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大军
我阅读脚本时，画面迸射闪现。问题在于，在作家的城市里，我面对的人事信息经过了再次过滤，今后的结果和作家期待的影像会有多少误差呢？
脚本已经定稿了。
图解脚本中的文字不是目的。如果我们已经明白了说什么，那么重要的是怎么说。
一个人的经历是城市经历的一部分。对城市，任何一个人都有充当代言人的可能。只是，镜头通过取舍，赋予代言人以别样的意义。当镜头从文字上移开，重新面对城市与人的时候，它其实已经背叛了文字，忠实的是文字的灵魂。
作家是本片的主述角色。作家自身的语言构成了本片的主要部分。主角的魅力对每一集片子来说至关重要。作家的口述内容来自脚本，那是生活化的语感（他离开键盘的时候）。但作为画外音，又要保持其特有的文本语言。我们让镜头尽可能地收敛，以便于观众倾听文字语言强大的力量。
在本片中，场景是人、物、行为的现在时，包括现场的复制。当我们无法捕捉到真实的人物行为时，便会再现场景。因为在纪录之前，我们已经有了脚本。童年看老街的视点来自童年的高度，记忆有时会被多角度的再记忆所替代。在脚本中，作家过去时的经历占据了较大篇幅（令拍摄者愉悦）。那些记忆清晰又朦胧，如同城市的斑斓光影摇曳在碎片般的意象中。往事或记忆让音乐和影调找到了营造的借口。
回忆或理解一座城市，可以从多种角度、载体和心情完成其叙事的过程。作家不是总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无数阶层的面孔充当着他的代言人。在本片中，会有他人介入。这些人的身份不必是真实的，他们存在的理由也许在于：我们在某些段落里需要这个角色。没有人会质疑小说或电影的人物是否真实。观众和读者从影像或文字中因为发现了自己的影子而心动。这就是作家电视。值得注意的是：要明白告之，什么地方是虚构的什么地方是传说。
除了人物能充当角色，其它的，大到历史文献小到瞬间裂痕都会成为角色。这些角色有时会充当佐证作为独立的段落。
历史事件的资料来源于旧影片、旧照片、旧报纸和许多旧东西。为丰富口述人的叙事内容，我们会用许多真实的参数：年月日、谁谁谁、洋灰水泥的标号、炸药的当量、子弹初射时的速度、植被的生长期、胶片的规格等等等等。
对一座城市而言，它既是文字的也是口传的。对本片而言，它是35－16mm、DVW、DV的，也是24X40mm或6 X 9cm底片的。那些丰富的老照片不仅构成了本片的场景，就连老照片本身也值得我们停足。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被摄者和事件，还要关注拍摄的角度、图像的评判方式和镜头所蕴含的权力意识。摄影者面对对象的人文关怀的态度以及他使用的器材本身都会被本片抓住不放。他可能是谁？是旅游者、领事还是职业摄影家或间谍？（阿尔伯.肯恩曾在中国拍摄了1766张“老照片”）他的机位在哪里？使用的器材是莱卡还是波郎特？那个年代流行什么技术？那件技术又推动了什么？这种由图片事件反送到镜头的结果又将提供出新的事件。如此，一切“空镜头”都是作为内容而存在的。
作家的脚本首先确立了某种风格。比如节奏的控制。节奏还体现在不同段落中的影像信息的密度值。观众对每个段落的兴奋点和疲劳临界都在什么地方呢？脚本中的某些段落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在这个片子里，人物的口述镜头是平视的。除此之外，镜头角度可以多样。镜头设计的成分会多一些。一条老街的色彩本来是纷乱的多时辰多季节的，但作为印象，它可能永远是某个人的专用色。在我看来，李杭育的杭州是一种湿润的冷的调子，方方的武汉温暖而炽热……。城市的时空在声画的转换中道出了它的变迁。一个清淡的湿润的即而陌生的杭州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的杭州，它仅仅是李杭育的杭州。同样，一个背面的、碎片般的、倒放的、固执角度的上海不是媒体反复灌输的上海，而曾是孙甘露“自行车上的上海”。
如有必要，可以抓拍或偷拍，但我觉得在心理上不必坚持。因为1，脚本本身注定了素材来源的多样性。2，即便是纯捕捉的素材在后期也一定会被刻意化。3，捕捉对我们而言仅是技术手段。真实或客观的影像从来都是令人怀疑的。你永远会从那些“真实”的影像中看到取景器后面的杂念。许多瞬间是来自后期机房的。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停留住一个又一个我们认为有趣的瞬间，如有必要，就将某个“瞬间”无限放大，直到它的影像颗粒粗如马赛克不再好看了为止。从脚本到成片是一再发现的过程。许多新的发现将不断地纪录到磁带上。当然，每个零件之所以组合在一起是要有其功效和理由的。
本片既不是纯粹的作家小传也不是城市指南。它是一部混血电视片（或者叫别的什么）。所以严格说来，我们干的就不是通常意义的纪录片了。无论我们怎样对未来的片种下定义，有几个事项是应该注意的：它再散漫，也有一条思想的主线，这条线是作者的，那就是他提供了什么，最终要表达什么。赢得更广的收视群是我们的目的之一，许多手段象工具一样都在车间准备好了，我们可能会动用任何一件。形式或手段到底是为内容服务的，要适可而止。
完成以上的诸多目标必将付出繁重的代价，自然也包括由于审美和偏见导致的不同的期待值。尽管如此，我们为这一份隐隐的挑战感觉所激励。一个人与一座城市开始晃动起来。
2002年 3月
我阅读脚本时，画面迸射闪现。问题在于，在作家的城市里，我面对的人事信息经过了再次过滤，今后的结果和作家期待的影像会有多少误差呢？
脚本已经定稿了。
图解脚本中的文字不是目的。如果我们已经明白了说什么，那么重要的是怎么说。
一个人的经历是城市经历的一部分。对城市，任何一个人都有充当代言人的可能。只是，镜头通过取舍，赋予代言人以别样的意义。当镜头从文字上移开，重新面对城市与人的时候，它其实已经背叛了文字，忠实的是文字的灵魂。
作家是本片的主述角色。作家自身的语言构成了本片的主要部分。主角的魅力对每一集片子来说至关重要。作家的口述内容来自脚本，那是生活化的语感（他离开键盘的时候）。但作为画外音，又要保持其特有的文本语言。我们让镜头尽可能地收敛，以便于观众倾听文字语言强大的力量。
在本片中，场景是人、物、行为的现在时，包括现场的复制。当我们无法捕捉到真实的人物行为时，便会再现场景。因为在纪录之前，我们已经有了脚本。童年看老街的视点来自童年的高度，记忆有时会被多角度的再记忆所替代。在脚本中，作家过去时的经历占据了较大篇幅（令拍摄者愉悦）。那些记忆清晰又朦胧，如同城市的斑斓光影摇曳在碎片般的意象中。往事或记忆让音乐和影调找到了营造的借口。
回忆或理解一座城市，可以从多种角度、载体和心情完成其叙事的过程。作家不是总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无数阶层的面孔充当着他的代言人。在本片中，会有他人介入。这些人的身份不必是真实的，他们存在的理由也许在于：我们在某些段落里需要这个角色。没有人会质疑小说或电影的人物是否真实。观众和读者从影像或文字中因为发现了自己的影子而心动。这就是作家电视。值得注意的是：要明白告之，什么地方是虚构的什么地方是传说。
除了人物能充当角色，其它的，大到历史文献小到瞬间裂痕都会成为角色。这些角色有时会充当佐证作为独立的段落。
历史事件的资料来源于旧影片、旧照片、旧报纸和许多旧东西。为丰富口述人的叙事内容，我们会用许多真实的参数：年月日、谁谁谁、洋灰水泥的标号、炸药的当量、子弹初射时的速度、植被的生长期、胶片的规格等等等等。
对一座城市而言，它既是文字的也是口传的。对本片而言，它是35－16mm、DVW、DV的，也是24X40mm或6 X 9cm底片的。那些丰富的老照片不仅构成了本片的场景，就连老照片本身也值得我们停足。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被摄者和事件，还要关注拍摄的角度、图像的评判方式和镜头所蕴含的权力意识。摄影者面对对象的人文关怀的态度以及他使用的器材本身都会被本片抓住不放。他可能是谁？是旅游者、领事还是职业摄影家或间谍？（阿尔伯.肯恩曾在中国拍摄了1766张“老照片”）他的机位在哪里？使用的器材是莱卡还是波郎特？那个年代流行什么技术？那件技术又推动了什么？这种由图片事件反送到镜头的结果又将提供出新的事件。如此，一切“空镜头”都是作为内容而存在的。
作家的脚本首先确立了某种风格。比如节奏的控制。节奏还体现在不同段落中的影像信息的密度值。观众对每个段落的兴奋点和疲劳临界都在什么地方呢？脚本中的某些段落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在这个片子里，人物的口述镜头是平视的。除此之外，镜头角度可以多样。镜头设计的成分会多一些。一条老街的色彩本来是纷乱的多时辰多季节的，但作为印象，它可能永远是某个人的专用色。在我看来，李杭育的杭州是一种湿润的冷的调子，方方的武汉温暖而炽热……。城市的时空在声画的转换中道出了它的变迁。一个清淡的湿润的即而陌生的杭州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的杭州，它仅仅是李杭育的杭州。同样，一个背面的、碎片般的、倒放的、固执角度的上海不是媒体反复灌输的上海，而曾是孙甘露“自行车上的上海”。
如有必要，可以抓拍或偷拍，但我觉得在心理上不必坚持。因为1，脚本本身注定了素材来源的多样性。2，即便是纯捕捉的素材在后期也一定会被刻意化。3，捕捉对我们而言仅是技术手段。真实或客观的影像从来都是令人怀疑的。你永远会从那些“真实”的影像中看到取景器后面的杂念。许多瞬间是来自后期机房的。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停留住一个又一个我们认为有趣的瞬间，如有必要，就将某个“瞬间”无限放大，直到它的影像颗粒粗如马赛克不再好看了为止。从脚本到成片是一再发现的过程。许多新的发现将不断地纪录到磁带上。当然，每个零件之所以组合在一起是要有其功效和理由的。
本片既不是纯粹的作家小传也不是城市指南。它是一部混血电视片（或者叫别的什么）。所以严格说来，我们干的就不是通常意义的纪录片了。无论我们怎样对未来的片种下定义，有几个事项是应该注意的：它再散漫，也有一条思想的主线，这条线是作者的，那就是他提供了什么，最终要表达什么。赢得更广的收视群是我们的目的之一，许多手段象工具一样都在车间准备好了，我们可能会动用任何一件。形式或手段到底是为内容服务的，要适可而止。
完成以上的诸多目标必将付出繁重的代价，自然也包括由于审美和偏见导致的不同的期待值。尽管如此，我们为这一份隐隐的挑战感觉所激励。一个人与一座城市开始晃动起来。
2002年 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