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故事 施琅篇

　　十三年里卧薪尝胆 终于再次奉旨征台

　　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威震海疆的独眼将军，他就是率军讨平台湾郑氏集团，实现中国大一统的施琅。今天请听由毕福臣编写、———播讲的《台湾历史故事》施琅篇第四集：十三年里卧薪尝胆，终于再次奉旨征台。

　　上一集讲到，在清廷和郑经的两次和谈破裂以后，施琅及时的给朝廷上了两份奏折，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攻台策略，主张用武力荡平台湾。可是在当时，施琅的这些远见卓识不仅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反而被某些人讥讽为“喜功好事”，“欲报私仇”。掌握着朝廷实际大权，以鳌拜为首的一些人，则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理由，根本没有把施琅的奏折放在眼里，又怕他在福建妨碍朝廷与郑氏的谈判，就以“询方略”为名，将施琅召入北京。

　　话说清康熙七年，就是1668年，施琅到了京城北京。出乎施琅意料之外的是，朝廷并没有再征询他的攻台策略，而是任命他为内大臣。这内大臣纯属闲职，按清朝当时的制度，除了按时上朝外，没有什么太多事务性的事情要做。这对大半生打打杀杀的施琅来说，起初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他无心去欣赏那美丽的皇家园林，也没有心情去逛那繁华的前门大栅栏，整天闷坐在福建会馆里。他想不通朝廷调他进京来作什么？直到后来听说朝廷拆撤了福建水师，大小舰船具毁，降清的原郑军将领都被分发到内地各省去屯垦，以显示无意对台用兵，展现和谈诚意。施琅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怕他在福建碍手碍脚，不利朝廷与郑氏和谈。然而，施琅心里清楚，郑经不过是借与朝廷谈判，讨价还价之机，巩固自己在台湾的权势，凭着海峡天堑，只要朝廷不对台用兵，他就可以偏安台湾。想到此，施琅仰天长叹，杀父害弟之仇何日能报！直到几个月以后，他的家眷也被接进京城，托人在景山后街买了一处旧宅子，添置了几件旧家具，总算安了个家，心情才稍微好些。

　　负闲在京的施琅其实并没有闲着，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施琅整日里在朝中走动，免不了要和那些王公大臣们打交道，有让他敬佩的，也有让他厌恶的，时间一长，他已经结识了不少亲朋好友，上自内阁学士富鸿基、李光地，下至内廷侍卫吴启爵等人都成了他的挚友。后来还和富鸿基成了儿女亲家。和李光地因为又是福建同乡，两人交往也日深。施琅佩服李光地安国兴邦的满腹经论，李光地也很欣赏施琅的性格和一些攻敌策略。随着两人的交往密切，了解加深，李光地深为施琅情系台湾，志在攻取所打动，大服其谋略。他称赞施琅“素不多言，言必有中”，“说出几句话来，果然有精彩，也非寻常”，“说出一句，便有一句用处”。一个人讲话能得到内阁大学士李光地如此赞美还真是不多见。以至于数年后，李光地敢在康熙皇帝面前极力推荐施琅挂帅征台，一了他的心愿。吴启爵虽然仅是内廷一名侍卫，但此人极具外交才能，施琅复出，奉命回福建率军征台时，吴启爵是他从北京带回福建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在攻占澎湖以后受施琅派遣多次赴台与郑氏谈判。这些都是后话，说明什么呢？说明任何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都离不开朋友的相帮相助。正所谓“一个篱笆两个桩，一个好汉两个帮”。施琅在京的十多年里结交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成为朋友，为他日后的复出，获得康熙皇帝的信任，一举攻克澎湖，统一台湾，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依施琅的性格，他是什么事都不甘落在人后的，在京城时间久了，他发现自己除了攻敌策略，还能够滔滔不绝的讲出些头头道道以外，其他的学识和那些满腹经纶的内阁大学士相比，确实相差不少，这促使他决心读史。因为他知道史书是前人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前车之鉴，后人之师。施琅少年时曾就读私塾，天资聪明，只是后来弃文从武，一直戎马倥偬，无暇读书。现在正好有的是时间此不可以读书，也可以静下心来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所作所为，领悟人生真谛。守在京城，身边又有那么多大学士，要读书那还不容易。很快一套二十一史摆在了施琅的书案上，有人也许要问了，怎么是二十一史呢？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西汉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共三千多年的历史，以后凡正史均由后朝人修订前朝史，这二十一史便是明朝嘉靖年间校刻的史书，在宋人所称“十七史”外，再加宋、辽、金、元四史，合称二十一史。

　　除了每天例行的上朝以外，施琅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翻阅史书中渡过的。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丰富的人生经历，让施琅对于历史上的人物、事件，经验教训有了更深刻地理解和体认，一些名臣的事迹对他内心产生深深的触动。施琅常把自己的经历和春秋时期的伍子婿相比，伍子婿的父亲是楚国的大夫，楚平王七年他的父亲和兄长被楚王所杀，伍子婿含悲逃往吴国，后来帮助阖闾夺得吴王位，伍子婿作了吴国大夫，整军经武，国势日强，不久攻破楚国，伍子婿鞭尸楚平王，以解杀父弑兄之仇。伍子婿这种鞭尸行为被司马迁视为“无天道之极”，“怨毒之于人甚矣”，而伍子婿后来被吴王赐剑自杀，不得善终。历史有时候往往就那么相似，施琅在历史上找到了一个与自己经历相仿的人，对旧主同怀深仇大恨，立志要给父亲和弟弟报仇的施琅，他该如何处理与郑成功的杀父弑弟之仇？施琅的内心受到的触动可想而知。历史就象是一面镜子，施琅终于有所感悟，这从后来施琅率军统一台湾以后，对郑氏后人采取不杀，以礼相待，并且亲祭郑成功亡灵的事实，不难看出施琅已经把个人报仇事小，国家统一安定事大放在了首位，处理的十分得体，比伍子婿采取的办法明智的多、高明的多，这种虚怀若谷的心境，不能不说与他十多年的潜心读史，静化心灵有很大关系。

　　施琅以知天命之年，还能够认真读史，举一反三，吸取精华，反省自己，不能不让人十分敬佩。连内阁大学士李光地都评价说，施琅“朝退休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诸胸中，一时贤公卿习与交游，皆啧啧称道有却榖儒将风”。可见施琅给人的印象已经判若两个人。

　　施琅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最佩服的人要算是唐朝的名臣陆贽陆宣公，他熟读陆贽的一些奏折，爱不释手。施琅佩服陆宣公的奏议从不假人手，都是肺腑之言，言言切中要害，耿直犀利。陆贽在唐德宗在位期间曾任翰林学士，后来官至宰相。在陆贽的所有奏疏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对《奉天改元大赦制》的改写，当时发生了四个藩镇的节度使发动兵变，自封为王，首都长安为朱泚占据，唐德宗仓皇逃往奉天，陆贽跟随德宗皇帝左右。面对乱世德宗想通过更改年号和大赦来扭转时运，陆贽认为赦书在国运危亡的关头，赦书应当深刻自责，以获得天下人的谅解，而中书机构起草的赦文四平八稳，缺乏诚意。在与德宗皇帝的几番论争后陆贽对赦文内容作了重大修改。一方面用严厉的措词做深刻的反省和自责，另一方面对参与叛乱的人采取宽大政策。这篇赦书发出后在将士和平民百姓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消除了人们对朝廷的怨恨，瓦解了叛军的意志，半年后就收复了京城，全国趋于安定。

　　从这篇赦书中，施琅看到了诚意可以感动上苍，宽大为怀可以争得人心向背，民可以浮舟，也可以沉舟的巨大力量。正是受到陆贽这篇赦书的影响，施琅在日后率军攻占澎湖以后，采取宽待降兵，救治伤残的政策，他还向台湾岛内传达了“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断不报仇，不但不杀台湾人，若郑家肯降，吾亦不杀” 的信息。顿使台湾郑军军心涣散，人人思归，施琅率军顺利进占台湾全岛。他的这些作法与当年陆贽的赦书效应真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施琅从读史中获得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每个人都要在历史的长河中走一趟，留下自己的足迹。施琅在浩瀚的历史记载中，看到许许多多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地方发展有过贡献的人，成了流芳百世的千古人物，让人永远崇敬、怀念。而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则留下了千古骂名，让人永远厌恶、鄙视。前人之事，后人评说。施琅心里清楚，郑成功终究会在将来的史书上留下一笔，其中必然要迁涉到自己，那么自己要给后世留下一个什么名声呢？这是施琅在读史的时候常常萦绕在心头的一件事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施琅对自己将来留在史传中的形象以及评价十分在意，他明白将来在有关史传中会留下怎样的记录，都和自己现实中的一举一动密切相关。施琅在率军攻占台湾的时候，不能不想到自己的报仇之事，只是他处理的十分得体。施琅也许想过，如果为报仇在台湾大开杀戒，或者逼迫郑氏走投无路去自杀了断，自己可解心头之恨，但这样一来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成全了郑氏，使他们一门有了忠臣孝子之名，而自己很可能就要背上杀害忠臣孝子的骂名。与其如此，不如忍一己之恨，保全自己和家族将来在史传中的名声和形象，此不更有价值，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事实证明，施琅的这种痛苦的选择，顾全了大局，于国家与自己都有大利而无一害。很显然，长期的读史，使施琅静化了心灵，消除了暴烈之气，在最终不杀郑氏的问题上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也正是施琅的可敬之处。

　　施琅在京城期间，读史之余也常到福建会馆走动，那里是在京的闽籍人士齐聚的地方。泡上武夷山的大红袍，聊起家乡事，只有在这个时候，施琅才能敞开心绪，倾诉衷肠。他的每次到来，人们都要不时的向他询问有关对台海局势的看法，人人都知道琢公，就是施琅，这是他的大号，人们习惯称他为琢公，最不能释怀的就是台湾，这到不仅仅是因为都知道施琅与台湾的郑氏有杀父诛弟的大仇，而是因为都知道琢公早就给朝廷上有《边患宜靖疏》和《尽陈所见疏》两份奏折，自有一套解决台湾郑氏问题的办法。那时侯，康熙皇帝还只有十几岁，朝廷内主张对台湾采取招抚政策的人占上凤，施琅是空有宏图不得施展。每到这时候，谈起平海方略，施琅凭着长期海上征战的经验和对台海局势的了解，都如数家珍，指画明悉，凡征战事宜、台岛气候、潮汐、险阻要塞、郑军部署等等，了如指掌。可见施琅在京期间，始终在关注着台湾郑氏的一举一动，凡福建到京人士他都要详细询问有关台海往来的各种信息，用心可谓良苦。

　　施琅在京供职期间，清朝边疆局势一度风起云涌。清康熙十二年，就是1673年，发生“三藩叛乱”，那是已经降清，被封为藩王的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等人发动的联合叛乱。在台湾的郑经应吴三桂、耿精忠之约，乘机率军西渡大陆，重建金、厦根据地。福建各地再次陷入清、郑之间的争夺战。时有福建晋江人士曾炳到京会晤施琅，谈起郑军在福建围攻郡邑，东南一带为之震动。施琅感慨家乡烽烟又起，生灵涂炭，声泪俱下，歔欷扼腕，叹曰：“逆之巢穴未毁，终成边患”，这是施琅早就料到的事。他说：“每念及此，寝食难安，一日未忘歼敌也”。可见施琅在京期间时时刻刻心系台海局势，念念不忘台湾问题的解决。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历史上任何一个英雄人物的出现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施琅虽然早有讨平台湾，统一中国之志，但是在当时的朝廷内部，主张对台湾郑氏采用招抚策略的人占多数，即使康熙皇帝在清康熙八年，就是1669年亲政后，年仅十六岁的玄烨虽然很欣赏施琅的平台方略，对施琅率军收复金、厦大加褒奖，可是因为受到当时清朝没有足够的海军，内地尚有若干股反清武装未除，以及后来的“三藩叛乱”等因素牵制，在对台用兵的问题上没有采纳施琅的意见，对台湾郑氏仍采用招抚政策，这大概也是施琅在京期间精神苦闷的重要原因。好在施琅是一个意志十分坚强的人，他不但没有就此沉沦，反而一面潜心读史，总结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修身养性，增进学识；一面结交朝野贤达，关注台海局势变化，为自己的复出创造条件。施琅，当时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能够有这凡作为，正是他的可贵之处，让人可亲可佩。

　　从清康熙十二年到十七年，就是1673年到1678年的五、六年间，清军和郑军福建闽南沿海展开多次战斗，双方互有胜负。到后期郑军退回金、厦，凭海固守，与清军形成隔海对峙的局面。清康亲王杰书、闽浙总督姚启圣先后多次派人招抚郑经，劝说他退回台湾，许以澎湖为双方通商地点。而郑经深知离开大陆，不可能长期偏安台湾，所以就来了一个寸步不让、寸土必争，坚持必须以海澄为双方的往来地点，致使谈判都无果而终。

　　随着“三藩叛乱”的逐渐平复，郑经成了清廷的心头大患。在对郑经一再招抚失败后，清闽浙总督姚启圣奏请朝廷，从三个方面向郑军采取攻势：在军事上，重建福建水师，调在洞庭湖大破吴三桂的万正色任福建水师提督，准备攻取金门、厦门；在经济上，对福建沿海地带重新实行“海禁迁界”将居民向内地迁十至二十里，对郑军实行全面封锁；在政治上，除郑经一人之外，对郑军大小将领、官员，以至士兵、平民，展开大规模的劝降活动。在这一连串的攻势面前，郑军形势越来越不妙。清康熙十九年，就是1680年2月，清军连克海坛、厦门、海澄，郑经在沿海各岛被清军收回，一败涂地，仅带一千余亲随退回台湾。这年底“三藩叛乱”彻底平息，清廷取得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康熙盛世”已经显露出来。

　　施琅从48岁进京，为了能实现讨平台湾的夙愿，可以说是卧薪尝胆，等待时机，这一等就是十三年，直到61岁。那一年是清康熙二十年，就是1681年，清廷为谋求全国的大一统，在对郑经招抚条件一再放宽，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以后，郑经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抱着“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心态，仍然拒绝清廷的和谈条件。然而，郑经自福建撤回台湾不久，就一命呜呼，台湾内讧又起。清廷看到了平台时机的到来。

　　就在康熙选择率军进攻台湾的主帥时，由于内阁大学士李光地和时任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大力举荐下，施琅终于获得康熙皇帝的信任，重披福建水师提督的战袍，加太子少保衔。命令他返回福建，相机进取台湾。临行前康熙皇帝亲自接见赐宴施琅，这也是施琅十三年里第一次单独面君。面对如日中天，年仅二十八岁的康熙皇帝，施琅眼含热泪详陈平台策略，对康熙的询问，对答如流。最后，康熙语重心长的说；“平海之议，惟汝予同，愿努力，无替朕命！” 。从这短短的数语中，施琅已体会到康熙对自己的了解之深，期望之大，十几年的含辛茹苦还算得了什么？这一年的十月，施琅风尘仆仆的赶回福建。

　　欲知施琅怎样率军攻台？请你明天接着收听本台的《台湾历史故事》施琅篇第五集。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