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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实习之后
我不知道，经历了这近一年的工作锻炼之后，我的吐字发音是否更清晰、我的语言表达是否更流畅，但的确有一种涌动的情愫在胸口奔腾，一种由内而外的感动和震撼，一种无法抑制的表达冲动和欲望，让我迫不及待地提笔一泻千里。
实习一年，我的工作是做一名记者。
这似乎是我一个遥远的儿时的梦了，但我真正拿起话筒走进人群的时候；当我面对一张张陌生面孔的时候；当我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穿梭、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一个真实瞬间的时候；当我一次次疑惑、震惊、感动、而同情、而悲哀、而忧虑、而愤怒的时候，我似乎渐渐懂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记者，意味着什么。
我是要从头学起的。
四年如一日的吐字练声、铿锵顿挫的新闻播送、温婉流畅的长篇通讯、诗歌朗诵大赛的澎湃激情……在这里统统归零。
第一天走进《中国报道》繁忙的办公室，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没有人有时间抬起头来看我一眼，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大家以跑步的速度进进出出，或者埋头狂摇笔杆，或者急促敲打键盘，我找到一个角落坐下来，新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几天后，我已经学会在几个办公椅之间不断迁徙，只要它的主人去采访、或者去了机房，我就可以暂时保管它一会儿，在这宝贵的可以坐下来的时间里，我开始“啃”一摞摞厚厚的节目文案，那些都是已经播出节目的字幕稿，我想“温故而知新”是最迅速摸准节目脉络的捷径。日子一天天过去，那记录也日益薄了下去，终而成了“明日黄花”，而我也沉浸于文案所铺陈的一幅幅记者英姿的画卷不能自拔：他们的双腿曾经奋战在汹涌洪水的最前线；他们的手掌抚过最贫穷村落孩子的面庞；他们沉着冷静身入毒枭得到第一手画面；他们与不同肤色的国家领导人相对而坐侃侃而谈……从铅字中，我一个个地熟悉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手稿、体会他们脉动的节奏、思想的格局，逻辑的演变，我渴望着，有一天，能够成为让这个集体骄傲的一员。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我太低太低了，仰望时，满眼只有炫目的光。
当我第一次坐在编辑机旁，对着闪烁的红绿按键瞪大了眼睛，看老记者们十指如弹钢琴般地跳动，而屏幕上一个个几秒长的美丽的镜头被连成一幅流动的故事，我只能头晕目眩地垂头而出，去给“师傅”买盒饭。
怎么办？进步只能从阅读开始。
在八小时上班时间之外，我开始疯狂“自我恶补”：我把A4纸订成厚厚一沓，一笔一划在上面写下“新闻基础自我培训”几个大字，作为我的读书摘记；借来电影学院的《剪辑学》，试着理解镜头的蒙太奇、跳轴、构图，试着感受剪辑的节奏、切换的技巧；广院书店里是个大宝库，《电视新闻》、《广播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电视新闻编辑与制作》都被我收入囊中，中外著名记者的传记也成了我研读的对象；就连每天看电视，我也不放下纸笔，力争把记者每一个提问都速记下来，分析节目的骨架结构……看报纸、作剪贴、写电视，我使尽自己每一分力气使自己思想丰满起来、笔头流畅起来、技巧娴熟起来。我，笨拙地像一个雏鹰，嗑磕碰碰，想离开峭壁上的浅窝，去蓝天体会翅膀的力量找寻自由感觉——只能闭眼一跳。
斯坦尼说过：“当你在体验生活时，你就在积累情感。”而记者尤其有更多的机会。
（一）
第一次出镜做现场报道是在广西边境的一个城市——防城港。一个美极静极的小城。采访的由头是1月5日防城港海关缉私队在北部湾海面吉沉了一艘走私“大飞”（他们把四个马力的走私艇称作“大飞”）这在当时的海关历史上是第一次。在整整三天的追踪调查和报道中，我深刻体验到了一名缉私队员的辛苦，在颠簸的甲板上，在漆黑的风浪中，我已经不可能再顾及头型化妆是否亮丽、衣服是否平整，姿态是否端庄，我面对在晃动甲板上东歪西栽还要努力站稳的摄像大徐，只在心中要求自己必须“一遍过”，我的师傅大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真实、准确、迅速。
这不仅是对记者的要求，也是对一名缉私队员的要求，我就是艇上惟一的女缉私队员。
雷达上显示的“大飞”躲进渔船群中再也不动了，好不容易得到的情报，苦守了两天两夜，却一无所获。李关长拍着船舷说：岸边一些渔民近些年捕鱼量越来越小，收入也差了，走私团伙就出50元、甚至30元雇这些赋闲的渔民24小时盯着这几艘缉私艇，只要这边一起锚，那边立刻就停止行动。“大飞越来越狡猾，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关长的手越握越紧，手背青筋暴露，我可以体会到那一刻他内心的焦虑、愤怒和无奈。
缉私艇出海一次最低需要20000元人民币，这些毫不知情的渔民为了区区30、50元，打一个电话就让这些缉私队员的劳动白白付之东流。我不知道，这些年，这样的电话打了多少，这些愚昧的人们又让缉私队、让海关、让国家蒙受了多少实质上的损失，我也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该用法律去约束，还是用道德去衡量，但我知道，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之深深痛心的，关长是为之深深忧心的，那么老百姓呢？
缉私艇上只有一台电视，只要一出海，就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地闪着雪花，大部分时候，缉私队员们也不看电视。我猜想，渔民们也是不看电视的，他们或是没有电视，或是赚钱去了，那么我们在节目中的呼吁，他们能听到吗？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一个电视人的责任不仅仅是做出好节目奉献给我们的观众，我们工作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正是为了那些看不到我们节目的人。
当我们一行三人摄制组和缉私队员们一起在海上熬了两个通宵却一无所获的时候；当风浪越来越大、暗涌越来越猛，我们实在支持不住而跑到船尾大吐不止的时候；当大家都平躺在甲板上，听满是雪花点和电波声中依稀传来的新闻联播时；当海关工作人员离别前情真意切地嘱托我们为改善缉私艇的马力多呼吁一下时，我真的深深感到，作为一个记者，一个电视人，一方面是重于泰山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深感人微言轻，怕心余力不足。
（二）
一位前辈说过，他“渴望年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太原作为亚太地区第一个“清洁生产”试点城市，这对于太原的环境改造、对其它重工业、重污染城市的环境治理，甚至对全国的环保工作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意义。6月5日，国际环保日，我跟着师傅大李来到山西太原。
想象中的浓烟滚滚、污水横流并不存在，太钢和钢玉都开始了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回收“三废”，循环降温的工业废水被修成喷泉；废气废渣全被封闭回收处理……虽然工人们仍然承受着震耳欲聋的噪音、千度高温的热气流，但他们似乎全然不觉，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站在每年都有工伤意外发生的一个铁水漕前，一位像被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工人师傅笑盈盈地说：“这里是全厂最重要的岗位。”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伟大和平凡之间的勾联。
也是在这次采访中，我们邀请人大环保资源委员会的主任曲格平做现场访谈。他虽然早已鬓染白霜，但依然谈锋甚健，庄中亦谐。
访谈很成功，但与我无关。那只得宜于师傅的智慧与曲主任的口才。
坐在曲主任的对面的我像一个小学生，坐在一面镜子前，一眼看穿自己的浅白，我只能仰视他，我只能背诵问题，我的师傅大李写给我的问题。我厌恶自己这样装腔作势的提问，我羞愧于无法与对面的这个思想丰沛的老者交流，人家是一片海，我，只是一条细细的小土沟。那一刻，我想到了那位喜欢皱眉头的前辈曾说的那句话“渴望年老”，的的确确“年轻”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劣势，当面对一个有丰富人生阅历的采访对象，两股洪流必须旗鼓相当才激得起壮观的浪，否则，只能被淹没，被征服，被吸呐，而对方，也没了兴致。（后来这种感受一再发生在我面对这些人时：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澳门回归筹委会副主席马万祺、秘书长陈滋英、经济学家吴敬涟）
越老就越容易找到平视的感觉，这平视的角度是被智慧、知识、经验、感悟托起来的，平视才能不卑不亢、才能从容不迫。我知道自己远远达不到这个高度，但我在攀登。
我不知道自己写的这些算不算一份实习总结，但我想一年的历练已使我的学业和人生都有莫大收获：我做到了在播出时间进入倒数几分钟时，定气凝神一个拌子不打播完一篇长稿；我可以在一、两分钟内记住一大篇出镜词；我可以迅速海选手头占有的资料，发现采访题目中的价值所在；我学会了把主观隐于细节表现的客观背后….. 从大李师傅那里，我学到最最重要的东西是：干活儿要玩命。
在我生命中的第二个城市——北京，在这里，我或精彩、或平庸吧，我不知道，站在车灯烁烁的街头，我还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并不知道是否有一天我可以真的成为《中国报道》的一员，“向世界报道中国，以中国人的视点报道世界”，但我知道，她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一个又一个节目不仅记录了某些历史的片段，也成为我青春岁月的积淀。当我走出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时，我的内心常升起一种类似崇高、庄严、自豪一类的感情。面对电视这个浩淼如烟的海洋，我只是一粒小小的贝壳，如果没有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到沙滩上，我永远不可能看到这么美好的阳光。感谢偶然的海浪，感谢注定的阳光。（文/柴璐 写于1999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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