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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祖光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喜讯传来，同事们奔走相告，像过节一样高兴。大家认为马祖光当选院士当之无愧，但在座谈和电视专访时，马祖光却说：“这是大家的功劳，没有全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忘我的劳动，我马祖光再能干也当不上院士。”
听说马祖光评为院士，一家科技报社的记者采访他时，请他写几句话。马祖光写到：“弘扬科普，提高全民族科教兴国意识；呼唤诚信，立信誉于全世界强国富国之林”。
他总结了 3条当选院士的原因：第一是党的教育和培养；第二是依靠优秀的集体；第三是国内同行的厚爱。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他特别谈到了党对自己多年的教育。
克己奉公，俭以养德，一生奉献，不求索取“党员不需要照顾。”“党员在利益面前不能伸手，在奉献上要走在前面。”
作为为科学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科学家，马祖光的家太不入时，甚至有些寒酸：一套很便宜的沙发，用了 20多年，有的地方已塌陷了，只是外表用一个罩子罩着，几把椅子也是修过的，屋子里没有新家具，也没有什么电器，只有几个大鱼缸和卧病在床多年的马祖光的妻子孙老师作伴。
这还是他前年才搬过来的新家。原来的家比较冷，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书多，一个旧书柜装不下，就堆在地上用塑料布一遮了事。
学校为老专家盖了一栋复式楼，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分到一套，安享晚年，但他仍坚持住条件不好的房子。马祖光不愿意享受吗？不是，他的同事说：“马老师的精力全都用在看书、钻研业务、办专业上了，他舍不得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享受上。”
熟悉马祖光的人都知道他家房子的故事：
文革初，马祖光天天被批斗，一家三代人被撵到在一个仓库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只有一个炕，书架还放在炕上，睡觉时脚只能伸在书架底下。后来落实政策，学校给了马祖光两间房，这两间分别在两个单元的房子，一间是 3家合厨的，另一间是两家合厨的。住房条件虽不好，但他已经很满足了。
后来，学校又盖了一批新房，这时马祖光已经给实验室一位工人跑下了两屋一厨，正在给另一位女同志跑房子。学校要给马祖光调房子。他说：“我再搬是锦上添花，如果给别人是雪中送炭。”他请求把这一间拨给那位女同志。有关领导说，这次主要是照顾有影响有贡献的教授。马祖光马上摆摆手说：“我是党员，不需要照顾。”一年后，他所在单位的同志都搬进了新居后，马祖光才从比较冷的房子搬出去。
对于过去的艰苦，马祖光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正是这些艰苦锻炼了我的意志，让我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活与学习中始终坚守着一种信念。”
正因为有一种信念，马祖光大学毕业就选择了北国边陲哈尔滨。那时，哈尔滨的冬天室外最冷时达零下30多度。他妻子到哈尔滨几个月后，就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马祖光背着妻子去医院看病，妻子的病还没好，就欠了很多债。但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一句困难的话，更没有向组织伸过手。当组织上了解到这些情况决定给他一些补助时，他说什么也不收。后来他父亲病故，组织上又给他一点补助，他坚决地把这笔钱退了回去。
1981年11月30日，马祖光从德国载誉回国。因要向部里领导做汇报，航天部外事局和教育局就把他安排在友谊宾馆休息。第二天早晨，他就跑到航天部招待所去了，他说：“那儿一晚上的住宿费几十块钱，太贵了！”他坚持住在招待所。考虑到马祖光要写总结，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航天部又把他安排在国务院招待所一个每天只收9元的房间里，第二天去找他时，他又不见了，他自作主张调换了一个每天只收5元的房间，他说：“这里已经很好了。”
建专业初，为节省经费，马祖光出差经常坐硬座，坐公共汽车。他身体不好，在车站追公共汽车时跑得慢，有时还要挨售票员的训斥。有些年，学校每月发校内小车票，但他经常把票放在系里供别人用，自己尽量挤公共汽车。
虽然生活并不宽裕，但是对于钱，马祖光看得很轻。那些年他需赡养长年瘫痪在床的母亲和岳母，再加上给患病的爱人、儿子看病。可就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马祖光还经常拿出一些钱周济有困难的同志。
一心为公，始终贯穿马祖光的一生。他曾任了4年的省技术物理研究所兼职所长，所里送来一笔酬金，他立即给人家送回。往返几次，最后这笔钱还是捐给这个所的图书室了。
1986年，马祖光应邀出席国际会议作特邀报告，大会发给他500美元，他当即用这笔钱给实验室买了一套“中性衰减片”带回国。还有一次他出国回来后到航天部结算，应得的200多美元补贴他坚决不要，这钱至今仍保存在那里。很多年后，院里的同志去航天部办事，一位在财务工作的同志感慨地对他说：“像你们马老师这样的人真少有啊，这些钱本来是属于他自己的，他非要上交。现在这钱还不知道入哪笔账里呢！”
马祖光的妻子说：“那年，我儿子突然决定考托福，当时我拿不出30美元的报名费，可把我愁坏了，家里没有，我为难地到处去借，人家都不相信，说老马经常出国连这点儿美元都没有？”
马祖光的生活标准出乎意料的低：有床睡，有馒头吃，有几件衣服穿就行了。说来有趣，马祖光大学毕业 15年后的1965年才买了第一块表。他妻子说：“这块表还是他和我给学生上课用来计算时间的，我们约好谁上课谁戴表。”
很多年过去了，一位老教师还记得当年的这件事：“因马老师英语非常好，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让他翻译一本英文资料。如果他自己翻译很快就能完成。但他为了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把任务分给教研室的几个年轻人，每人负责一章。其实，这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因为这些年轻人刚开始由俄文改学英文，英文底子很差。马祖光不仅要指导大家翻译，而且还要详细地校对译稿。这项工作不知要比自己翻译累多少倍。最后稿费每人一份，给马老师的一份他却坚决不要，送给资料室买资料了。”
老同志也不会忘记：有一年，他请上海的一位学者来讲学，招待费超过了马祖光规定的 30元，系里要给他核销，马祖光立即拿出60元钱说：“人是我请来的，超出的钱由我自己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马祖光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所在的党支部的三任支部书记都说：马祖光的党性和组织观念特别强，这是在他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出来的。
他曾在一份总结中写到：“共产党员在贡献上是要区别于普通人的，要处处走在前面。在利益面前，更不能伸手。”有人可能认为这只是大道理说说而已，但马祖光却是言行一致。
他把生命完全交给了专业，交给了党的事业。正因为如此，他干事业拼了命。妻子说：“老马每次出差，我的心都悬块石头，直到他平安回来才落地。跟他一起去的人常向我‘告密'：这回他又犯病了。清晨，只要看到老马坐着睡了，书散在被子上，就知道他夜里犯病了。老马是个医盲，又是个工作狂。1991年秋，他天天夜里0:00到2:00犯病，呼吸困难，一犯病就得坐起来看书减轻痛苦，他说，能喘上一口气，多幸福呵！第二天缓解了，他就照常上班。有一次他住进了哈工大医院，病情稍一缓解，就偷偷地溜了出去。校医院的夏院长说，这是心衰，随时都可能死亡！她在校园里到处找老马，硬是把他送到医大二院抢救了两个多小时。1996年，老马再次住院治心衰，住院期间，还起草了《中俄校际合作》英文文件……”
1983年马祖光被评为航天部优秀党员。从1982年至1988年，他连续被评为校优秀党员。1984年他荣立航天部一等功，1984年和1986年，两次获黑龙江省特等劳模，1986年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和五一劳动奖章，同年被评为航天部预研先进工作者，1990年获国家教委授予他的工作40年有突出贡献荣誉证书。1985年9月18日，他作为党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987年10月25日，他又作为代表出席了党的十三大代表大会。
出席十三大归来后，他在一次支部会上说：“离开了集体，一个人啥也干不出来。哈工大有一大批兢兢业业、水平很高的好同志，我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员。我们的党有千千万万的好党员，我也只是其中的一名普通党员。”
马祖光评上院士后，按院士的待遇，学院给他配了一间办公室，并要装修。他急了，说：“要是装修，我就不进这个办公室。”最后在他的坚持下，还是把这间办公室做了实验室，他和其他6个人挤在一个办公室。王骐老师说：“那时山西大学来人跟马老师谈事，都没个地方坐，当时真让我们面子上过不去，可马老师认为这没什么。马老师心衰已经很重了，上班经过一个上坡要歇好几次，院里给他配个车，他坚决不同意。”
别人把马祖光当院士，可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最普通的人。他的妻子因病瘫痪多年，一个管工会的职工告诉他：“实验室有一台轮椅，闲着没用，你推回去给孙老师用吧。”马祖光认真地摇摇头：“不用，不用，我自己去买一个。”
马祖光经常教导自己的孩子：“不要借爸爸的光，要自己去发光。”两个孩子都有沾爸爸的光为耻的思想。马祖光知名度高，不少记者来采访时，想给他们照个全家照，这总要遭到全家人的一致拒绝。孩子说；“我爸是我爸，我们是我们，我们不进镜头。”
想起这些事他妻子说：“当年，我儿子从哈工大毕业，如果老马提出家里的困难，学校肯定能把儿子留下，但他不去说，儿子就分到离家较远的船舶工程学院工作了。有一次，老马去儿子单位参加他所在学院的鉴定会，儿子直躲着爸爸，生怕别人知道他是名教授的儿子。在老马的眼里，儿女应自立自强，自己去闯世界。”
马祖光投身事业，也牵挂着患病的妻子。“ 1997年，我住进了医院，当时医生怀疑是骨癌，我和老马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没有时间总在医院陪我，又担心我心情不好和寂寞，便含着泪录了一盘自己用英文和俄文唱的歌曲，让我在病床上听。他说，听到歌，就算他陪我了……”至今，他的夫人想念马老师的时候，就听一听这盘珍贵的录音……
对于瘫痪的妻子，马祖光何尝不放在心上。他不只一次对妻子说：“我的心脏病越来越重，如果我死了，你怎么办呢？哪怕有一点儿希望，我也要努力，让你站起来。” 2003年7月14日下午，马祖光去北京为妻子找医生，行前，他对妻子说：“明天晚上，我就从北京回来，回来前给你打电话，你等消息吧。”可15日的上午，马祖光手里拿着妻子诊断的片子，倒在了北京通县医院里……
她的妻子等呵，等呵……“老马从来说话算话，怎么能不来电话呢？”她开始给他的同事打电话询问。王雨三说：“当时，我们搪塞着，支吾着，把这个噩耗告诉一个瘫痪在床，等着丈夫给她带来希望的病人，我们怎么忍心说出口呢？”
马祖光关心所有的人，包括他家附近粮店的职工和他家的保姆。有一年，他认识的一位盲医要出国，准备学一些常用的专业英语，马祖光回到家，对着录音机认认真真地给他录了一盘标准的英文磁带。
他常年在外的儿子马天纵对父爱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我孤鸿海外10余载，与父亲相聚的日子一共不超过一个月。第一次回国探亲，返美前的一天晚上，我推开他的房门，看见父亲正躬着腰，花白的头发向下垂着，正在为我修理行李上的拉链。他做得是那样全神贯注，以至于完全没发现我。这时的父亲已没有了我幼时的严厉，有的只是年迈的身体和对儿辈的关爱……在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如今父亲的背影已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不懈求索，导师风范。“做一辈子学生，有一辈子危机感。”“激光是一个新专业，稍一停就落后。不学习，不知道前沿的东西怎么搞研究?”
“做一辈子学生，有一辈子危机感。”跟马老师接触过的人，都被他极强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所感染。他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学新东西，这也是马祖光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他的同事说：马老师边办专业边钻研，一生都在学习和探索。办专业初，他对激光知识知道得少，就一心要补上这一课，那股劲头儿真是没法比。
文革时，一些教师没事干在家打家具，可马老师还一直坚持学习。他对门的邻居曾流着泪跟哈工大一位老领导说：“马祖光，他抬完沙子，挨完批斗，还不忘学习。他要能活下来，一定能为哈工大做出贡献。”
一个跟他住了 8年的邻居搬走时很感慨：“马老师家的灯总是亮到深夜，我从来都没看到过像他这样钻研的人……”
在学习上，马祖光到了痴迷的程度。还没引进的国际激光方面著名的外文书他都啃过。在实验室里，在家里，在出差的车上或船上，在住院的时候，他都可以学习、钻研。谭铭文回忆说：“我们经常一起出差，可是每到一个新地方，有闲空时别人都想出去走走看看，马老师却一个人在房间看书。他说，激光是一个新专业，稍一停就落后，必须抢时间。你不知道人家在搞什么，我们怎么做自己的研究呢。”
“孜孜不倦、潜心治学、学识渊博、学术造诣精深”，这是很多人对马老师的评价。90年代初，国防科工委决定上“惯性约束核聚变”项目，用激光打靶产生核聚变。当时国防科工委召开了一个有国内最高学术权威参加的评审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光学界顶尖人物、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王大珩，有邓一民、我国氢弹之父于敏，马祖光也在被邀请之列，权威专家们对这个重要的课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因为马祖光既懂原子能，又懂激光，他的论证意见举足轻重，他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得到了大家的重视，更赢得了权威们的尊重。
他发现激光推进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方向，就让秘书给他复印了厚厚的18本相关资料。对于很多重要公式、定理，马老师都要自己去推导，只有自己推导出来，马老师才会认可。
马老师对新生事物很敏感，他总是说：“我们要赶上时代的步伐，就要善于接受新事物。”从用上电脑，他就经常用E — mail与国外学者交流。近几年多媒体教学进入课堂，马老师觉得自己落伍了，就请秘书教他怎么做Power point，马老师就在家里一遍一遍地演练。谁曾想下一次开研讨会的时候，马老师竟带来了自己做的Power point，很“现代”地演示起来。
有一年春节过后，马老师一拖再拖地住进了医院，医生责问他：“怎么来这么晚，再晚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住院期间，马老师还不忘读书学习。他妻子说：“有时我劝他，身体不好，就多休息休息吧，谁也不能一天就做完所有的事，可老马总是笑呵呵地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呢，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熟悉马祖光的人都知道，他喜欢欣赏音乐，喜欢唱歌，但他实在没有时间去享受。为工作，为事业，他只能舍弃这些。
还不忘读书学习。他妻子说：“有时我劝他，身体不好，就多休息休息吧，谁也不能一天就做完所有的事，可老马总是笑呵呵地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呢，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鞠躬尽瘁，死得其所。“我这个蜡头不高了要尽量燃烧……”先生最后的日子，几多牵挂，工作多得惊人……
“从物理专业、核物理专业到激光专业，他一生都在办专业，尤其是他创办激光专业并为这个专业的发展奋斗了 30多年，他是累死的。”
75岁的马祖光是2003年7月15日去世的。在逝世前的几个月里，他做的事太多了！有这样一组记录让人惊叹：
3月28日，组织有关人员研究了学科发展规划。
4月15日至17日，带领大家两次讨论了本学科进入大学科学园的二期规划。
4月18日，汇报“2003年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论坛”情况，向大家介绍了国际激光物理与激光技术前沿方向。
5月7日，组织本学科进行“高等学校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讨论。
5月22日，修订光电子技术专业本科生教学计划。
5月23日，主持修订光电子技术专业博士生、硕士生招生简章。
5月25日，参加学校“凝练重大科研方向”会议。
5月27日，组织本学科讨论“凝练重大科研方向”问题。
5月30日，组织学科进行关于“激光推进技术”课题协调会。马祖光认为，激光推进是激光领域出现的新研究方向。
6月10日，组织讨论“激光推进技术”研究进展。
6月11日，参加本单位学科岗位聘任讨论。
6月13日，主持学科论证“激光推进技术”。
6月16日，参加了学院召开的由专业教师参加的关于物理电子学学科建设座谈会。
6月24日，参加博士生张新陆、陈云亮、哈斯乌力吉的开题报告会。
7月1日，主持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系教授会，讨论本科生和硕士生选题。
7月3日和4日，参加了两天的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
7月7日，参加2001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
7月11日，也就是在马祖光去世的前3天，他给和他一起创业的老教师王雨三打电话。王雨三一提起这件事就泣不成声：“马老师在电话里对我说，希望我参加这次教学计划的修订工作，在教学上辅佐一下年轻教师，把他们带上来。他说，他还亲自拟定了一份教学计划，下周一起讨论。他对专业在21世纪前30年内如何发展，均有设想。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很长时间……，他嘱咐又嘱咐，就是对学科发展放不下心，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和马老师交谈……”
于俊华老师说：“近两年，马老师经常晚上两三点钟还睡不着觉，他在考虑、规划学科今后如何发展。”
“马老师就是牵挂学科建设……他走了，对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损失太大了！太可惜了！”高惠德老师忍不住流着泪说。
青年教师掌蕴东回忆：“马老师对学科建设非常挂心，他一直在考虑专业今后的发展，这已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去世前还一再强调，一定要坚持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要可持续发展……”
在此期间，他还建议党支部书记周耕夫：“你是支部书记，党支部要关心学科规划，应参与学科建设。”周耕夫说：“马老师的党性很强，教研室和学科方面的一些大事、大的投资、学科规划、人事问题等他都跟支部商量和汇报。”
他的秘书鞠有伦说：“马老师本来已经病得很重了，我几次劝他去医院，可他总说去医院耽误时间……”
一位75岁、生命已危在旦夕的科学家，在逝世前争分夺秒地拼命了。有人劝马祖光别这样拼命了，身体要紧。马祖光回答说：“这把年纪，就像蜡烛要燃尽一样。我这个蜡头不高了，今后能做点儿事的年头不多了……”
马祖光以自己的生命，以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人格，实践着“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毛泽东曾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马祖光一辈子做了很多好事，而有些好事做了，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马祖光一生只求奉献，不求索取，不愧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愧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已90高龄的老科学家王大珩为马祖光写下了这样的题词：“高山仰止，祖国以光”。
相关链接：马祖光院士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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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光学界著名专家、国内外激光领域知名学者、中科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系首席教授、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马祖光同志，因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2003年7月15日9：40时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马祖光院士遗体告别仪式于7月25日上午10：00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号厅举行。 |
马祖光，1928年4月11日生于北京。1946年至1950年在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学习。1950年9月到哈工大工作，同时在研究生班学习。在学习期间，他被抽调到物理教研室任副主任、讲师。1952年月10月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8月至1970年，他创办了核物理专业，任主任、副教授。1970年，他创办了哈工大光电子技术专业（原激光专业）。1979年8月至1981年11月，他在Lambda Physiks公司和Hannover大学作访问教授。他回国后，任光电子教研室主任、教授，同时担任哈工大光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1994年，他创建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可调谐激光技术重点实验室），任主任。1996年，他任哈工大光电子研究所名誉所长。从1986年6月开始，他任哈工大物理电子学博士点博士生导师。
1987年，他担任国家“863”激光领域第一批领域专家、顾问。1986年至2000年担任中国光学学会理事。1988年10月他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光学工程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教委军工学科组成员、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委员。1990年，他担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员光电子专业组副组长，同年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学科评议组成员。1991年，他担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员会委员。2001年，他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1982年开始，他分别担任《光学学报》编委、《光谱学与光谱分析》常务编委、《量子电子学》编委和黑龙江省光学学会理事长。
马祖光长期从事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和非线性光学及应用研究。他在二聚物准分子、固态三原子准分子、四原子分子准分子、真空紫外波段离子准分子等体系上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同时，他致力于发展具有国防应用前景的新型可调谐激光及电子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国际上他首先实现了激光振荡10项，发现新荧光谱区17个，首先观察到非线性光学过程7种，在国际光学界有一定影响。他的“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研究，是国际上的一大热点，他寻找到了新激励途径，首先观察到荧光辐射。他领导的课题组系统地对准分子激光体系，在理论与实验上探索了产生可调谐激光的可能性，并在实验上获得一系列成功。他领导的学科组开展了一系列对国防光电子应用有重大意义的探索和研究，并承担了一批激光工程应用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一些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专利，多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马祖光发表的《紫外泵浦Na2(B 3∑g)—Na2(x 3∑u)的发射光谱》、《Na2中紫外准分子发射》等论文在国内外光学界有较大的影响。他编著了《激光实验方法》一书，编译了《原子核理论》等著作。发表主要学术论文140多篇，被SCI、EI录用71篇，编撰著作3部。
1960年，马祖光被评为哈工大红旗手，从1982年至1988年，他被连续评为校优秀共产员，曾获黑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4年和1986年他两次获黑龙江省特等劳模。1986年，他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并获“五一”劳动奖章，同年，荣立航天部一等功，被评为航天部预研先进工作者。1985年9月15日，他作为党代表出席了全国党代会。1987年10月25日，他作为代表又出席了党的十三大代表大会。
2003年7月15日，马祖光教授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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