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看到从南京转来的张学良的报告后，“感慨”即刻化作了“不抵抗”。
于是，在北平的张学良，首先得到的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来的复电：令张学良严饰东北军驻沈阳的将军王以哲、荣臻等绝对不准抵抗，违者以军法从事。并令驻辽宁的陆空军继续后撤，以不与日军接触为原则。沈阳事件听候中央处置。
接着又收到由专机送到北平的蒋给张称兄道弟的亲笔信，其主要内容：１.现国际形势对我不利，英日有盟约在先，美法等强国又利用日本防犯赤俄，均不愿援华抗日。２.国内局势不稳，西南滇（龙云）、桂（李、白）、粤（陈济棠）等要联合反对中央，而共匪受赤俄援助，到处流窜，同时今年长江又发大水，天灾人祸，造成国困民贫，财政奇绌，武器不足，怎能抗击凶狠顽强的日寇侵略军？我们要忍辱含垢，卧薪尝胆，内求稳定，外谋友国，积极筹购武器，充实战备力量，以待国际局势演变。当前只要退让，诉诸国际联盟，争取美法苏英等列强同情和援助，以“九国非战公约”来遏制日寇的侵略，云云。
张学良误信蒋介石的欺骗宣传，且笃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遂转令王以哲、荣臻等将整装待命反击的陆空两军继续后撤。
荣臻复报说：“士兵各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甚有持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张听后欲哭无泪，但也无可奈何。
事变四天之后，９月２２日，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正式表明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悲，暂取逆来忍受态度，以待国际联盟公理之判断。
与此同时，蒋氏又特别强调：“危害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狡诈成性的蒋介石，在公开讲话中，尽管搞了许多弯弯绕绕，但最终也不敢把“不抵抗”三个字公然讲出来。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每当日侵略军前进，张即电请示，蒋都复电令张不准抵抗，继续后撤。直到张学良被舆论扣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迫于舆论和民愤的压迫，不得不下野出洋考察为止，共收到蒋及军事委员会这样不准抵抗的电令、函件共十余份之多。
岂知这“不抵抗”三字，使拥有２６万之众的东北军，面对仅有万余日本关东军的野蛮侵略，只能抱枪饮弹。防守北大营的守军于一夜之间，伤亡３３５人，失踪４８３人。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于一昼夜间，占领了辽、吉两省的三十多座城镇。
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敌，国人痛心疾首，纷纷起而诘责东北边防军司令、中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许多人更把怨愤发泄于报端：
张学良电告沈阳失守情形，我军始终毫无抵抗……
张学良向全国及南京国民政府发表通电云：日本军队９月１８日晚上１０点突然向我驻在北大营的军队开火。我们坚持不抵抗政策，没有还击；甚至连日本人火烧北大营时，我们都没有进行抵抗……
张学良命令各军避免冲突，东北各军严禁持枪械出营，避免与日军冲突，以维中日邦交……
张学良！你干得真漂亮！你为我们丢失了祖国的大片领土。难怪有人要提名你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某报更登有一张漫画，画着张学良一手抱着戴笠的姘头，一手扔掉东北的河山……
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哀沈阳》二首：
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那管东师入沈阳。
二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一时之间，张学良成了千夫所指、万众责骂的“不抵抗将军”。连他十五岁的四弟张学思在公共场所露面，也受到公众的鄙视与斥责。四弟因此而羞愤地接连问了张学良五个“为何”：“为何下令不抵抗？为何将国土拱手送于日寇？为何弃东北父老兄妹而不顾？为何不念杀父之仇？为何不顾误国之羞、失土之恨？……”
９月下旬的一天，张学良抱病接见了救国会的代表，痛陈自己的苦衷：“我张某人自幼就痛心中国的四分五裂，希望中国有一个统一的局面。我姓张的如果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我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言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有了你们，东北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他声泪俱下，再也说不下去。
一年前，以张学良的“九·一八”拥蒋巧电为标志，阎锡山在老蒋与小张的驱赶声中，度过了“１９３０”这个非同寻常的大屈之年。
一年后，也是以“九·一八”为标志，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黑锅；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度过了“１９３１”这个殊非一般的大屈之年。
然而越是委屈，越是难以求全。没过多时，日军又欲谋取热河。
蒋介石恨日人得寸进尺，陷他于难堪；又因热河一旦失守即可危及华北，故而一面再求国际联盟干预，一面试作以战求和，令张学良组织自卫。
张学良报国恨家仇、洗雪“不抵抗将军”耻辱的机会到来，于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９日致电南京，一表决心：我们越是委屈求全，敌人越是步步紧逼。忍耐已临极限，武力是自卫的惟一方法。愿率所部抗击入侵，保卫我民族国家，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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