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北京（上）

央视国际 (2003年01月24日 16:23)

　　一

　　从1950年到1960年，我8岁到18岁，都住在北京东城钱粮胡同的一所大型四合院里。现在我还能认出那个院门，但我不想再走进去。前几年我曾贸然进去过。里面已经是蜂巢般的杂院景象，对我来说真是惨不忍睹。

　　现在我们从镜头里看到的四合院，是别的胡同里的；现在像这样的保护完好，规整美丽的四合院已经不多了。北京四合院的特色，如门口的石墩，门内的砖雕影壁，通往内院的垂花门，内院里的海棠树，以及通往附院的月洞门……等等，我都不是从书本上知悉的，那就是我童年的生活空间。

　　后来我多次在自己作品里写到四合院，在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里，有一节把四合院当作有生命的实体加以了详细描绘。

　　钱粮胡同在东四附近。东四，是东四牌楼的简称。由此可以知道西四就是西四牌楼，东单和西单就是东边单有的一个牌楼和西边单有的一个牌楼。这些地名的原始含义现在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因为牌楼全拆了。但在我少年时代，这些牌楼都还健在。东四牌楼，即其东面正对着朝阳门的十字马路，在那交汇处，每个路口都有一座牌楼。拆除它们的理由，是妨碍越来越现代化的交通。但是人的心灵似乎遵循着另外的交通方式。

　　1993年，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四牌楼》，那里面镌刻着我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的生命体验。这部小说里面有一章，我又以《蓝夜叉》为题作为独立的中篇小说发表过。为什么叫《蓝夜叉》？不少人知道金庸先生有部小说叫《天龙八部》，天龙八部指佛教里的8个护法神，其中之一就是夜叉。夜叉为什么是蓝颜色？我的知识并不是从金庸先生那里得来的。我少年时代亲眼看到过天龙八部的塑像。是在隆福寺的毗卢殿里看见的。

　　隆福寺的藻井据我看资料说，是明清以来北京市最美丽的一个，就是紫禁城的养心殿的藻井，我现在看就觉得很漂亮，都比不上它，这个藻井雕刻的之精致造型之优美，以及你仰头看以后，给你一种灵魂的召唤，因为它是宗教建筑。它就给你一种特殊的感觉，都是非凡的。特别是毗卢殿里面，它有天龙八部，其实天龙八部就是八个护法神，我童年就是曾经进去看过的，那个时候它不对外开放，它已经是一个庙会，就是有些商人，把它租用过来作为这个仓库。那时候喇嘛还在，我还记的当时的主持喇嘛叫奥金巴，是一个大胖子，夏天就是经常赤膊，两个胸口像女人一样，长的胖胖的很面善的，黑黑的那么一个。他当时还在那当主持，而且他这个喇嘛是可以结婚的，他还有一个儿子，有孙子，他有个儿子还是我的同学。他虽然租出去当仓库，堆的东西不是太多，我还能进去看。我就当时看过天龙八部，其中印象最深刻就是蓝夜叉，有一个叫夜叉，蓝色的，形象特别的狰狞，但据说他是护法的，护法有时候需要很凶的样子来吓唬那些真正的妖魔，后来我就把这些作为素材，写在我的长篇小说《四牌楼》里面了。

　　二

　　隆福寺就在东四附近。东西向的隆福寺街与同样是东西向的钱粮胡同，它们的中段就夹着这座宏大的寺庙。寺庙的正门朝南，当然是在隆福寺街上，它的后门朝北，在钱粮胡同。1951年到1953年，我在隆福寺街上的隆福寺小学上学，每天要穿过隆福寺四次。1956年到1959年我在北京65中上高中，也要每天穿过隆福寺，因为中午带饭，所以每天穿过两次。我不想过多地罗列有关隆福寺的文献资料。简单来说，这是北京明、清两代直至它湮灭前，北京城内最宏伟美妙的佛寺。

　　隆福寺拆掉以后，现在新盖起来的这个建筑，它自然也不能逃过我的眼睛，而且我跟别的评论者可能也不太一样，更愿意对它进行评论，并不是因为我怀旧，所以我才来否定这个建筑，我是觉得它这个设计是失败的，那么现在它面对这个过去叫珠市大街，现在可能叫美术馆的东街，它外面这个建筑外观实际上它是很像日本建筑，它下垂的那个吊沿，以及它的整个结构，它不能唤起人们对一种明清以来中国的古典建筑的这种亲近感，反而有一种好像东洋来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创立是失败的。

　　然而隆福寺在“文革”中被彻底拆平，荡然无存。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除了极少几处，也是在“文革”中被彻底消灭。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隆福寺街街口的牌楼，以及隆福商厦顶楼的仿古殿堂，都是近年来斥巨资修造的。把无价之宝的真古董摧毁了，又花大价钱来造假古董。这令我黯然神伤。

　　我的长篇小说《四牌楼》里充溢着惆怅的情愫。有的东西是不该让其消失的，有的东西是应该让其消失的，有的东西该不该消失，则说不清道不明。在我少年时代，隆福寺是个天天开市的常设性庙会。

　　后来隆福寺就成为了一个经常性的庙会，就不是说逢几开了，天天它都有。只是到逢几的时候又能更热闹一些了，来的人更多。那个时候我经常上学会迟到，放学会晚回家，为什么呢？因为要我穿过这个庙会，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看它是卖各种东西，在店堂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棚子，这种棚子跟现在的商品棚不太一样，它这种棚子往往是底下一个是大的石杵，然后石杵当中有一个孔，孔上插一个大木柱，木柱上头就是一个十字或者一个叉子，绷着一块大的那种当时那种布，然后底下就是一个摊位，那个摊位有简陋的，也有比较高级的，我印象最深的话就是有一个卖梳子的，买梳筚，那小的有指甲盖这么大，那咱也不知道那梳筚干什么的。大的跟那个耙子似的，跟猪八戒那大耙子似的，就是木头做的，骨头做的，牛犄角做的、铜的、镀金镀银的，甚至还有犀牛角做的名贵东西，就是卖的很贵的，那么它有一个标着它的字号的东西，就是一个镏金的猴，这个猴子抱着一个大元宝，搁在它那个柜台的最上头，叫金猴围金，所以我每次都在那张望，张望但是我也不买，所以摆摊的都认识我，认识这个小孩，老在那看也不买。但是我挺喜欢看，同时它还有很多买吃的摊位，我记的有一种叫三鲜肉火烧，可能恐怕现在叫褡裢火烧那东西，那时候我作为学生，一过那就流口水。有时候母亲给的钱，是要让我干别的，比如说要买文具的钱，那么我就忍不住就要去，买这种褡裢火烧了。

　　我的《四牌楼》，特别是其中的《蓝夜叉》部分，把我从少年时期开始形成的生命感悟努力地融铸进去，我在小说中没有为美好事物的消亡责备别的什么人，我拷问的是自己，比如隆福寺的毁灭，我固然没有具体的责任，但作为民族的一分子，北京城的定居者，难道我不应该追问自己心灵上的责任吗？

　　我上高中时，穿过隆福寺所见到的第一个剧场，就叫隆福寺小剧场，在那寺庙的后门里边，那里曾经常演出曲剧。

　　我穿过隆福寺以后，过马路，便会路过另一个剧场，那就是首都剧场。那里始终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专用剧场。那几年里，我几乎把北京人艺所演出的所有剧目都看遍了，从《雷雨》《骆驼祥子》《蔡文姬》《茶馆》那样的经典保留剧目到演过就算的剧目全不愿放过。首都剧场后来虽然经过几度维修，但基本上仍保持原样。那是一座非常出色的建筑。功能性非常好。它那预告演出即将开始的叮咚钟声格调高雅，对我是一种文明启蒙。据说那是当年东德即民主德国帮助设计的。我当年所上的六十五中校舍也是东德帮助设计的。学校里当时有威廉·皮克班，威廉·皮克是东德的第一位领导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名字了。但这算不得什么。时代在进步。进步过程中一些事物从中心移到边缘，一些事物被大多数人忘怀，是不足为怪的。但首都剧场的话剧演出据说有所复苏。它后面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小剧场演出，眼下似乎小剧场的演出要比前面大剧场演出红火，但把毕竟是小范围的红火吧。

　　拆掉的城门、城墙，拆掉的隆福寺，已经无法恢复。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维护北京这座古都的传统风貌只能悲观哀叹。在我的母校65中门外，现在修造了开放式条形公园－－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它不仅把已经消失的皇城根从人们的记忆与相关的地面上加以了复苏，而且，相当成功地把老北京与新北京的文化传承关系体现了出来。

　　类似的努力还体现在另外许多地方。比如以腾空的方式恢复了正阳门的牌楼。让后门桥这个地方真的恢复了桥下有水的古典景观。从玉渊潭到昆明湖，使那段曾经是只供慈禧太后使用的河道疏浚为可以乘游艇观览的新旅游路线，等等。

　　我也试图到六十五中去看一看，结果走到传达室就被拦住了。问我是谁，我想这个原来校长也都去世了，不在了，很多老师我也知道，就是说去世的去世退休的退休。因为1959年离现在二十一世纪有多远呢，已经是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了。不知道多少届的学生都流过去了，可是我看见里面灰墙的那个楼，我想到过去我们那个教室，想到那个楼顶上，我们当时很别致的体育馆，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在里面似的，所以我说：那我找我自己吧，他就愣了。

　　1959年是我个人生命史上的一个重要年头。老实说，那时才17岁的我，是个各方面都还很幼稚的少年，尤其是在政治上。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一年在庐山会议上发生了些什么。我所热衷的，是上大学。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才十七岁，一般人要十九岁才高中毕业呢。我十七岁看起来只是两岁的差异，但是到了高中时期我觉得这两岁的差异是很要紧的，因为一个人的成长除了生理以外，还有心理上的成长，十七岁的他就很滞后的，很不懂事。就是说到了这个青春期该领悟的事，可是他还在青春期的门槛之外呢，所以我个人的这个人生经历告诉我就是说，一个孩子过早的上学没有好处。

　　三

　　1959年我们考大学前后，北京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相继建成投入使用。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北京火车站、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馆、广播大楼。去参观那些新建筑，成为那时我和一些同学的最大快乐。

　　高考完了，等待放榜期间，我心态怡然。跟哥哥姐姐们去颐和园玩，路过西郊那白杨树护卫的宽阔马路，两旁尽是名牌大学。我会走进哪一道大门呢？但是，万没想到，最后录取我的，是北京师范专科学校。

　　考试时候自己感觉也没有考砸，那么这个谜后来被揭穿了。多少年以后，老同学聚会，有知情人告诉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你没有被你报考的一些比如说北大呀这些学校录取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当时认为你政治上出现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后来说就是这么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中午在教室里面，中午带饭吃饭，因为我家住在钱粮胡同嘛，离这个骑河楼六十五中就比较远了，所以每天穿过隆福寺来回，以后中午是在学校带一个饭在这热一下来吃，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是年轻人嘛，尤其我十七岁是吧，嘻嘻哈哈就谈笑风生，臭聊北京话叫做瞎掰活。因为我那个时候老路过人艺，老看它的戏，当时就看了《风雪夜归人》，一般年轻人看不懂我看得懂，我就眉飞色舞的讲里面的情节，这个时候据说就有一个同学就正告我就是说，你知道吗这个剧作者吴祖光是右派，我忘了我那个时候我说了什么话了，后来据说被听见了，认为是说了很不像话的话，可能类似于这种就是说什么右派不右派，这个戏就是好看，那么这样话就被一个积极份子汇报了，这样在我毕业的时候，抄评语的就把这个附上去了，而且就是说像这样的学生好像不宜录取。

　　多年以后，我与吴祖光先生相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说没想到他竟连累到了我。但我对吴先生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要不是上了师专，以中学教师身份经历了“文革”，我怎么能以我的生命体验，写出《班主任》这篇小说，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引起轰动，走进文坛，从而得以比较方便地跟像他那样的文学前辈相识相交呢？

　　现在我还要进一步说，正是由于上了师专，使我在北京的生活空间，得以从东城移到了西南城，也就是现在的宣武区。本来我对大学的想象，是一定要往西郊或北郊，经过那些杨树大道，到清华、北大或八大学院那边，那该是些和城区很不一样的崭新空间。但是，我所上的师专却就在城圈里面。坐公共汽车去，先要在菜市口下车。那是一处闹市。

　　四

　　北京有许多街道都以明、清时代的集市类别命名，如米市大街、猪市大街、花市、榄杆市、骡马市、缸瓦市、灯市口、蒜市口、珠市口等等，菜市口是其中之一，不过，清代的菜市口给人印象深刻并不是各色蔬菜，而是那地方成了行刑的地点，像因为变法维新失败的六君子，就是在那地方被砍头的，其中谭嗣同的形象尤为高大，他本来也是可以逃逸的，却故意留下来待捕，决心以热血激励国民继续革新，他那“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至今仍让我们心潮难平。多年来，路过菜市口这个地方，我常常想，像我1959年没考上好大学那样的遭际，实在太算不得什么人生挫折了。而且，有些人常爱说北京人偏于保守。其实，走在菜市口这样的地方，我就觉得北京实在是个切切实实地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城市，许多仁人志士在北京为民族的存亡、发展、兴旺献出过他们的聪明才智，甚至鲜血头颅。

　　当年谭嗣同就义的具体地点，还能指认吗？也许，就在那马路中央，许多小汽车穿梭而过的地方？

　　近两年这地方变化特别大。从东边广渠门到西边广安门，拓宽为了继北边平安大道之后的又一条与长安街平行的通衢大道。那时候去师专所在的南横街，我多半要穿过烂漫胡同。烂漫，多美的字眼啊。其实它本来叫烂面胡同。是贫苦市民聚居，以售卖廉价的烂糊糊面而著称的。

　　菜市口，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是卖菜的，这个联想一点都不错，因为过去老北京经常就用贩卖什么东西集中点来命名这个街道，像现在还保留下来的比如像灯市口显然是卖灯的，珠市口现在有两个解释，因为现在写的是珠宝的珠，说是卖珠宝的，其实根据你查书，查旧资料的话，是卖咱们吃的那个猪肉的猪，北京人爱面子，所以往往这个不好听的呀，那就把它给往好了提升，另外像这个还有叫市，栏竿市、花市，一个是卖栏杆，栏杆就是过去北京居民就是搭棚子，红白喜事要用很多竹竿，还有各种木头，所以榄杆也是很有名的那个集市。花市卖花的卖花的不要以为都是鲜花，北京过去绢花就是用绸绢做，绢花是非常有名的，它主要是那个地方作坊特别多，卖假花多，所以叫花市。这种市很多了，那么刚才说到比如说珠市口，就那是卖猪。比如像现在叫奋章大院，就是勤奋的奋，图章的章，其实原来是粪场大院，就是晒粪，因为过去那个粪，把它晒干了以后，再来当作这个肥料，还有像大革巷，要说这个它主张这一个人有高风格，而是打狗巷，分司厅按说这是一个厅局级干部住的地方，什么厅啊，就是粉丝亭，有些破亭子里面做粉丝，这种故事就很多了，包括像这个屎壳郎胡同，就是一种那个最糟糕的虫子，滚粪球的叫屎壳郎，北京叫法。它后来叫这个什么高粱，或者叫史高粱胡同。所以你现在看北京旧地名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它可能是跟北京过去那个八旗子弟好面子，掩饰他那个名声真实的那个来源有关系。

　　牛街有建筑形式上最具中国古典特色的清真市，现在还是回民聚居的地方。

　　南横街至今似乎仍是北京城内上镜最少的一处地方。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在我从那里毕业以后没几年就撤消了。它的原址现在另作它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一所四十多年前建造的伊斯兰教经学院，它很具特色。这条街的东边，还有一所著名的佛寺，也就是古老的法源寺，它现在也是中国佛学院的所在地。

　　不过总的来说，南横街一带是南城低收入者比较集中的地区。正是在1959到1961年，也就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物资匮乏，我在那里渡过了最早的青春岁月，感谢南横街，以及周边的那些平凡的胡同院落，特别是那些最普通的北京市民，如果我是在西郊的大学校园里，我接触不到他们，感受不到他们的生活脉搏，而因为欣赏《风雪夜归人》，我反倒被安置到了这块地方，这样的人群里，从而吮吸到了来自北京底层的丰厚营养。那暗算我的人，好比是宣布我有罪后，判我扔进水里受罚，哪想到我本是从隆福寺长大的一尾鱼，扔进水里，恰好令我有了遨游的可能。

　　前几年，一次部分高中同学聚会，当年知情的一位老同学问我怨恨不怨恨那暗算我的人？我真诚地说：“我现在心中只有庆幸。经历过一番风雪，我成为了北京平民群体中的一位归人。”

　　五

　　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是傍水形成的。有的是河城，城市在一条河流两岸发展。欧洲河城特别多，像伦敦、巴黎、布达佩斯、圣彼得堡等都是。中国河城原来最典型的是天津，现在上海浦东大发展，也越来越具河城特征了。有的城市干脆从水里升起，像意大利海中的威尼斯，还有中国被大小水道网起的苏州，就都可以称为水城。另外还有一种是湖城，城市里有大片或多片湖泊，瑞士日内瓦就是湖城。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北京其实也是座湖城。市区外的湖泊先不论，光市区里面，从西北往中轴线贴近，从北至南，就有积水潭、什刹海后海、什刹海前海、北海、中海、南海等一连串相通的湖泊。

　　我觉得好像命运真是给我了一个精心设计，就成心让我把北京的各个方面都熟悉到。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在东城住，然后让我到南城上了一个师范专科学校，分配工作分到西城，分到北京十三中，北京十三中这个学校很可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原来是清朝后来是涛贝勒，是个涛贝勒府，是个贝勒府，贝勒府前面的那个建址到现在都还保存完好，听说最近又把它重修出来了，那么分到十三中也很有趣，我那时候就问，我说我毕业以后到十三中去报到，我应该怎么去，人家跟我说了，说你坐十三路公共汽车，从终点站或者从起点站，你坐十三站，到十三站你下，然后你大约走十三分钟，你就看到了这个学校了，后来我一试果然就是这样子。除了就是走十三分钟，因为我年轻我走的快，不到十三分钟以外，都是十三这个数字。那么有一个说法就是西方人忌讳十三，有一定根据，想起来特别有趣十三中的前身恰恰是一个天主会学校，天主教会的学校就是辅仁中学 辅仁中学的男生部，那么它是由西方人经营过一段，按说是忌讳十三，可是后来呢我们收回国有以后呢就把它定为十三中，那么也有人就问我，说你看你在十三中呆了多少年，我一算，我一九六一年去的，一九七六年我正式调出十三中，但我一九七四年就借调十三中了，就离开十三中了，就我当教师的时间正好是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四年，十三年，真是很有趣，说十三对你来说怎么一点坏处都没有，我说对，没有坏处，通过我的经历可以起码给中国人破除这个迷信。就是十三不是一个不祥的数字，是一个好的数字。在十三中这个贝勒府改造成的校园里面，我度过了我的整个青年时代，我在那成为一个中学教师，熟悉了这个学校的生活，后来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感受这个文革，对一个我这样一个卑微的存生，这样一个中学教师这个洗刷冲击。

　　1958年我16岁还在65中上高中的时候，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评〈第四十一〉》的书评，那是我投稿第一回成功。那以后我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发表了许多小文章，也曾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处发表过文章，并且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编写过一些东西，直到“文革”爆发才惊悸地停下创作的笔来。但1974年起，看到又有新的文学书籍出版，写作的愿望又死灰复燃，我因修改一部小说稿被允许脱产写作。1975年我被借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当编辑，1976年正式调入了出版社。

　　十三中就在什刹海附近。那周边地区，又成了我新的生活空间。什刹海后海和前海相衔接处，是银锭桥。“银锭观山”是著名的“燕京十六景”之一。天气晴和时，站在这座位于城市当中的小桥上，朝西望去，可以悠然欣赏西山，那优美的天际轮廓线一览无余。古人在规划北京这座城市时，有多么睿智，其审美情趣，是多么高雅啊！可惜的是，如今“银锭观山”的望点，被某些不该盖在那里的高楼亵渎了。

　　银锭桥边，有著名的烤肉季饭庄。当年顾客是可以亲自在巨大的陶制烤锅上边烤边吃的，现在改由厨房里烤好了端出来给你。转过烟袋斜街，于是，就接近了鼓楼和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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