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于飞（下）——张贤亮
央视国际 (2003年01月24日 16:03)
四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0年回到久别的银川市，再次成为银川市市民。
我想，我可以说我与中国其他作家有个绝然不同点，我不仅因为文学创作而为所在的城市取得了一定的声誉，还亲身参与了城市建设。在谈这方面之前，应该谈一谈我能参与城市建设的前提。我不是本地人，18岁时才从外地来到银川。银川连是我的“第二故乡”都谈不到，至多是我的“第三故乡”。如果是在一个本土性很强、比较排外的城市，一个外地人即使再有名，也很难在已经形成固定结构的排他性地方社会圈子中发挥作用。
原来，银川，乃至于整个宁夏，都可说是一个移民形成的地区。即使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主体民族－回族，最早也是唐代至元代数百年间逐渐从阿拉伯、波斯、中亚地区被征调或迁徙而来，以半军事、半屯牧的形式安置在这里的。
这是中国著名的清真古寺，也是宁夏最早的一座清真寺－“纳家户清真寺”，追溯其历史渊源，仍是外地迁移来的纳姓回族大家族所建。
到明朝初期，大批回族人口以“归附土达”身份被安插在现在的灵武一带。而灵武过去是银川市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翻一翻明朝万历年间刻的《宁夏志》。那上面说，“今之居此土，有仕宦者、征戍者、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皆有之，是故风俗不纯，难以一而言之也。《长安志》曰：‘五方杂处，风俗不纯’，亦犹是矣。”尤其在明代，从中原及江南调发军民移居宁夏，其中以吴越也就是江浙一带人居多。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生活习俗也具有“江左遗风”。所以我认为银川市一般店铺的建筑格局来源于江南甚至闽粤一带。银川市号称“凤凰城”，也是来自一个民间传说，说是古代从东南方飞来一只凤凰，落在贺兰山上栖息并繁衍出她的后代，从此这一片荒原才有了人烟，今天的银川人都是凤凰的子孙。为什么是从东南方而不是从别的什么方向，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50年代到70年代年代，几乎没有间断地由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一批批地向宁夏以“支宁”名义迁来众多的干部、工人与农村人口。有的甚至成建制地向宁夏及银川搬迁，如现在的银川橡胶厂、西北轴承厂、吴忠仪表厂等等。今天，你随便去问问银川市市民的祖籍，从领导干部到一般老百姓，大多数不出三代都是外地迁徙来的。因而，银川市历来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这点与早期的美国与澳大利亚颇为相似。所以，改革开放后宁夏的经济虽然较为滞后，但社会人文景观并不落后于其它地区，宁夏的文学艺术事业，与兄弟省区相比还位于中上水平。并且，银川市市民们追求时尚的风气在西北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五
一个具有开放性，没有排他性的社会人文环境，是这个地方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也给我提供了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建设并且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我始终认为镇北堡西部影城是我在文化创造中的“另类作品”。请看一看这张10年前的照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可说是张“老照片”了。
其实，镇北堡西部影城早先不过是明清时代的边防戍塞。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多次提到的“土围子”指的就是这类城堡，明清两朝在西北地区建立过许多这样的兵营。辛亥革命后，这里逐渐被牧民们占据，成为贺兰山下的一处大羊圈。
在经济效益上，每来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一部影视片，时间或长或短，平均每一部要给银川市拉动100万元的内需。每年，周边老百姓来当群众演员的收入有数十万元，近10年来，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了50多部影视片，就为银川市带来了5000多万元的内需。
作为作家，我最感欣慰的倒并非我写的作品得到读者的认可，而是我能给上百人提供就业机会，有上千人靠我办的企业生活。现在，人们生活得都不容易，我能够直接帮助一些人解决现实的生活问题，是我最感欣慰的。
六
请注意，当年我劳改的地方，“西湖”，现在成了不可多得的自然旅游资源。银川将是一座“人在林中，林在湖中，湖在城中”的美丽城市。我对银川有较深厚的感情，是因为这座城市可以说是我眼看着成长起来的城市，她既古老又年轻。过去我在苦难中一一经历感情创伤的地方，今天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在银川时，我大约有一半时间住在英国电影美工师为英国电影《归途》设计的庭院中，我在正房上悬了一块匾额，题为“安心福地”。佛教哲学说“安心即福地”。哪个地方令你安心，哪个地方便是你感到幸福的地方。这20多年来跑了20多个国家，在纽约和巴黎住的时间还较长，在国内，也经常到各地出差，但离开银川的时间稍长，我就“归心似箭”。
我是银川市成长的见证，银川市也是我成长的见证。我是在银川市受伤的，但也是在银川市痊愈的。
当年，我为了节省一毛五分钱步行的那条银川市老城通往新城的道路，当然已经完全改造了。每当我自己驾车在上面行进时，我的耳边不由地会响起《凤凰于飞》的乐曲声。这盘CD也是我车中必备的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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