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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丹尼尔
央视国际 2004年12月01日 09:34
丹尼尔是我们的奥方导游，从1995年起，每年他都代表奥地利广播公司（ORF）负责接待中央电视台的转播小组。
第一眼看上去，他是一个三十多岁极普通的奥地利人，个头不高，有着中欧人常有的浅褐色头发，脸庞清俊瘦削，不大的两只蓝眼睛常常露出腼腆的神色。
和大多数讲究穿戴的欧洲绅士相比，他更像是一个不重衣着、不修边幅的嬉皮士。我至今还记得和他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他总是嘴唇上挂着鼻涕，时不时地从大衣兜儿里摸出一块黑乎乎、皱巴巴的手绢，胡乱地在鼻子上擦抹几下，鼻子红红的，再把手绢揣回兜儿里，他似乎特别容易感冒。好在每年我们摄制组都从台里领一大堆手绢围巾之类的礼品送给他，真可谓知其所需，投其所好吧。
欧洲人行为做事古板保守，但丹尼尔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欧洲人，他太爱开玩笑，有时我怀疑他有多动症。他既是我们的导游，又是司机，经常拉着我们满街跑，有时路过街边的议会大厦，他会突然一拐把儿开上议会大厦的台阶，在门口来一脚刹车，然后回头看着惊魂未定的我们，很严肃地说：“这是一个正直的奥地利人对中国电视代表团的特殊礼遇”，然后又驶回原路，弄得大家哭笑不得。再比如，大家拍了一整天片子，都很疲乏，往往在回酒店的路上昏昏欲睡，这时，他会回头看看我，俏皮地眨眨眼睛，然后嚷嚷：“瞧一瞧，看一看啊，过彤又在想女朋友了”。马上，大家都转头看着我，我也立刻打起精神，迎接新一轮“舌战”。
因为他的存在，车里总是充满欢笑，在这种气氛感染下，语言障碍几乎不存在，不管是讲英语的还是不会讲英语，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在车里嚷嚷、哄笑。嗓音浑厚的赵老师也频频地用英语和丹尼尔“过招儿”。老赵曾经对我们说，他平时出国很少讲英语，但是只要一见丹尼尔，英语单词就根本控制不住地往外迸，每次从奥地利回来，都觉得外语长进了一大截儿，期盼着下次再去。
逗归逗，真正工作起来，丹尼尔绝不含糊，而且非常细心周到。他常常会在头一天提醒我们第二天要准备些什么，包括从哪个角度拍，哪里有可能出彩儿，提出各种建议。有一次，我们要去ORF主控机房协调线路，那天正好是元月一日，他来接我们时带了一块巧克力蛋糕，我们有些莫名其妙，他要我们把这块蛋糕作为新年礼物送给ORF主控人员，我们照做了，奥地利人果然非常高兴，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丹尼尔的建议常常使我们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丹尼尔的家住在维也纳的内环路边上，是一栋7层的老楼房，他的家在四层，是祖上留下的产业，粗粗一看200多平方米的面积，房间颇多，特别是硕大的书房给我印象极深，欧洲老房子屋顶特别高，大概有5米多，整个一面墙从地面一直到屋顶全是摆得整整齐齐的书，而且书架前横着一架梯子，供丹尼尔爬上爬下取书看。
丹尼尔的祖上当过维也纳的市长，而且他的母亲是五六十年代奥地利最有名的电影演员，后来我们曾经有幸在回北京的奥航班机上，欣赏过她在电影《舒伯特》中的表演。也许是从小家庭条件太优越，也许是从小就生活在明星妈妈的阴影中，丹尼尔更像是一个纨绔子弟，年轻时当过演员，拍过专题片，但大多是玩票儿，并没有干出名堂。现在他以做导游为生，自己并不富裕。
我们是他接触到的第一拨中国人。起初，他以为我们和日本人一样（他曾经接待过日本NHK的摄制组），对人彬彬有礼，但敬而远之。可是我们和他在一起没过几天，就已经熟捻得有些相见恨晚。工作闲暇时，他也常常和我在一起感慨生活的无奈。他和妻子苏西（实际上并没有登记结婚，这种情况在欧洲很普遍）同居12年，育有一个6岁女孩，但是他的太太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经常和他发生争吵，携女弃家而走。我95、96年到他家做客时，都没有看到他的妻小，据丹尼尔讲，她们回乡下过节去了，当时我也不便多问。
国际部的同事们和丹尼尔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工作关系，我们是朋友。每次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不管国际部谁去前方维也纳，临行前，在北京的人都会托他（她）带礼物给丹尼尔，而且在真正传送信号时，通过主控司线大家也少不了和丹尼尔寒暄，那场面现在想起来又热闹，又温馨，大家相隔万里却不断地呼唤着对方的名字，共贺新年，也送去无尽的祝福。甚至连赵老师也都利用转播间隙，跑出演播室迅速地和丹尼尔用英文聊上几句，然后再钻回演播室，引得主控机房的技术人员不停侧目。
2002年，同事们托我给丹尼尔带去了一件唐装，金黄色的、一派皇家风范，老丹喜欢的不行，第二天就把他穿在大衣里面，此后我再也没见他脱过，基本上是走哪穿哪，甚至连最后我们进金色大厅听新年音乐会，他也是唐装前往，招得全场老外不停侧目。
丹尼尔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在万里之遥的北京衷心地祝福他。（作者：过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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