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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队伍，马祖光坚持以国内培养为重点，国内外联合培养并举。他结合每个人的特点，分别把青年教师安排到不同的重要科研方向上，给他们压重担。这些教师后来有的已成为重大课题组组长，有的成为“ 863”专家。马祖光说：“有较好的设备条件，可以使青年教师们一开始就能在较高的起点上工作，让他们看到学科发展的前途。”一位青年教师说：“马老师所说的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学科发展的前途，正是我们所向往的。”
马祖光领导的这支队伍很有战斗力。教师们在学术会议上，总能自信、从容地回答各种提问。而在这背后，有谁知道他付出的心血呢？“有一次在国内召开国际光学会议，会议要求用英文发言。当时哈工大有近 20人参加，参加者的外语水平又参差不齐。马老师认为我们的外语水平不过关，所以他把大家召集起来训练，大到论文结构，小到每个单词发音，他都不容有半点含糊。他让大家一遍一遍地练习，直至大家已达到纯熟的地步，马老师才放行。我们都戏称这叫‘过筛子'。”
马老师认为科学研究要经常交流、沟通。谭铭文说：“马老师跟别人交流不是表面的，是真心交流。他在学术上不自私。对每个人正在做的课题，他都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科学研究需要一个宽松的氛围，马老师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氛围。”马老师不仅注重教研室同志们的交流，还经常邀请外面的知名专家来教研室讲学。在这样一个宽松、向上的环境里，大家经常能撞击出科学的火花。
王骐、王雨三、于俊华、胡孝勇、王月珠、高惠德、刘逢梅等老教师在光电子技术专业的创建和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已成为独当一面的专家。他们忘不了：建专业初，为培养我们，马老师给我们翻译资料、讲解，几乎是手把手地带我们。
王雨三、高惠德老师说：马老师在队伍建设中，注重团队精神，集体观念很强。他推荐了相当一批人进入“ 863”领域和有关专业委员会中担任要职。我们一个专业能有这么多“863”专家是不多见的。无论做什么，马老师首先想到的就是专业和集体。
王骐，马祖光 50年代核物理专业的学生，是省优秀中青年专家、总装备部光电子技术专家组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曾是“863”激光技术领域X光组专家。1990年他接马老师的班，担任教研室主任，1995年担任研究所所长，1996年由马老师推荐担任了第一任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十几年来，他在马老师的指导下，具体组织和领导了学科建设。他研究X光激光在国内很有特色，开展的激光主动成像雷达技术研究成为本学科激光空间信息技术方向标志性的研究课题之一，多次做出“国际首次”的创新工作。他说：“我1964年毕业时，马老师就找我谈话，给我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这些年，我一直跟着马老师搞激光研究。他对我的影响是最深的。”
尽管马祖光在激光教研室德高望重，但他从没以此自居来教训别人。“他谦虚、民主，没有一点儿学霸作风。不管多忙、多累，他总是很耐心、认真地听我们的想法，然后帮我们分析、指路，使我们常常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是青年教师们都能感受到的。
曾是马祖光的博士研究生、已担任教务处副处长的张中华回忆马老师对他的严格培养时说：“我第一次讲课，讲激光原理。马老师说，他一定要听我试讲，通过了才能上讲台。马老师听完我试讲，给我列了10本书，这些书都是国外的教材。他要求我必须看完，并评价出哪本好，哪本有什么问题。我看了几个月，这些书开阔了我的视野，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把讲稿写出来，马老师才允许我讲课。”
马祖光特别支持年轻教师创新。当一位教师了解到“慢光”是一个很新的研究方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取得一定进展时，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祖光。马老师听到后，立即兴匆匆地从家里赶到实验室：“好，你再演示一遍！”看完实验过程和数据，马老师高兴地跑了好几个办公室，逢人便说：“做出慢光了，这可是个新领域呀。”
很多年轻教师忘不了：我们做的许多科研课题，有的是马老师争取来的，有的是在他指导下立项的，但他却把这些课题分给我们年轻教师，并让我们当课题组组长，把我们推到前边。他指导我们，却很谦虚。他给我们挑重担的机会，给我们创造了成长的条件。”在教师中，马祖光的培养方法和提携后世的高风亮节是有口皆碑的。
他主动把重要岗位和关键岗位让出来，指导他们发挥作用。
陈德应、吕志伟、马晶、张中华、掌蕴东、林殿阳、申作春、谭立英、何伟明、鲁建业等一大批年轻人都曾是马祖光吸引来的，现在他们都已在这里扎根，并成为学科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吕志伟，是马祖光80年代的学生，现在担任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航天学院副院长、国家“863”高技术惯性约束聚变技术神光Ⅲ总体技术专家组和主机前端专项组成员、教育部电子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优秀中青年专家。他承担了多项国家高技术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取得了多个“国际首次”的研究成果，在光学相位共轭技术领域做出了很好的工作。谈到自己的成长，他对马祖光等老一辈教师甘为人梯的精神，有说不尽的感激：“80年代初，我慕名而来跟着马老师学习，从那时起就一直得到马老师的教导和培养。现在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凝结着马老师的心血。马老师严格要求、精益求精的学风、不懈求索、无私奉献的品格，高屋建瓴、洞察前沿的睿智，将伴随我一生。”
如今担任光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系系主任、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的陈德应，做出了多个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他获得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2002年5月，陈德应被推荐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技论坛上作了《离子和离子间激光感生碰撞能量转移的理论研究》的学术报告，并得到了与会专家、院士的好评。陈德应说：“我在读高中时，就知道光学专家马祖光的名字，自上大学的第一天起，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读马老师的研究生，亲自得到他的指导。在师从马老师的日子里，先生的言传身教不仅教我科学严谨地做学问，更教会了我如何为人做事。先生常说：要做事，首先要会做人；不会做人，就不会做事。在我的成长中，处处都有先生无私的帮助。”
光电子专业在哈工大第一个招收了来自巴基斯坦的洋博士韩达尼。这位曾获巴基斯坦总统奖的学生说：“我在巴基斯坦就知道马老师的名字，我们那儿有很多搞激光的人都知道马老师学术水平高，知道哈工大光电子技术专业工作非常好，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有好的学术带头人，有一个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就引来了好的人才。陈德应从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又返回哈工大原专业；海王奖获得者掌蕴东在哈工大毕业时，本没打算留下，但最终还是被这里吸引了，在专业上做出了成就。
先进的实验设备，在培养教师和研究生的动手能力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80年代初，马祖光引进了“准分子激光器”、“光学多道分析器”等一批先进设备，这些设备是全国第一批引进的。当时国内很多单位都派人到这里培训。后来马祖光的学生、青年教师邢达到日本东京电气通讯大学做了这个学校的第一个中国访问学者。日本导师让他把一个电子束装置连接起来。导师本以为这个中国学生会用很长时间，但邢达只用了一两周时间就完成了。导师很惊讶：“怎么会这么快？”邢达说：“这些我在中国都做过。”“噢，没想到，哈工大的学生真行。”日本人点头称赞着。陈德应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期间，仅用两周时间就完成了来自美国一所名校的一位博士后用一年半都没有完成的课题，在那里留下了“名师出高徒”的美名。林殿阳、申作春等每一名青年教师都取得了创新性的科研成果。专业的每一位教师都把光电子技术学科组称为成才的摇篮。有人说：“光电子有一支星光灿烂的队伍。”
在“ 985”一期建设中，马祖光指导的这支队伍在学科建设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1999年，获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设点单位，并于2000年聘任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年与兄弟学科一起建成“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 2000年，建成“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 2000年，在总装备部组织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评估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被评为“A”，在电子元器件与技术类中名列全国第二；
—— 2001年，物理电子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马祖光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仅从 1999年至2003年，他们就承担了总装备部预研项目、国家高技术“863”课题、国防科工委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等国家级科研项目24项。
在光电子师资队伍中，博士化率已达70%。目前，这支队伍正承担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863”高技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一批重大课题，“十五”期间的计划总经费约达6000多万。
马祖光为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晚年，他主持了“ 985工程”二期和“211工程”二期建设的论证工作，对学科的调整、整合、提高提出了许多新的设想，并对青年教师寄予很大希望。他经常对他们说：“过去的研究方向基本上是一个个独立的方向，现在强调技术上的交叉，这对学科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青年人要多学习，德才兼备，把光电子这个事业继续下去。”
治学严谨，殷殷教诲。“教师不能辜负学生千万不能误人子弟。”他一片冰心，精心育人，春雨润物细无声……
“马老师教书育人就像春雨落地，我们听不到一丝声音，但却能滋润我们的心田……”马祖光的学生这样说。
马祖光在给博士生上第一堂课时，就让学生知道刘连满的故事。刘连满是我国登山队的队员，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自告奋勇地用冰镐在前面刨台阶，用双肩搭人梯，把战友一个一个托上去。他体力耗尽了，在离顶峰只有 100米的时候，自愿留了下来，在缺氧的情况下，他毅然关掉氧气筒，把生的希望让给了战友，把登上珠峰的荣誉让给了别人。
马祖光常跟学生说：“做学问也好，做事情也罢，首先一定要做一个高尚的人。顾大局，让荣誉，要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马祖光要求学生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这正是他有口皆碑的人格魅力所在。
“培养博士生要‘功夫到家'。‘功夫'要下在‘解惑'上，‘解惑'包括做人和敬业两方面。博士生的工作是一个较高层次的具有创造性的高水平的科学技术研究，所以必须精心设置培养他们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是马祖光呕心沥血建一流实验室的原因之一。
马祖光坚持“博士生要德才兼备和创新并重”的培养方法。他说：“献身、创新、求实、协作”是‘ 863'精神，这精神也同样适合指导研究生的科研工作。‘创新'要紧紧跟在‘献身'之后。”
他的博士生的研究课题，都像他要求的那样，在激光研究方面完成了国际首次做出的成果，这些研究都有鲜明、突出的创新点。
在学术研究上，马祖光对虚假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学生们都知道，要想在马老师那里搞歪门邪道，是绝对不可能的。
实验室的赵晓彦清楚地记得：“为了培养学生严谨、系统、重实践的科研思想，马老师要求学生在实验前一定要把实验准备，包括电源、水的安全等全都写出来，并仔细检查实验方案，跟学生一起讨论，一步步引导学生。”
马祖光经常亲自参加博士生的实验，也常告诉学生：“一定要有创新成果。如果你的论文与别人撞车了，你就要改做别的课题。试验结果不能光听，一定要亲自去做，亲眼看到，我们是在做科研，不是听故事。”前年，实验室要做一个激光大气传输的实验。因为这个试验要求在夜里23：00以后开始做，年轻人劝马老师：“您先回家休息，我们会随时向您报告试验进展的情况。”“这哪儿行，不亲自操作，不亲眼看到，这叫什么试验？”马老师和年轻人一起观察数据，一直到清晨6点，试验数据才出来。当其他老人出门晨练时，马祖光才疲惫地回到家……
2003年，马祖光已74岁，有个博士生做“毛细管放电”课题实验。马祖光审阅了他的论文后，觉得有个数据还拿不准，就和学生一起研究，从概念的确定到制定实验方案，做得非常详细。因为实验很辛苦，时间又长，学生说：“马老师，我知道怎么做了，您先回家吧，等实验数据出来我就马上打电话告诉您。”马祖光不同意，坚持与学生一起做。这个实验一做就是连续6个小时。那位学生被导师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所感动：“马老师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实验室，眼睛时刻盯着测试仪器。数据终于出来了，马老师非常高兴。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天又下起雨来，我搀扶着马老师，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到他家门口时，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一阵发酸：导师啊，多像我的父亲……”
“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要能经得起别人的考问，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电子工业部委托马祖光主编一本激光统编教材。他数次召开编者会，要求取材一定是当今最新成果，每个定义、概念要准确恰当。他再三嘱咐：“千万不能误人子弟。” 25万字的书，几易其稿，他对每一章、每一节、每一页、每一行，甚至包括标点符号，都仔细推敲。当大家认为可以印刷的时候，他还建议再改几遍。他说：“严谨是做学问最起码的态度，可不能在知识界里当奸商啊！”
马祖光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他有时精益求精已到了“过分”的地步。学生说：“明明几个数据就可以证实的实验，马老师非要求采集更多的数据。在实验过程中，他对每一个操作细节都要求得很严，他常说，这些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于精密的仪器，有时轻微的局部变化都会给实验造成一个岔路口。”
马祖光培养学生一丝不苟，责任心极强。每位博士生开题，马祖光必须参与，帮助学生选题、分析、查资料。对学生的每个课题，他都挂在心上，查找大量的相关资料。学生常常说：“我们要做的课题所掌握的材料，还不如马老师掌握的多。”
博士生答辩前，马祖光要求学生把论文至少提前几周交给他，他要仔细阅读和修改。他妻子说：“老马常常在夜里一两点钟的时候，还坐在床上看学生的论文。每个不准确的数据、不准确的英文翻译，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他都用红笔圈出来，第二天让学生去修改，一遍不行两遍，直至再也找不出一点毛病为止。我劝他快睡觉吧，明天再看，他总说，明天就要把论文交给学生。有好多次改论文，他夜里都犯了病。唉，老马太累了…… ”
巴基斯坦只给达尼提供了4年的留学经费，眼看签证期限就到了，达尼很着急，就跟马祖光商量做实验时能不能简化一点，马祖光坚决不同意。他理解达尼的心情，帮达尼查资料，做了大量的工作。达尼做的是一个新领域的课题，他的论文马祖光至少改了7遍。最后论文被刊登在一本国际权威杂志上，还被评为哈工大优秀博士论文。
博士生、硕士生每次答辩，马祖光总要亲自参加。有时马祖光惟恐忘了时间，再三嘱咐同事一定要提醒他。马祖光的同事说起这些事都很感动：“博士生答辩的时间长，年迈的马老师从来不迟到，不早退，常常一整天跟我们一起认真听，不断询问，并坚持听完每个答辩。”
马祖光的秘书讲，有一段时间他的脚浮肿得很严重，同事和家人都劝他住几天院。正巧这时有个博士生答辩，马老师一定要坚持参加完答辩后再去住院。
就在马祖光逝世前 1周的时间里，他已感到很不舒服了，但还是连续参加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我们都希望马老师给我们把关，但没想到，他太辛苦了，太累了……如果我们知道会这样，一定要劝他回去……”他的研究生含泪哽咽着说。
学生们从马祖光的严格要求中，感到的是殷切的期望，是温暖和慈祥。对于已经毕业的学生，马祖光依然关心他们的成长。学生们也很信任马祖光，常常写信来向导师汇报他们的近况。看到学生的每一个进步，马祖光都发自内心的高兴。学生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前几年他的学生张春娥毕业后去了四川工作，去年准备出国，她打电话来请马祖光帮她整理成绩单、写推荐信。马祖光跑图书馆，跑教务处，一样一样地把材料准备好给她寄去。
作为一名科学家，科学是他的事业；作为一名教师，培养本科生成才，也是他的事业。每一项事业都凝聚着他的心血。马祖光认为本科生的培养就像塑造一块块毛坯一样，不求很专，但一定要强调基础，强调动手能力和实验能力。
担任多年教研室教学主任的王雨三说：“我每次制定或修订教学计划时，马老师必亲自参加，他一定要坚持两条：一是不能削弱基础课内容；二是实践环节要加强。他强调物理实验要多做，生产实习不能停。光电子技术实验室永远都是向本科生开放的。前些年，在实习经费很少的情况下，学生们到天津、北京的实习也从未中断。他常说：‘我们不能误人子弟，要精心培养合格的学生。'”
“马老师作为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他主张宽基础，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1999年，我刚到教务处工作，在制定专业调整后新的教学计划时，曾请教过马老师。他对我说，一定要抓好基础性教学工作，基础打好了，扩展到其他专业也容易。受马老师的启发，我到教务处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注重基础研究的新的教学计划，我的很多工作是受了马老师教育思想的影响。”青年教师张中华回忆恩师对他的影响感慨颇多。
在哈工大，马祖光是呼吁博导、教授上讲台给本科生讲课的倡导人之一。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应邀到二校区为学生作题为《做人与做事》的讲座。那天马老师很不舒服了，老伴劝他：“你身体不好，二校区还挺远，就别去了。”可马祖光说：“二校区的学生都在等着我，我不能辜负他们的热情呵。”讲座中同学们被马祖光的人格深深打动了。讲座结束后，学生们围着这位平易近人的院士问这问那，这一聊又是两个小时，到家时已是夜里11点多了。
马祖光的秘书也是在职博士生鞠有伦说：“马老师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小朋友的信。他们在信中好奇地询问激光方面的知识，有些问题千奇百怪。每次接到这样的来信，马老师都尽量回复。然后把这些信交给我寄出去，每次他还不忘给我邮费说：‘这是我的私人信件，别用公家的钱。'”
大家都说马祖光就像慈祥的家长一样，因为他总是把集体和大家的事看得很重，处处操心，而把自己的事看得很轻很轻。一位青年教师、马祖光的学生回忆说：“有一年，我得了比较重的病，当时心情不好，第一个想告诉的就是马老师。他接到我的电话很着急，建议我去北京治疗，让我去找他在卫生部工作的一位好友。当时我很感动，马老师自己有病，爱人有病，都不麻烦人家，为了我，他却要向人开这个口……”
凡是和马祖光接触过的人都说：马老师是个真正的好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惟独没有自己。只要别人有求他，他都尽心尽力地帮忙。他帮助过很多人，他把帮助别人看做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但他有困难，却从来不向人张口，总怕给别人添麻烦。
马祖光就像一只蜡烛，随时可照亮周围的人。他一生都在办专业，一生都在培养人，一生都在关心人。他像春雨润物，感化着周围所有的人……
淡泊名利，高风亮节。“事业重要，我的名誉不算什么。”他功成不居，坦坦荡荡，人格魅力凝聚人心
评院士，中科院在审阅马祖光的推荐材料时，却有这样一个疑问：马祖光作为光学领域的知名专家，他的贡献在光学界是有目共睹的，可在许多论文中他的署名却在最后。“这就是科学家马祖光的人格魅力所在。”在和马祖光合作的同事及学生的眼里，马老师的署名虽然在最后，但他的贡献却是第一位的。在航天学院关于马祖光的论文署名一事，早已成为美谈。
刘国立不会忘记，当年马老师决定让他出席全国激光会议，并在会上宣读论文《紫外激光激励钠二聚物的 2.50-2.56微米激光》。这是根据马祖光提出的理论首次发出激光、属于世界前沿水平的研究成果，马祖光做了很多工作，刘国立自然把马祖光的名字写在了第一位。当刘国立在四川开会前，收到由马祖光最后修改的论文时，他发现论文中自己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位，而马祖光的名字又排在最后一位。
老教师王月珠也不会忘记：“马老师刚从德国回来时，他把自己在国外做的许多实验数据和照片交给我，让我测试。论文他改了三四遍，我便把他的名字署在了前面，他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把他的名排在了最后。”
这样的事，教研室每一个人都遇到过，并且不只一次。
马祖光的同事说：“教研室的许多教师和研究生的课题方向都是马老师提出来的。这些课题他都亲自定方案，亲自指导，定期检查，按理说，马老师的名字署在第一位，这在学校里是很正常的。但在论文署名上马老师却让和他合作的每一个人深受感动。几乎每一篇论文的署名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别人把马老师排在第一位，马老师立即把名字勾到最后一位，改过来勾过去，总要反复多次。根据教研室的规定，通常需要马老师对发出的稿件进行最后把关。所以，马老师又把封皮一换，重新署名，自己仍排在最后。他总是说： ‘ 事业重要，我的名不算什么。'”
提起这些，老教师胡孝勇、尚铁梁都深有感触地说：大公无私，是马老师突出的美德之一。他为别人的课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花了大量的心血，这和有的人在学术研究中的种种自私自利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老师做了别人能做而没有做的事，这就是他的平凡和伟大。他做人真实、坦荡，从来不为自己的前途设计。
马祖光把科学研究看做大家共同的事业，把自己的名誉看得很轻。作为我国“863”第一批领域专家，他在国内学术界威望很高。正因为有这样的影响力，马祖光为教研室争取了多项国家“863”课题、自然科学基金和国防课题。可以说，80年代和90年代哈工大激光教研室的绝大多数课题，都是在马祖光的指导下争取来的，并根据他的学术思想确定的。
马祖光的心里有一本账，哪个课题适合哪个同志干，他清清楚楚。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把争取来的很多课题分出去，并让别人当课题组组长。跟他工作多年的一位老教师说到这样的事，很感慨：“老马呵，一点儿私心都没有，是真正为事业着想的人。他高尚的学术道德不是现在的学术带头人都具备的。”
马祖光并不是把课题分给别人就不过问了，而是从立项、设计方案到解决关键问题，从中期检查到修改论文、发表论文，他都严格把关。哪个课题组有问题解决不了，他或是全力帮助，或是组织人马，集体讨论，以求找出最好的方法。他的同事说：“在讨论的过程中，马老师非常民主，别人的话他总是用心听完，从不打断。无论是学生还是知名教授，和他讨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他把自己的成果和经验看做是集体的财富。 30多年来，他收集、积累了大量资料。一本本小册子、一张张卡片，记满了各种实验数据和计算公式，谁需要他就给谁看。他把归纳、整理、翻译的资料装订成册，别人需要时，就不嫌麻烦地拆下来。教研室每一个同事都有马老师的文献卡，经常得到马老师的指点。他妻子说：“老马在家时，经常是不嫌麻烦地为别人翻箱倒柜地找资料。”
有人埋怨马祖光总是无私地向同行“泄露机密”，马祖光却说：“科学是祖国的科学，能让更多人分享成果，整个国家的这一领域不就进步了吗？培养人才没有什么门户之分，哈工大的学生都是我的学生，别的学校的学生找到我，我也得帮助人家。”
有一年，一位大连理工大学的学生闻听马祖光的大名，在博士论文答辩时，写信给马祖光请他做答辩委员会的委员。马祖光对那个方向不熟悉，就写信给他推荐了别的领域的专家。有的外校学生得到过马祖光的帮助后，回校跟同学说：“考博一定要考哈工大，那儿有位非常好的老师马祖光。”“这样的事太多了，在马祖光看来，培养人才是为国家培养，他想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学校，而是一个国家。”学生们都这样说。
“我的一个博士生去请教马老师一个问题，他当时就说‘这个我不行，我帮你找别人。'我很感动，一个大专家能用平常心对待自己，不懂不装懂，不敷衍学生，这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能做到的。”哈工大的一位博士生导师对这件事记忆深刻。
刘国立回忆说：“1983年，激光实验室进口了一台先进的多种气体准分子激光器，一个兄弟单位派人来学习，马老师热情接待，他毫不保留地让人家看个够。从德国回国，他在中科院作了题为《激光光谱的发展和激光材料》两场报告，非常受欢迎。那时在国内开展光谱研究的很少，有的单位研究的内容对外都保密，可马老师除了给人家讲自己的成果外，还介绍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当时我们许多人都埋怨马老师，没有像他那样的大傻帽儿了。”
他曾帮助安徽、上海、牡丹江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做了许多工作，毫无保留地为他们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资料。在他的帮助下，有的单位做出了重要成果。
对有的科研单位间互相“封锁”、“保密”的现象，马祖光说：“学术界这种风气不好。搞学问的态度应该是大胆地对人家公开，欢迎大家超过我们。”对这种现象马祖光说得坦坦荡荡：“我也知道他们那么做不对，但我们这样做，楚人失弓，楚人得之，都在中国，不算失。”
教研室的老师和学生往国外杂志寄论文或者寄参加国际会议的论文，马祖光都必须亲自审查，而且审查得非常严格，包括科学原理、论证过程、甚至英文翻译、语法习惯等。他说：“论文不仅代表个人，还影响专业、学校，甚至国家的名誉。”
有人问马祖光：“你这样做，不是太亏、太累了吗？”他说：“对同志不该留一手，这是最起码的道德标准。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科学工作者应该具有这种品德。”
关于马祖光评院士一事，其实谁都知道，如果他为自己进行“院士建设”，他早就当了院士，但他求成不求名，首先规划的是学科，而不是自己。
早在 1996年，王大珩院士来哈工大考察时就说：“小马（马祖光）该申报院士了。”这位学术界泰斗的话不是轻易出口的，而马祖光却没把这话放在心上。
从 1997年开始，哈工大为马祖光申报院士。他不但不同意申报，还让王雨三把申报材料从校人事处追回来。
马祖光总认为自己不够院士的水平。他说：“很多比我优秀的学者并没有成为院士。”知道他评院士过程的人，都知道他的话是实实在在发自内心的。
1999年，推荐院士不需要本人签字，学校有关方面已将材料寄出。马祖光知道后，竟给中科院写了一封信：“我是一个普通教师，教学平平，工作一般，不够推荐院士条件，我要求把申报材料退回来。”他十万火急地用特快专递把信发出去。有人认为他不在乎院士的头衔，其实这是他太过于珍重这个荣誉了。
2001年，新的评审规则要求必须有申请者本人签字。当时学校和院里很多人都做过马祖光的工作，但他坚决不同意签字，这给申报工作带来了难题。在申报的最后一天，人事处的一位领导实在没办法，就去找校党委书记李生，请李生书记以校党委的名义出面做马祖光的工作。
党委书记李生回忆说：“当时我们去了马老师家。马老师还是坚决不同意把他作为院士候选人。他说：‘我年纪大了，评院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应该给年轻的同志评。我一生只求无愧于党就行了。'没办法，我就动之以集体荣誉，晓之以党性原则，跟他谈了许多。告诉他，你评院士不是你个人的事，这关系到学校，是校党委做出的决定。你是一名党员，应该服从党委的安排。马老师说：‘我这一辈子都听从党的安排。'我立即接过话头说：‘那好，你再听从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后终于同意签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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