长刘忠德、王大珩等20多位院士、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朱育诚、哈工大原校长李昌、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和省长张左己等领导、哈工大党委书记李生和校长王树国、马祖光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及学生等，以及国务院、教育部、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电子局、中科院、工程院、国家“863”高技术专家组、黑龙江省政府等近200个个人和单位敬献的花圈和挽联。
中科院、工程院、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中科院学部主席团、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中科院光电子技术研究所和中科院物理所等研究所，国家高技术“863-806”重大专项专家组、“863-802”主题专家组和“863-804”主题准分子激光与应用专题组、总装备部等，清华大学等高校，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黑龙江省政府等单位发来唁电，马祖光的生前友好、同事、朋友、学生也发来唁电。在100多封唁电中，人们沉痛悼念马祖光教授的同时，对他不屈不挠为科学事业奋斗的光辉一生，对他高尚、谦逊的学术道德和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唁电中这样评价马祖光：“马祖光院士是我国著名光电子技术专家，长期从事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和非线性光学及应用研究。他在该领域创造了多项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并对国防光电子应用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为促进光电子技术的发展也做了系统的开创性的贡献。他教书育人，培养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推动了我国相关学科领域的建立与发展，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马祖光的逝世是我国科技界和教育界的损失”。
王大珩院士在唁电中写到：“祖光院士是我国从事激光研究从基础理论导出现实激光成果的少数先驱者之一。他为人谦虚敬业，作为学术带头人组建并培植了哈工大重点激光专业实验室，为现代光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现代光学界的一大损失”。
一代宗师，风骨长存。先生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他的逝世，使我国光学界失去了一颗灿烂耀眼的星 。 先生人去，但他的办学思想，他的治学态度，他的探索精神、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他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高尚品德，他的爱国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永远激励着我们。
的办学思想，他的治学态度，他的探索精神、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他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高尚品德，他的爱国精神，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永远激励着我们。
早年颠沛流离，饱经战乱艰辛。他坚信共产党能救中国。“一定要为新中国做点儿事！”他一腔热血，奔赴东北
1928年春，北京。
一户普通人家降生了一个婴儿——马祖光，作为这户人家的第一个孩子，父母充满欣喜，也对他寄予厚望。
马祖光的父亲马克先早年肄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曾编著过宋、元、明史。1932年，4岁的马祖光随父母到济南，父亲在一所中学教书，母亲操持家务。
儿时的马祖光，聪慧好学，加之书香门第的熏陶，那时，他就能画出世界地图的轮廓，背出许多国家的首都名称，也时常给伙伴们讲述简单的世界历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举国上下，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是年底，马祖光一家来到西安，开始了逃难生活，全家人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度日。读小学时，马祖光经常看到日本飞机每天数次在中国的国土上狂轰滥炸。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仇恨的烙印。
那时的马祖光，从没吃过一顿饱饭，也没穿过一件合身的衣服。1939年，马祖光又随家人从西安到四川。支离破碎的中国，让马祖光看到的依然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来到四川罗江后，马祖光一家人先住在一所破庙里。初二时，进步人士孙东生校长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学校召开大会号召师生去营救，马祖光积极参加到声讨国民党当局、营救孙东生的运动中去。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然而抗战的胜利给马祖光带来的兴奋是短暂的。10月，马祖光回到重庆，他看到的是国民党灯红酒绿的腐败生活和美国兵的吉普车横冲直撞的情景。几十年后一提起这些事，他仍抑制不住愤怒。这一年，马祖光开始了他在青岛山东大学的求学历程。
马祖光的老师、现清华大学张礼教授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我当时负责山东大学理学院普通物理课的辅导工作，不久便发现了马祖光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这位聪明、勤奋、朴实、谦虚的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未来的夫人也在班上名列前茅。”
1945年“八·一五”后，美国海军驻兵青岛，霸占了山东大学的校园。一次，马祖光与几位英文较好的同学愤怒地与美国兵争论起来，并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霸占中国人的地方？把校园还给我们！”
依傍于黄海的青岛是中国最大的港口之一。就在这个港口上，马祖光看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与耻辱。密密麻麻的人力车夫在栈桥上等待着那些趾高气扬、挎着中国姑娘的美国大兵，而这些人力车夫还要迎着笑脸，央求他们坐自己的车子，好挣上一点儿活命钱。大学期间，马祖光每次经过这里，一看到这场面，他的血就往头上涌，像被人打了嘴巴一样耻辱和愤怒。
1947年6月2日，马祖光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示威。当天，游行队伍与国民党兵发生了正面冲突，马祖光等学生被包围，被打得鼻青脸肿，并被抓走。这之后，马祖光思考了很多问题，他憎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憎恨日本人和美国人侵略中国。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日本凭着先进的武器打中国，又让马祖光悟出了一个深刻道理：国家落后，人民就遭殃。科学技术可以使国家强大，这坚定了他走科技救国之路的决心。
大一暑期，为了挣点儿生活费，马祖光找了一份做家教的活儿。但当他发现这家人的客厅里挂着国民党特务戴笠的照片时，便气愤地辞去了这份活儿。之后，马祖光曾先后掩护了 3个被国民党欺骗到青岛当宪兵的人，帮他们从青岛绕道天津后回到北京。这虽然很冒险，但他为自己的正义和勇敢感到欣慰。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了。在欢迎解放军进入青岛的大会上，一位军代表发言：“同志们，让我们亲切地称你们一声同志吧！你们辛苦了！”那一刻，马祖光热泪盈眶，这是多么亲切的问候！解放军，共产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中国人民终于不再受列强的凌辱。这一天，马祖光企盼了多少年啊！此时，马祖光的心里燃烧着火一样的激情：一定要为新中国做点事！
1949年10月，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日子，马祖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负责山东大学理学院的团委工作。马祖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他说：“为新中国工作，再累再苦，心里也甜。”1950年5月，他出席了青岛市第一届团代会，被评为优秀团员。同年，马祖光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多年的艰辛经历使他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坚信，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
1950年7月，马祖光大学毕业。他是北京人，毕业后本可以回到条件较好的北京，但他却响应国家支援边远地区发展的号召，怀着一腔热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又红又专，踏上创业之路。“服从国家需要。” 他创办了核物理专业
马祖光一生创办了3个专业，每一个专业都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艰难创办的。
1950年，年轻的马祖光怀着一腔热血，来哈工大当物理教师，同时在研究生班学习。那时他是哈工大解放后党组织在研究生里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他听从组织的安排，从研究生班未毕业就被抽调出来，进入苏联人主管的物理教研室，边读研，边工作。次年，洪晶教授来校任教，马祖光与其他教师协助教研室主任洪晶共同组建“物理教研室”，并担任副主任。作为年轻的学科带头人，他当时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为人正派、业务精通、治学严谨、讲课效果突出。有的学生本来是学工科的，但听了马祖光的物理课后，竟对理科产生了兴趣。
1958年，根据国家需要，李昌校长在学校建了6个新系。当时马祖光创办了核物理专业，这个专业的建立是白手起家。在3年困难期间，马祖光患心脏病，腿和双脚时常浮肿，但他始终迸发着为祖国干一番事业的激情，他总是用爱国主义思想去激发大家。在饥饿和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他带领师生苦战，使这个专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规模。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试验成功，他们第一个测到了哈尔滨地区大气沉降的辐射本底的变化，受到了国防科委的重视。当听说，国防科委从苏联进口了两台“百道脉冲振幅分析仪”时，马祖光和他的同事就连夜赶到北京，把其中的1台设备争取到了哈工大。
马祖光非常重视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对核物理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巧这‘三基'一定要过关。”这使得核物理专业迅速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并为这些教师以后的教学和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哈工大这个专业的许多老教师都感慨他们深厚的物理功底和教学、科研的基础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
1960年困难时期，学校树了两个典型，一个是工人，另一个就是教师马祖光。他被树为“又红又专”的典型，是红旗手。
1965年，核物理专业经过7年的艰苦创业，成为当时哈工大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之一。马祖光领导的核物理专业培养的学生质量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在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热情地接待了马祖光，并鼓励马祖光办好专业，还为这个专业提出了国家需要的科研课题，马祖光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一年，他带领师生们以最快的速度研制了“快中子闪烁晶体”、“γ—计数管”、“β—计数管”和一些核辐射测量仪器，并参加了全国首届科学仪器展览。核工业部对这些仪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还专门派人来哈工大学习制作工艺和技术。作为他的学生又是并肩创业的同事、北京政协原副主席朱育诚回忆他们那段创业史时说：“那个时期是哈工大的辉煌时期，也是马祖光风华正茂、艰难创业的时期。马老师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为核物理专业打下了‘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好传统。”作为哈工大八百壮士的马祖光，在哈工大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文革中，马祖光作为老校长李昌的“红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被抽皮带，斗得很惨。他蹲牛棚，挑沙子，刨冰冻的石油渣子，顿顿吃不饱饭，经常饿得头昏……
那时，他们一家三代住在一个大仓库，半夜里一家 4口人曾两次差点被煤烟熏死过去。他的妻子回忆说：“我和老人、孩子都昏在床上，每一次都是马祖光用尽全力支撑着推开了门，然后就躺在了门口……老天有眼，三九天的寒风不知什么时候又把我们一家人慢慢吹醒了……”
1970年，马祖光落实政策了。当时哈工大南迁，流失了许多骨干教师。1976年，根据国家需要，核物理专业并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所希望马祖光能去。但当时的校长找马祖光谈话，寄予厚望地对他说：“马老师，你是学科带头人，我不能放你走，工大需要你，一定要留下呵！”马祖光的妻子说：“我跟他到哈尔滨4个月就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老马是北京人，我很想去关内工作，换个好一点儿的环境。可他说，学校需要他留下，他是党员，要服从安排。唉，他这辈子，从来就不替自己打算打算。”
有一位教师调回南方工作，临走前跟一位校领导聊起马祖光：“哈工大放谁，也不能放马祖光，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是真正干事业的人。如果放了马祖光，哈工大的损失就太大了。”
服从国家需要，服从党组织的安排，马祖光留下来了。
呕心沥血，坚忍执著。“中国的激光研究不能落后。”他以强烈的事业心和紧迫的使命感为动力，艰难创办了国家首批激光专业
强烈的事业心和紧迫的使命感是马祖光创办激光专业的动力。这个专业，在创建最初的 10年中，没有国家投资，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办成了一个走在国内同行前列并有一定影响的专业，马祖光拼了命为之奋斗了30多年。
从物理、核物理到激光专业的艰难创业，从一个专业一次次跨入另一个陌生的专业，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马祖光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不考虑自己的发展前途。只要国家需要，就是他干事业的动力。
激光作为“光的骄子”，从 60年代开始在国际上一出现，便快速被应用。激光切割、激光打孔、激光测距、激光焊接、激光手术、激光制导等，这个新事物深深地吸引了马祖光。他预见到，激光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70年代时中国的激光研究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
1971年，正是“四人帮”猖獗之时，我国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跟随马祖光学习和工作了45年的学生、同事王骐回忆说“马老师在国家没投一分钱的情况下，和同事们有勇气，敢于创办激光专业，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是我国的第一批激光专业。这一阶段，是最艰难的阶段。我们一分一分地攒，没向国家和学校伸手。”
创办激光专业和创办核物理专业一样，也是从一穷二白开始的。刚从牛棚回来的马祖光，那种追回损失的时间、大干一场的迫切愿望十分强烈。当时在国内专门介绍激光的书和资料非常少，激光专业怎么办谁都说不清楚。
“中国的激光研究不能落后。”马祖光搞激光研究心切。虽然他的核物理底子比较厚，但激光对他来说却是陌生的领域。建专业的70年代初，精通英、俄两门外语的马祖光，抽出时间去省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敢于阅读外文资料，且坚持天天去，偌大一个外文资料室，只有他一个人如饥似渴地摘抄国外的激光文献资料，并用透明纸把图描下来。他甚至连吃午饭的时间都舍不得耽误，经常看到图书馆关门。图书馆的人和他熟了，有的看他那么专心地记，就跟他开玩笑：“这是哪个牛棚里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呀，是不是为下一次挨整准备材料呢？”后来，图书馆的人被这位大学教师感动了，马祖光忘了吃饭，他们就悄悄地递上一杯开水和一个面包。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马祖光摘抄了厚厚的几十本资料，并把这些资料和文献卡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大家。教研室的每一位老师都得到过他的无私帮助。
敢于异想天开、敏锐的判断能力、踏实肯干和很强的科研组织能力是一个学科带头人必须具备的条件。马祖光正是这样的学术带头人和引路人。因为他的英文好，每天晚上他都花大量的精力把资料详细地翻译过来，第二天再给大家讲解。他组织教师到北京和上海等地去调研。那时他们每周开两三次调研报告会 。 原校领导谭铭文教授说：“我们讨论时，谁有收获，谁主讲，大家不受资料的束缚，争论得很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马老师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别人没想到的他能想出来。在引导大家讨论时，他始终瞄准前沿，总是不断地提出很前沿的问题，对激光的论证也是很深的。”有人甚至奇怪地说：“马老师的脑子就像一个喷泉，里面怎么会不断地出来那么多新东西？”
至今，这个专业的一些老教师还深有感触地念念不忘：在建专业初的近10年里，马老师在师资队伍培养和理论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马老师对他们进行系统培训，补物理，讲激光，那是他们看书最多的一段时间。
哈工大激光专业的创建有几大特点，起步晚：比国际上整整晚 10年。起点低：尽管教研室的人都是从物理、核物理、光学仪器等专业抽调来的，但对激光还是十分陌生的。物质条件差：什么设备也没有。在建专业10多年后回忆创业初的难忘岁月，马祖光仍很激动。他说：“当时办专业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我和谭铭文、于俊华、王斌一起在一堆废旧的物资中拣回了我们这个专业的第一台没有示波管的示波器，第一台机械泵是花200元钱在哈尔滨灯泡厂买的退役泵。难哪，真难啊，我们是在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资料，甚至没有一颗螺丝钉，连桌椅板凳也没有的条件下开始干起来的……”
当年和马祖光一起创业的王雨三教授说起那段人拉肩扛的艰难日子，眼里含着泪，感慨万分：“在一个大雪天，我们几个人和马老师推着手推车到离学校很远的另一个区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买旧的蒸馏水玻璃瓶。在回来的路上，一直是老马‘驾辕'。马老师的脸上淌着雪水和汗水，浑身冒着热气。他比我们大十几岁，我们争着‘驾辕'，他不肯，累活他一定要干在前头。当时我们还开玩笑地说‘老马识途'、‘老马驾辕'。其实，马老师那时就有心脏病，只是我们年轻，对病没有体验，现在想起来，真于心不忍啊！”
“到哈尔滨近郊的化学纤维厂搞激光喷丝头打孔。别人能骑自行车，马老师不会，只好冬夏天都挤公共汽车，下了车还要过跨线桥，走一段很远很远的路。记得1976年7月30日，因宾县良种场用我们的激光器搞激光育种，马老师带着我们乘公共汽车去宾县查看激光育种实验的效果。当时汽车里的人挤得喘不过气。马老师站在车里，汗湿透了衬衣……”
创业初，为了尽快把激光技术推广出去，被人们所认识，在搞理论研究的同时，他们很快开始了应用研究。马祖光带领大家完成了许多激光的民用项目，都获得了成功。他们东奔西跑争取经费，一个单位主管科研的领导对他们搞激光心里没底：“你们能用激光把纸点着了，我们就认可，给你们批一点儿经费。”当时他们不但用激光把纸点着了，还把耐火砖打出了洞。
70年代初，哈尔滨第一个高层建筑“黑龙江省电视台”在施工时遇到了难题。当时在黑龙江首次采用快速浇注法，但在夹板中灌水泥是用吊锤找垂直线。当建到第四层，由于刮风等原因，垂直度难以找准，拖延了时间，这又影响了水泥的连续浇铸和凝合。施工单位火速找到了哈工大。马祖光领着几个人用3天时间研制了“激光铅直仪”，使这个工程顺利完成。他们还给牡丹江的一个水电站解决了地面水平度的难题，之后他们又为鸡东煤矿研制了“激光防爆准直仪”，为黑龙江省医院研制了“激光眼科治疗仪”，用于治疗视网膜脱落，还为手表厂研制了“手表激光打孔机。”
马祖光很重视激光在军事上的应用。 1976年，他们接受了第一个国防重大项目——“xxx号导弹加装激光半主动制导”。当时我国急需在“xxx号”上加装激光装置。1981年，他们研制的激光器得到了国防科工委的好评并获了奖。
在此期间，他们还搞了 CO 2 激光器、YAG激光器等。“八五”期间，014中心听说哈工大TEACO 2 激光器做得好，便找到了他们。马祖光参与指导的课题组不到一年就赶造出了第二代激光制导用的CO 2 激光器，演示试验成功后，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之后CO 2 激光器先后得了航天部的4个奖。当时的激光教研室主任王骐说：“我们自己研制的激光器得到了应用，这对我们从事激光研究的教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它让我们看到了激光应用的前景，使我们有了更大的信心。这两个军事课题为我们‘八五'和‘九五'期间研制军用激光器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马祖光非常兴奋，他对课题组的同事说：“科学的春天来了！这对我们搞激光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他带领大家干事业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先后研制的多项产品，均在1978年获黑龙江省科学大会奖。
苦心孤诣，赤心报国。“这是中国人的发明，荣誉应属于中国。”科学家爱国情深：“共产党员对党和祖国的爱都是具体的。”
1979年，学校派了一个由17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是邓小平访美后全国高校第一批访美代表团。马祖光把这次机会让给了别人。但在出国前夕，组织上认为，马祖光会两国语言，不但是新学科的代表，而且还是代表团中几个英语最好的人之一。组织上临时决定换马祖光。
和马祖光一起出访美国的校领导李家宝教授对当时的事记忆犹新：“马祖光与美国高校建立关系后，他派了第一批学生去美国留学，当时这对哈工大的影响是很大的。从美国回来后，马祖光了解了国际激光研究的动态，他决心要把中国的激光研究搞上去。”
当时CO 2 激光器虽波段好，但气体不易长时间存放，而YAG激光器波段又有不足之处。能否找到近红外可调谐激光？马祖光带着明确的为国防服务的目的于1979年到德国Lamda Physik公司，1980年又到汉诺威大学做访问学者。
他选定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这个被预言为近红外激光发展中的一个难题。这项研究是获得近红外连续可调谐激光的一个新方案，是当时国际激光研究的一大热点。当德国的科学家听说马祖光要搞这项研究时，摇着头怀疑地说：“美国、苏联、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科学家对这个难题已探讨多年，都没成功，你就不要做了吧。”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使马祖光暗下决心：“外国人搞不出来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就搞不出来，这口气一定要争！”他平静地对德国人说：“请允许我试一试。”
马祖光选定了这个题目后，在实验室里却受到了工作条件的限制。别人白天用实验设备，他的工作时间却只能在人们休息的时间：早9点上班以前，晚6点下班以后。
苛刻的工作条件和压力反而使马祖光的工作动力更足。马祖光已不是风华正茂的青年， 52岁的他，用超出别人几倍的工作量拼命地干着。为了延长实验时间，他把早晨的工作时间一再提前，把晚上下班的时间一再向后延，晚上一干就是半夜。他常常赶不上12点的末班车，只能步行数里回到住处。还没睡几个小时，他又起来赶在他人上班前去做实验，干完后还要把实验设备归回原位，以不影响别人做实验。
尽管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节假日全用上，但仍觉得时间不够用。对他来说，时间已经是用分秒计算了。为了挤时间，他经常吃清水煮挂面。他的心思全部用在了实验上，德国朋友邀他去参观名胜古迹，他都婉言谢绝了。
3个月过去了，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难道真的像德国人说的那样，做这个课题是徒劳吗？他不服气。在许多次失眠中，他冥思苦想：成功只有一次，剩下的全是失败。失败并不等于离成功更远。就在这时，实验室的负责人认为他的做这个课题已没有希望，要求他改另外的课题。马祖光坚决而礼貌地说：“希望再有10天时间。”德方同意了。
10天，只有最后10天的早晨和夜晚！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他一天只吃两顿饭。苦战了7个晚上的马祖光，终于发现了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Na 2 的新的近红外连续谱区！通过寻找新激励途径，在国际上首次观察到了这一谱区的荧光辐射。
夜色茫茫，整个汉诺威城都在沉睡。极度兴奋的马祖光看了看手表，午夜 12点，这恰巧是北京时间早7点，也正是祖国的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他赶紧打开带在身边的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早晨好！今天是7月13日……”此时听到祖国的声音，马祖光流下热泪。
此刻，马祖光激动地面向东方：“祖国啊，您的儿子向您汇报……”马祖光啊，你是怎样地苦自己，为你的祖国母亲争得了荣誉啊。
一天，汉诺威大学研究所所长指着自家有着3层小楼、小桥流水的大草坪对马祖光说：“马，你留在这里，我也给你同样大的草坪。”马祖光回答说：“我们中国也有许多比这更美丽的地方。你要是去中国，我可以给你找一块比这更漂亮的地方。”
德方认为马祖光干出的成果用的是德国的实验室设备，所以在马祖光写出的发现新光谱的第一篇论文中，把马祖光的名字写在了第三位。在国内马祖光是出了名的从不争名争利的人，这是有口皆碑的。可这一次，他却跟主任争得很厉害。他坚持认为：“这个发现，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这个荣誉应该属于中国。”最后，德国汉诺威大学研究所所长写了这样的证明：“发现新光谱，这完全是中国的马祖光一人独立做出来的。”
马祖光的论文发表后，很快就被他人引用了 27次。198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的Happer也观察到这一谱区的发射谱。Happer在文章中写到，他的工作证实了马祖光工作的正确性。
有人问马祖光：“你在国内从来都把名看得那么轻，怎么在国外就把名看得那么重？”马祖光说：“这很简单，在国外我争的是国家的声誉、中国人的尊严，而在国内我让的是个人的名位。在国内我可以不要名，但在国外，国家的声誉、民族的利益是一定要争的。我相信别人在这个关口上也会这样做的。”
马祖光身在国外，但祖国在他心中的位置始终是至高无上的。有个同志从德国回国，曾问马祖光往家捎点什么，他托人带回一盘有自己录音的磁带。她爱人和孩子听到了亲人的声音：“人家的条件再好，也不如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我们现在是困难的时候，可我们越是困难越要使出最大的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要把孩子教育好，要有这种勇气，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块。”这是马祖光对家人说的深切体会。
在德国工作两年，马祖光没观光过一次，也没留下个风光照…… 1981年11月30日，他回到了祖国。当马祖光踏上祖国大地，看到曾在心里呼唤过千万次的祖国时，又一次流下激动的泪水……
马祖光在海关领取托运件时，海关的人惊讶地发现，他除了出国时带去的衣服和鞋子外，还有一大堆划着各种曲线记录的纸和许多笔记本。“一个出国两年多的人难道什么也没带回来？”海关的人怎么也不理解。那年月，出国时间较长的人，带回几大件是很正常的呵。
激光教研室的刘国立去北京机场接马祖光。他说：“马老师带回的东西除了书就是图纸。因为托运超重要花很多钱，马老师就自己提着为实验室买回来的小型仪器和设备。”
其实，马祖光的家里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有着严重风湿病的妻子盼着他能从国外带回一台洗衣机，但后来还是她自己去商店买了一台单缸洗衣机。在德国，马祖光太苦自己了！他为节省时间，也为节省外汇，两年竟吃了 150斤挂面，而节约的外汇1万多马克，归国后他全部上交给国家。有人替他惋惜：“唉，老马呵，你在国外呆一回，干熬身体，什么西洋景没看着，什么洋货也没给家带回来，是不是太亏了！”他认真地说：“出国的机会是国家给我的，出国的钱也是国家给的，国家也有困难，我不能用它买自己家的东西，能节省的就要节省啊！”
这就是马祖光对祖国发自内心的爱！一心为公，贯穿他的整个人生。他在一份思想汇报中写到：“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的爱，都是很具体的，具体在每一天怎样去做人、做事和对待工作上，具体在你每天怎样去做共产党员上。”刘国立说：“有一次，我接待一位伊春市委书记，他对我说，你们马老师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和老马列结合起来的人。”
“一个科学家和一个老马列结合起来的人”，这就是马祖光的真实写照，也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不屈不挠，建实验基地。“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国际前沿工作。”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出一流成果，受国内外瞩目
马祖光在德国发现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揭开了新光谱谱区的奥秘回国后，“把国内的激光研究搞上去”、“建一个高水平的、为国防光电子武器服务的研究基地”是他非常强烈的愿望。他在申请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立项时，很自信地说：“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出科学前沿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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