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看到从南京转来的张学良的报告后,“感慨”即刻化作了“不抵抗”。
于是,在北平的张学良,首先得到的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来的复电:令张学良严饰东北军驻沈阳的将军王以哲、荣臻等绝对不准抵抗,违者以军法从事。并令驻辽宁的陆空军继续后撤,以不与日军接触为原则。沈阳事件听候中央处置。
接着又收到由专机送到北平的蒋给张称兄道弟的亲笔信,其主要内容:1.现国际形势对我不利,英日有盟约在先,美法等强国又利用日本防犯赤俄,均不愿援华抗日。2.国内局势不稳,西南滇(龙云)、桂(李、白)、粤(陈济棠)等要联合反对中央,而共匪受赤俄援助,到处流窜,同时今年长江又发大水,天灾人祸,造成国困民贫,财政奇绌,武器不足,怎能抗击凶狠顽强的日寇侵略军?我们要忍辱含垢,卧薪尝胆,内求稳定,外谋友国,积极筹购武器,充实战备力量,以待国际局势演变。当前只要退让,诉诸国际联盟,争取美法苏英等列强同情和援助,以“九国非战公约”来遏制日寇的侵略,云云。
张学良误信蒋介石的欺骗宣传,且笃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遂转令王以哲、荣臻等将整装待命反击的陆空两军继续后撤。
荣臻复报说:“士兵各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甚有持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张听后欲哭无泪,但也无可奈何。
事变四天之后,9月22日,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正式表明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悲,暂取逆来忍受态度,以待国际联盟公理之判断。
与此同时,蒋氏又特别强调:“危害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狡诈成性的蒋介石,在公开讲话中,尽管搞了许多弯弯绕绕,但最终也不敢把“不抵抗”三个字公然讲出来。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每当日侵略军前进,张即电请示,蒋都复电令张不准抵抗,继续后撤。直到张学良被舆论扣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迫于舆论和民愤的压迫,不得不下野出洋考察为止,共收到蒋及军事委员会这样不准抵抗的电令、函件共十余份之多。
岂知这“不抵抗”三字,使拥有26万之众的东北军,面对仅有万余日本关东军的野蛮侵略,只能抱枪饮弹。防守北大营的守军于一夜之间,伤亡335人,失踪483人。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于一昼夜间,占领了辽、吉两省的三十多座城镇。
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敌,国人痛心疾首,纷纷起而诘责东北边防军司令、中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许多人更把怨愤发泄于报端:
张学良电告沈阳失守情形,我军始终毫无抵抗……
张学良向全国及南京国民政府发表通电云:日本军队9月18日晚上10点突然向我驻在北大营的军队开火。我们坚持不抵抗政策,没有还击;甚至连日本人火烧北大营时,我们都没有进行抵抗……
张学良命令各军避免冲突,东北各军严禁持枪械出营,避免与日军冲突,以维中日邦交……
张学良!你干得真漂亮!你为我们丢失了祖国的大片领土。难怪有人要提名你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某报更登有一张漫画,画着张学良一手抱着戴笠的姘头,一手扔掉东北的河山……
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哀沈阳》二首:
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那管东师入沈阳。
二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一时之间,张学良成了千夫所指、万众责骂的“不抵抗将军”。连他十五岁的四弟张学思在公共场所露面,也受到公众的鄙视与斥责。四弟因此而羞愤地接连问了张学良五个“为何”:“为何下令不抵抗?为何将国土拱手送于日寇?为何弃东北父老兄妹而不顾?为何不念杀父之仇?为何不顾误国之羞、失土之恨?……”
9月下旬的一天,张学良抱病接见了救国会的代表,痛陈自己的苦衷:“我张某人自幼就痛心中国的四分五裂,希望中国有一个统一的局面。我姓张的如果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我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言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有了你们,东北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他声泪俱下,再也说不下去。
一年前,以张学良的“九·一八”拥蒋巧电为标志,阎锡山在老蒋与小张的驱赶声中,度过了“1930”这个非同寻常的大屈之年。
一年后,也是以“九·一八”为标志,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黑锅;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度过了“1931”这个殊非一般的大屈之年。
然而越是委屈,越是难以求全。没过多时,日军又欲谋取热河。
蒋介石恨日人得寸进尺,陷他于难堪;又因热河一旦失守即可危及华北,故而一面再求国际联盟干预,一面试作以战求和,令张学良组织自卫。
张学良报国恨家仇、洗雪“不抵抗将军”耻辱的机会到来,于1933年2月19日致电南京,一表决心:我们越是委屈求全,敌人越是步步紧逼。忍耐已临极限,武力是自卫的惟一方法。愿率所部抗击入侵,保卫我民族国家,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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