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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与猴
在美国搜寻幼童资料的时候，一些学校的老师和博物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常常会拿给我们一些日本留学生的照片、成绩单、手迹。美国朋友以为这是中国的幼童——他们的脸庞，他们的书法，不是和中国学生的如出一辙吗？
在幼童到达美国的第一个城市春田，我们看到1866年的《春田共和报》报道：
“在孟松学校的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学生”
近来我们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孟松学校有6名来自日本的学生。他们是由日本18位王子中最强大、最文明的SATSUMA王子派遣到这个国家来的，他们的任务是以我们的语言掌握一门知识以及一门科学和应用教育的分支学科。
为了精通他们所致力的学习领域，他们预计在这个国家学习5到6年，如果需要的话，就呆更长时间。
他们中的三位是年轻人，其余的大概三十出头。他们都是SATSUMA王子军队中的成员，并都有军衔。他们分别是：ASHURA，SHIMADA，HISAMOTO，KUDO，OHARA和YOSHIDA，他们已经初步通晓我们的语言。
这些日本陌生人的到来，表明这个遥远的国都不再想与西方国家隔绝交流。他们与日本的教会学校没有联系，但是受我国政府的请求，我国的布朗牧师（REV.SAMUEL R.BROWN）以最好的方式把他们介绍到美国学校。布朗……从前负责香港的教会学校，在他回国时，带回了3名中国年轻人。他们是：黄胜，容闳，黄宽……
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应忽略的史实。和中国“留美幼童”同一时代，存在着日本的留学生甚至是日本的幼童。当我们有意识寻找的时候，我们更加吃惊。他们不仅同时存在，而且他们在“比赛”——这就是那场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的历史性竞赛。数十年后，他们将在甲午海战的战场上一决高下。
中国从来是日本的老师。中国的“留学”一词，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跟着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来到中国的“留学僧”和“留学生”。“遣隋使”曾带来措辞古怪的国书：
“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耶……”
客人自视为日出国而称堂堂中华为日落国，使隋炀帝龙颜不悦，经解释，才知道那个远方岛国上的人粗通汉文，遂宽容大度一笑了之。
在近代，日本人的命运和中国人相似。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军舰“叩”开日本大门。到1858年，日本已经和美、英、法、俄、荷五国签定通商条约，二百余年的锁国体制就此崩溃。当时日本民间流行一首狂歌记述“佩里叩关”：
四杯上喜选，终夜难入眠；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
“上喜选”是日本名茶，和“蒸汽船”同音。这是日本人第一次看到轮船。但是他们仅仅两年后，在1855年就开始学习驾驶轮船航海；仅仅7年后，1859年，就决定驾轮船横渡太平洋。
1860年2月3日，一艘仅100马力的轮船“休尔普马希尼”号驶出日本浦贺港。船上有96个穿草鞋的日本人，包括以后成为著名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这艘轮船，实际上是机器辅助的帆船，因为燃料携带有限，海中凭借风力航行，进出港才开机器。遇到风暴，强烈颠簸，如大地震，可是直到目的地，日本人一直不让搭船的几个美国航海家插手帮助——幕府批准他们搭乘，船员就十分不情愿，福泽谕吉在回忆录中写道，“若把那些美国人带回去，反而叫人以为大家是让美国人带路似的，这与日本人的名誉有关”。
1862年，一艘名为“千岁丸”的三桅帆船驶入黄浦江，日本人在锁国结束后第一次访问中国。上岸后的日本人，如饥似渴观察、学习，他们把上海视为西方在远东的“支店”和窗口，到这个近水楼台来观摩西洋文明。而西方冲击下清朝腐朽中空的真相，给他们敲响富国强兵、加速变革的警钟。
那时日本人比喻：清朝是患病的大象，而日本是活泼的猴子。他们派留学生出洋，比中国早了十年。1861年，幕府派人到荷兰学习海军。1863年，长洲藩决定派伊藤博文等偷渡出洋（当时幕府不许各藩自行派遣留学），搭乘英国船去英国。布朗牧师在带容闳等学生到美国后，又来到日本，把一批日本青年带到美国。那时“明治维新”还没有发生，学生们是美国报纸所说的“王子”也就是藩镇首领派遣的。
日本的“明治维新”，晚于中国1861年开始的“自强运动”。但是日本人学习西方的力度远大于中国。
在中国第一批幼童出洋的前一年，1871年，日本派出以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用近一年的时间，访问世界各国。他们随团带去五十多位留学生，送到欧美各国。留学生中有年少的幼童，甚至有5名女孩。出发前，明治天皇亲自接见9岁的津田梅子，慰勉有加——这在中国不可想象。
“明治维新”后，日本留学生的数量直线上升。1869年，50人；1870年，150人；到1873年，已有上千人。到这一年，中国刚向美国派遣两批幼童，共60人。在詹天佑就读的中学，就有日本女同学。
日本人不但大量派遣留学生，还把美国的教育制度整体移植到日本。巧合的是，日本驻美国公使森有礼在美国请教的人，就是帮助容闳安排中国幼童的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先生。诺索布写信给包括若干著名大学校长在内的教育专家，搜集教育制度的资料，这些资料由森有礼翻译成日文，以《文学兴国策》为名，经天皇诏准颁布，在全日本实行。
中国人则走得小心翼翼。李鸿章不敢强烈触动科举制度，派幼童留美，是绕开矛盾的“制度外安排”（与现代中国改革的“双轨制”类似）。
1875年，那位森有礼先生已经成为日本驻中国公使。他和天津拜会李鸿章，双方进行一场意味深长的谈话。
李问：“森大人多少年纪？”
森答：“整30岁。”
“森大人到过西洋？”
“自幼出外国周流，在英国学堂3年，环地球走过两周。”
“中西学问如何？”
“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
“日本西学有七分么？”
“五分尚没有……”
“日本衣冠都变了，还说没五分！”李鸿章大笑。他说，他对日本的一切成就都很佩服，惟一不理解他们将衣服改成了欧洲式样，衣冠是忆念祖先之物，后人理应世代相传……
森：“倘若祖先们还在世，他们也会做我们所做之事。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只因发现中国服比从前的穿着要好。”
李：“四百年前你们的祖先无人愿改本朝装束（指留辫），后来却毕竟改了。当然，这是强加于你们的……”
这是一次让李鸿章感到日本“其志不小”的谈话。再十年，他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谈判，这位44岁的总理留学欧洲，学识渊博，深知富国强兵之道，给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他说，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这是中国的远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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