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华：谈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今年要演奏的新曲目，您为什么要选择勃拉姆斯和韦伯的作品呢？
哈农：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老约翰·施特劳斯、小约翰·施特劳斯和兰纳以及维也纳所有世界级的作曲家，他们的作品都出自于此。而选择勃拉姆斯则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施特劳斯所有的舞曲并不都是维也纳风格的。维也纳是一个大熔炉，这里有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音乐家，他们在维也纳生活了四十年之后就都成了维也纳人。而他（勃拉姆斯）又特别钟爱匈牙利音乐，他把它们记录下来、谱成舞曲。勃拉姆斯特别崇拜约翰·施特劳斯，约翰·施特劳斯也特别崇拜勃拉姆斯，所以我认为把这些舞曲放进节目单里特别合适，因为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匈牙利风格，从整体上来看，我觉得与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非常吻合。
阎华：《中国人加洛普》是老约翰·施特劳斯写的，而他一生中，从没到过中国，那么他写这首曲子时，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哈农：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奥地利人是不是知道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有什么东西带有一点点东方的色彩，他们就以为那就是中国的。而那也有可能是波斯的、有可能是印度的，或者是中国的、或是蒙古的，可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判断那就是中国的。
阎华：您以前是一个成功的大提琴手，现在是一个知名的指挥家，您是如何从一个大提琴手变成指挥家的呢？
哈农：托斯卡尼尼以前也是一个大提琴手，后来才变成指挥家的。二十世纪初，他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知名的指挥家。他一开始是大提琴手，后来有一天，有人问他，“您能来指挥吗？因为指挥生病了。”于是他就走上台、开始指挥，但我不是这样的。我也拉大提琴，但我是整个乐团的核心。我一边拉琴，一边用眼神、或者点头、摇头来给别人提示。后来乐团的规模越来越大，我得指挥合唱、独唱和整个管弦乐队，而这会儿再兼作大提琴手就根本不可能了。
阎华：您认为您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哈农：和我太太的婚姻，我是这么认为的。（右图：年轻时的哈农和妻子艾丽丝）
阎华：说说您太太吧，她是怎么支持您的。
哈农：到维也纳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她。我是1948年到维也纳的，那一年我18岁，我到了维也纳。我去音乐学院，在学院门口，我看到五个年青人，其实是五个小伙子和一个年青的姑娘、一个美丽而年青的姑娘，他们在一起放声大笑。她，就是这个姑娘，就像“砰”的一声击中了我（就象子弹、火花）没错。她是音乐学院里最出色的小提琴手之一，而我是一个还没什么名气的大提琴手。1953年，我们结婚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总在一起演奏，她为整个管弦乐队担任音乐会总监。什么事情她都得做，因为我没有经纪人，她把所有的工作都做了。我们有四个孩子，她什么事都得做。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她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工作。
|
环球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