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法律文件全部通过后，WTO总干事穆尔说："拥有了中国之后， WTO终于可以称为完整意义上的世界贸易组织了。"为了这样一个结果,我们的谈判人员经历了十数年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辛苦。
自称"谈判退伍老兵"的王磊在给记者发来的信中说："作为从1986年一开始就直接参加谈判10年的谈判老兵，我想告诉大家，为谈判十几年辛苦工作的具体工作人员(我的前同事们)的牺牲、酸甜苦辣，他们是鲜为人知的无私奉献者，他们是真正的专家，对上千页的加入WTO的文件每字每个标点，都倾注了十几年的心血。我想告诉大家，杰拉德为何能当15年的工作组主席…… "
多少年来，办公室的灯一直亮到深夜
"如果过路的人稍微留心一点，就会发现外经贸部主楼西边三楼几间临街的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多年来一直如此。那是我们WTO处的办公室。在处里大家没有坐班到五点钟就走的概念。多数人不管成家的和没成家的都在部里吃中晚两顿饭。总是干到很晚，没法回家吃。"已是一名律师的王磊向记者谈起自己十年的复关入世谈判历程时首先想到的是陪自己直到深夜的办公室的灯光。
如今在自己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只要向东一望他仍能看到自己曾工作过的那几间办公室。
自1986年北大研究生国际经济法专业毕业，王磊就分到了外经贸部的国际联络司。当年7月10日中国刚刚递交了复关申请，而他报到的日子是8月6日。这样就直接进入了当时刚刚成立的关贸总协定处，当时关贸处只有七八个人，第一任处长是吴家煌。 "我们那个老处长还在，是个国际谈判经验丰富的专家，非常让人尊敬，刚刚退下来。十五年这么长，人一生能有几个十五年？我在部里做了10年，经历了四任谈判代表，沈觉人，佟志广，谷永江还有今天的龙永图。"王磊说这话时一脸的沧桑。
1986年没多少人知道关贸
谈及最初从学校出来就直接接触关贸总协定谈判，王磊一笑说，当时中国提出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地位的申请其影响力在国外远大于国内，记得当时在《人民日报》国际版只在第七第八版的一个小角落简单报道了中国递交恢复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申请。但在国外，这一消息上了许多报纸的头版，《金融时报》《华尔街时报》《费加罗报》，欧美的大报全都报道了，我收集到卷宗里的大概有十来份。
国际社会当时对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体制的举动感到高兴，认为中国要市场化了。但在当时国内改革还停留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我们内部对国内改革的方向还不是太清楚，我们当年向关贸缔约方提交的介绍中国经济体制的备忘录很难讲明我们到底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回答缔约方的问题也造成了许多混淆。
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复关谈判还是抱着积极的态度，1986年9月关贸总协定开始发起乌拉圭回合谈判。虽然中国是7月才递交的申请，但缔约方一致做出决定，邀请中国参加乌拉圭回合谈判。我们不是正式成员，但他们说不是正式成员也要你参加，把中国做为完全的参加方。中国可以参加所有的议题谈判，发表意见，只是没有最后修改关贸总协定规则的表决权。我们都非常受鼓舞。
这样中国在谈判复关的同时，又参加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当时我们的关贸处实际上是这两个谈判的一个秘书班，乌拉圭回合谈判有三四十个议题涉及投资、银行、电讯、知识产权、关税和反倾销等问题，而当时我们这个秘书班只有七八个人，工作十分繁忙。
瑞士人做了中国工作组主席
为了更好地处理中国复关问题，关贸总协定成立了中国工作组，并于 1987年3月在日内瓦选举中国工作组主席，当时关贸总协定缔约方认为中国仍是一个过渡的国家，还是倾向由一个比较中立的国家的代表来主持中国的复关谈判。而瑞士从冷战时期，以至现在在东西方的调解过程当中一直扮演着一个中立国的形象。在经中国同意后缔约方选择了瑞士人杰拉德。很有意思的是1992年成立的台湾工作组的主席也是瑞士人。
这种安排应该说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政治考虑。有这样一个中立国的主席可以使复关方和缔约方谈判起来更容易一些。杰拉德是个经济学家，当时是瑞士驻关贸的大使，作为国际职员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作为瑞士这么一个600万人口的小国家的外交官，能主持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加入关贸总协定，应该是杰个人生涯中的一个亮点。在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他实际上是国际社会的具体代言人，在十五年的谈判中，中国、欧盟、美国等国家的谈判代表换了几任，惟独主席杰拉德没有换。
中国工作组主席确定后，中国复关谈判全面展开。
每人分十个题目进行模拟
当时我们那个处8个人，在国际经贸司，是一个秘书班，每次去谈判都要组织国务院的各个部门适当的人员去参加谈判，如果这次议题是关于金融的，就要把外汇局的、银行的人请到；复关涉及到计划的问题，就要把计委的人请来。
我们递交的备忘录20多页，缔约方是逐字逐句地研究，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当时一算有1000多道问题，比如你们的外汇制度，人民币什么时候完全自由兑换，厂子为什么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底谁大，谁说话算数；计划完不成，厂长和书记受什么惩罚等等。有些问题西方人看不明白。
书面问题来了之后，我们先翻译成中文，然后找工业各部委，外汇的问题找外汇管理局，企业的问题找国家经委。当时国务院为此成立了一个跨部级的临时协调小组，各个部要由各个部的副部长来作为部级协调小组的成员。朱镕基是当时国家经贸委的副主任。他是部级协调小组的成员。
当时除了书面解疑，缔约方还要当面提问。当时我们官员回答国内记者的问题还行，但一到国外，就紧张，要么回答不上来，要么先准备好稿子照着念。大家经验不多，这也不能怪，因为每个官员都有分工，不可能什么方面的规则都很清楚。而且面对面地提问你很难控制，那个时候都很紧张，怕即兴发言犯错误。为了不出差错，在答疑之前我们在国内专门进行了演习。我们把各个部门的司长级的干部找来到北京郊区的小汤山经贸部管理学院去模拟。怎么模拟呢？比如说我是计委的官员，分给我十个题目，有点像高考模拟，我们尽量揣摸，可能问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练了很多次。
一看到大轿子车就知道中国工作组在开会了
组织中国代表团到关贸谈判，我们关贸处和关贸总协定秘书处的联系任务非常地繁重，不到两个月就得跑一趟，每次都是二三十人的大团。关贸秘书处的人都傻了，对于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代表团，别的国家出席会议或谈判的顶多两三个人。美国代表团多一点，也就四五个人，我们是二三十个人。我们每次都乘坐大轿子车前往秘书处，所以一旦碰到中国组开会不用问，只要看到大轿车就知道那是召开中国工作组会了。
这对关贸秘书处委实是一个新现象。有的说中国这样的大国家就是不一样，一下来这么多人；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这些人到底有效率没效率，怎么这么多人。后来我们就跟他解释，我说我们这个政府分工很细，计委管计划，经委管企业，外汇是外汇局管……很细。我们这个谈判代表没有一个人了解各个方面的政策。我们花这么多财力来说明我们很重视这个事情。
这种口头上的答疑有三次之多。我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一年往瑞士跑五六趟，乐此不疲。
这样从1987年一直到1988年上半年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做书面的和口头的答疑。
五段话谈了8个月
1988年我被派往日内瓦使团常驻，就复关和乌拉圭回合谈判，在日内瓦直接与关贸秘书处和各成员方工作。从1991年起，我们谈判代表团一方面澄清我国经济制度的变化，一方面和欧盟谈如何解决台湾申请加入关贸问题。当时第二任谈判代表佟副部长受命于危难之时，带领大家开始了"破冰式" 的谈判。我作为使团代表的助手，从1992年1月份到8月份，在中国、美国、欧盟三方很小的一个范围内，一字一句地谈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条件，谈的很简单，总共五段话。
但就是这几句话却一卡能卡好几个月，谈不下去。这五段话谈了8个月。
1992 年8月份台湾问题谈妥之后，9月份台湾工作组成立。这之后中国工作组真正加速了工作。
在这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的目标明确，复关始为国内所了解和关注。当时社会上有三大热：炒股、申奥、复关。
"小王，我们还要见多少人"
乌拉圭回合1994年四月份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召开部长大会，供各方签署协议，也就是WTO协议文本。中国是乌拉圭回合的完全参加方，也签了字，只是法律上暂不生效，但这表明了我们加入即将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心。中国代表团利用各国谈判代表云集的机会，紧张地做各方的工作，争取成为 WTO创始成员国。我当时的任务是安排第三任谈判代表谷广明部长会见各国贸易部工业部长，各个国家在当地没有使领馆，都住在酒店里。开会的这个城市对于所有的国家都是陌生的。谷部长开始说："小王啊，你尽可能多约，能约到多少人咱就见多少人！"
我当时白天晚上不断与坎特、布里坦这些人联系，打电话给他们的秘书。五个工作日下来，我们约见了22个国家的24个部长。有时我们去人家的酒店，有时他们到我们酒店来，有时就在会场里。谷部长的车成天在城里转来转去，大家都有些筋疲力竭。到最后谷部长跟我说："小王，我们还要见多少人？"
吉拉德不得不提出"休息片刻"
1994年底是我参与谈判10年中最忙的时候，压力也很大。我箱子就放在办公室，从不打开，一有事提起来就走。那个时候出差到欧美国家首都没有一个半天可以到城市的其它地方去透一口气。1994年下半年在日内瓦那儿待了五六十天，国内不同部门的人员随着议题的不同，不断地走马灯似的换。
大家只有一个目标--争取成为在1995年成立的WTO的创始成员。我在谈判代表龙永图部长身边，亲历了这场最为艰苦的谈判。
在最后的正式会议之前的几次非正式会议，都谈至深夜，谈判气氛几度紧张，充满了火药味。主席吉拉德不得不经常提出大家"休息片刻"，以缓和气氛。按照惯例如果在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之后，正式会议就只是一个走过场，中国成为WTO创始会员国将成为可能。
但当时美国确实没有意愿要让中国进去，致使谈判受阻。最后一次非正式会议大家扯皮来扯皮去，开到晚上11、12点也没有结果，一个个都很疲倦。龙部长与欧美代表唇枪舌剑，几度谈判气氛不断升温，冲突一触即发。这时主席吉拉德赶紧提议大家"休息片刻"。
在这种最紧张的时候作为缓兵之计就是休息一下，休会的目的不是为了真的要休息，主席也很聪明的，就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
美国代表说："主席，我们这个问题还没得到满意的答复。"也就是说你这个问题通不过。就在那儿耗着，大家的情绪非常失落。这种剑拔驽张的时候，谈判谈到最后时双方都忘记了是代表国家在谈，个人都进入了角色忘掉了自己的身份，都在说按照这个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最后非正式会议没有结果。
会场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们回到住处时已是半夜，明天正式会议要发言，想加入创始会员国不行了，明天你到底什么态度，我们几个人连夜写稿子，写完后，呈给龙部长看了看。
次日正式会议中国工作组主席杰拉德首先说："连日来大家工作非常辛苦，经过这些天紧张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国代表团表现了极大的诚意，但是工作还要继续。"
然后大家都不说话，这种气氛很少见。
不久欧盟的代表举了一下牌子说："我们同意主席的说法，中国代表团谈了很多次，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我们认为还要进一步工作，我们愿意继续和中国代表团合作。"那意思是说你今天想当创始成员国是不可能了。
美国代表团的发言很简单："要继续工作。"
巴基斯坦的代表这时支持我们说："我们非常失望。 中国代表团非常努力地工作还是没能通过。"
其实谁都明白，原因很简单，是由于西方个别国家没有诚意解决问题导致中国受挫。最后龙部长发言用英文一字一句地说："首先感谢各代表团和我们一起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很辛苦，我们中国一直在努力工作，希望成为WTO的创始缔约国，我们跟大多数的缔约方工作得都很好，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但是个别缔约方，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诚意来解决问题，尽管我们中方这么努力，但由于他们缺乏诚意，致使我们不能成为创始缔约国。我们中国的代表团非常失望。我们失望就在于难道关贸总协定，日后的世贸组织这么一个多边机构，就让个别缔约方主宰多边的进程，我们对这个缔约方表示不满，对多边体制的前景也非常担扰。"
龙部长的话短促有力，非常重。
会场里静悄悄的，从主席台到下面的这些到会的代表一点声音也没有，大家都屏住呼吸在那儿听着。
龙部长最后说：谢谢大家。结束了中国代表团的发言。
这时，杰拉德主席说："大家还有什么话要说？"见没人说话就"嘣" 一声敲锤子休会。不想再引起争议，会到此结束。
会议结束后杰拉德主席照例走下台和龙部长握了握手，意思是多保重，以后我们还要继续工作，然后退出会议厅走了。印尼大使这时跑到龙部长身边说："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敢做这样的发言。"好多国家都跑到我们身边支持我们，欧盟的代表也过来和我们握了握手。
只有美国的代表，他不过来我们也不过去，会议结束后双方没有互相握手。
我们当时感觉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没有实现的失落，也意识到国际上这种现实，国际上虽然讲规则，可没有实力什么也谈不成。
1994年夏天我调回国内任WTO处的副处长，随后1995年谈判冷了很长时间，上半年一直没什么动静。这时中国的工作不再是复关，而是加入世贸了。直到1996年这种局面才慢慢改变。这时谈判涉及到国内各个部门政策的调整，进行得很艰难。
与爱人两地分居我放弃了谈判
到1996我参加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整好10年。这十年我参加了20次工作组的会议，非正式谈判上百场，正式会议将近40次。
在1996年夏天出于个人的原因我辞职去布鲁塞尔做了律师。做这个决定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感觉很遗憾还没有谈成就离开了。但因为我的爱人在欧洲学习工作，两地分居造成了许多不便。当然由于长期谈判给许多人的生活带来影响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在1994年谈判最紧张的时候，我们一个同事的爱人生孩子，而我们这个同事根本没时间回国；多多少少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牺牲。
我虽然离开了谈判组，但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入世进程。
1999年11 月中美签署协议后，凭着长期谈判的经验，我感到中国加入 WTO为期不远，我在布鲁塞尔给我的同事发去了一份传真--"向你们表示祝贺和我的敬意！"（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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