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北京（下）

央视国际 (2003年01月23日 16:45)

　　六

　　我在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那以后我创作热情一路高涨。

　　1980年我发表了中篇小说《如意》，后来由黄健中执导拍成了电影。《如意》里的男主角是学校的清洁工，女主角却是清朝贵族后裔，一位格格。我怎么会写到这样的人物？那是因为，13中校园本身，原来就是一座贝勒府，而它的东边，一座规模更大的府第，据《红楼梦》研究专家周汝昌先生考证，在康熙年间，很可能是后来被废掉的太子居住过的，雍正年间废弃荒芜，乾隆时期则为何珅府，清末则为恭亲王府，直到现在，前面的不少建筑仍保持旧状，

　　而后面的大花园，即恭王府花园，十几年前经修复开放，成为了北京一处著名的风景点。因为在这座府第的衰落期或荒废期里，曹雪芹可能借住过，因此，《红楼梦》里对大观园的想象，就很可能从这座花园里汲取了灵感。恭王府花园在我于13中任教时虽然部分作为机关宿舍并不对外开放，但因为作为班主任老师，有家访的任务，所以我也曾有窥其一斑的经验。而在学生家长里，不乏清代贵族的后裔，这样我就从自己的角度，探索了这样一处空间里的这样一些生命的爱恨情仇。近些年我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写下了一些论文及探佚小说，其兴趣的滋生也与什刹海畔的这一段生活体验有关。黄健中拍摄《如意》，就利用了恭王府花园的景物。

　　但是在什刹海畔生活的十几年里，我接触得更多的，是胡同里那些辈辈相传的城市平民，感受最深的，是大杂院里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1984年，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钟鼓楼》，并于1985年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钟鼓楼》里出现了许多人物，其中大部分都是常态的普通市民。

　　什刹海现在是北京越来越热门的旅游景点。湖中有游船，可以沿湖游览恭王府花园、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等人文景观。岸上还有乘三轮车的胡同游。这是北京市内难得的还保留着一些野趣的开放式风景区。也许是记忆里储存的信息太多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彻底消化尽，这些年我宁愿在别处默默咀嚼这些记忆的滋味，而很少再到什刹海边徘徊。

　　我深深地爱着什刹海。我还记得，那时的隆冬，在我宿舍里，夜半会听到一种突发的闷雷般的声音。那是冰吼。就是湖里的水上半部分全结成冰了，天气再骤冷，冰层猛地膨胀，而被坚硬的岸帮阻挡，于是发出那样的苦闷之吼。但是到了春天，冰层破裂融化，春水里浮动着婴孩嫩舌般的春冰，溶溶漾漾，什刹海又变得那样地温柔，甚至羞涩……

　　什刹海的水波，流进了我的血管。

　　七

　　这是当今北京最热闹的商业中心王府井的繁华景象。在我37岁以前，从我的居住地到这里都不算太远。但是1979年我迁往了广渠门外以南的一个新居民区，它被命名为劲松。从劲松到王府井就比较远了。但那时迁往劲松是一桩非常快乐的事。我娶妻生子9年，一直住在什刹海附近的一个杂院的一间只有10平米的东房里。分到劲松的一栋新楼里的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有卫生间和厨房，通暖气和煤气，真好比一步登天。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改革、开放的浪潮势不可挡。我和大家一样，心情舒畅，意气风发，投身到那时代的潮流之中。当然，劲松这个新地名，是从毛主席那“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句联想来的。其实这片地方原来叫架松。据书上记载，这里有株古松，它分杈后，横向生长，旁伸得很远，所以用了许多木柱来支撑它，把它架住。搬到劲松地区后，我曾去寻觅这株古松，没有找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开始建造新的居民楼。先在城内，原来北京古城内城与外城之间，拆掉了城墙的地方，建造了一大排居民楼。这些从崇文门延伸到正阳门再延伸过宣武门的板状楼房，构成了一道新的钢筋混凝土的新墙。现在人们都抱怨，这些大板楼显得多么简陋粗蠢啊！

　　那时候我记的有一些原来就是去农村插队青年，还有一些兵团的青年，他们刚刚回到城里，还背着行李卷，当时没有现在的北京西站，就是北京东站。出来以后就是乘车或者是回家，要跑过这个前三门，我看这个东西很激动，有的人就在那数，数多少层。

　　那时在城外，沿长安街方向，在木樨地建造了几栋专门用于给从“文革”劫难中解放出来的高级干部落实政策的高楼，不少文艺界老前辈住了进去。

　　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成片的新居民区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虽然那时还很少有商品房，还是福利分房，但获得那项福利的一般市民渐渐多了起来，迁往新居民楼不一定再是为了落实政策，而成为普通公民应有的享受。后来在市区里又开展了有计划有步骤的胡同杂院的危房改造工程，（胡同）受到好评的例子有菊儿胡同的工程，建筑大师吴良墉先生以“有机更新”的理念，设计了这些既有四合院民族特色，又展拓了原有居住空间的房屋院落，他的这项设计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褒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北京的商品房已经是乱花迷眼的局面。越盖越讲究，公寓式楼房里有复式、跃层，联体别墅式住宅有自己的汽车房和花园，更有单栋的豪华住宅，走到跟前，往往觉得跟西方发达国家的景象别无二致。

　　我从1997年起开始以一个市民的身份，从事起了建筑评论，我在1998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一书，到目前已经印刷了四次；我还在北京电视台录制播出了12集系列片《刘心武话建筑》。我的建筑评论，暂未涉及商品房，主要是评论北京城里那些大体量的公共建筑，特别是普通市民可以进去的属于公众共享空间的那些建筑。在《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一书里，有一部分叫《通读长安街》，我选择了长安街上的35座建筑逐一点评，它们包括国贸中心、京伦饭店、建国饭店、国际大厦、国际俱乐部、赛特中心、长富宫、海关大楼、中粮广场、恒基中心、长安大厦、国际饭店、交通部、妇联新厦、北京饭店、贵宾楼饭店、中国人民银行、百盛购物中心……等等。我的评论尽量把功能性需求与审美感受交融在一起，而凌驾在这之上的，是“建筑应以人为本位”的理念。比如我这样评论中国人民银行大楼：“取‘聚宝盆’之民族文化精髓，与西方现代派建筑在变形上的灵动手法，加以糅合、融通……它的立面弧线当中蕴含着一些中国民族折扇与屏风的意味，也糅合进一些海贝与西洋古典衬领的风韵。”不过我现在要指出，它在施工上是有缺陷的，外墙挂的石材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湿渍，使其审美效果打了折扣。

　　八

　　我在劲松住了9年。1980年我成为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1986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工作。这期间我常从劲松骑自行车进城，常常是进广渠门，经榄杆市、花市，再进崇文门，这样，继熟悉过北京的东城、宣武、西城三个城区以后，我对崇文区也熟悉起来，北京城圈里的四个区，不说是“十二栏杆拍遍”，也差不多都了然于心了。那时骑车到了榄杆市，我多半要停下来在一家小吃店里就着焦圈和辣咸菜丝喝热豆汁。豆汁这东西对于从未接触过它的外方人来说，往往不但难以下咽，连气息也不能忍受。能不能欣赏豆汁之美，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测量出一个人究竟算不算得是地道的北京人。我能欣赏豆汁，说明我已经是个地道的老北京了。

　　我觉得之所以称这些人为北京人，就不一定他是生在北京的，也不一定就说他一定去查他的户口是不是北京的，只要就是说他比较长期的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他融入了北京的这个市民的群体，他身上开始显现出这个城市居民共有的一些品格，就应该叫他北京人。当然随之就是一个问题，北京人的品格是什么品格？

　　我觉得北京人的品格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概括，我个人体会最深的可以说是有三点，就是我个人半个多世纪来的体会，一个是我觉得北京人他有一个特点，他中心意识比较强，因为长期以来这个地方是国家的首都，当中有一段不是，但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它作为首都而存在的时间是相当长的，所以北京人老有一种好像在天子脚下的感觉，有一种超出一般城市人的一种自尊感，这是北京人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点上北京不管是所谓高官、富商和胡同里面的普通居民，或者是蹬三轮的这个生活甚至是比较穷困的，他们在这点上感觉是一致的。第二，它是一个这个文化名城，它的文化名城不光是它这个文化古物多，文化的这个成果多，它的文化人也多，那么这个氛围它就渗透到这个市民的底层，所以到普通老百姓那的话，也都是挺文气的，他都有这个文化韵味，你和一个北京的的哥，开出租的司机聊天，你感觉到就是说见多识广，知道的多，这是他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北京人讲礼，拿一个年轻人来说动不动就是小生这厢有礼了，他说话特别客气，礼数比较多，对别人对方的那个礼数他比较有要求，要求比较苛刻。

　　伴随的这个就是比较好面子，比较含蓄，心里头不痛快但是这个面子上他总还是要面带微笑，所以北京人这种微笑生活的状态也是他一个城市的品格，当然这个城市的品格现在在变化当中，北京的新的一代现在成长起来了，新的一代北京的青年人又带来了北京城市的新的品格。这种新的品格我觉得最大特点就是他们是最迅疾的，甚至超前的和国际接轨，这是很可喜的，成为一个民族和外界去接触最尖端的，好像那个天线那个尖似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挺棒的，挺好的。

　　九

　　元代打下基础，到明朝明成祖再次定为首都，加以精密规划和精心营造而成型的北京城，清代基本上将其沿袭下来，经历过那以后的大约五百年的悠悠岁月，直到1949年和平解放，整个城市应该说是个活古董。中轴线如此明确，大体对称的城市布局有如棋盘，正中的紫禁城仿佛玉盘上镶满金银珠宝，景山、北海、中海、南海，一连串的皇家园林，湖清林茂，加上分布在全城各处的坛庙府第，各具特色，如诗如画，这样一座瑰丽的城市，怎不令人由衷爱恋？

　　北京城原来的颜色的基调，黄一个点，红一个点，绿一个点。你从景山往下俯看的话这种感觉会非常鲜明。当然有人说北京是灰色的，因为你真到胡同、四合院去看的话，它那个建筑基本是以青灰色为主，这个说法也不错。但是胡同四合院因为过去它在城市建设里面是掩映在这个高大的宫廷建筑和这个大量的绿树之中的，所以它突出的颜色，跳眼的颜色应该是黄 红 绿这是北京的主色，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研究过北京的市声，当时主要是研究各种吆喝的声音，因为在所有关于北京的这个明清两代以及清末民初的市井的记录里面，对市声的描写或者记录，突出的都是那个卖东西的吆喝声，还有就是用一些这个器物发出的这个击打声，比如说这个磨剪子磨刀，它用这个串在一起的铁片，呱啦呱啦响，现在偶尔还能碰到，过去还有那就是收旧衣服啊、旧东西的那个打小鼓的等等，但是这种市声在我青年时期就开始逐步的消退了，当然后来就是汽车喇叭声，其它声音就开始成为主要的市声了，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市声里面呢，成为北京基调的声音应该是钟声，虽然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那个钟鼓楼击鼓撞钟的声音，像现在有大钟寺还保留一口非常大的永乐大钟。那么逢年过节时候，有时候电视上表演，特别是像元旦、除夕之夜，那么很多人来撞钟，这个声音虽然已经是消失了，但是我觉得作为一种意识里面的声音，它应该是不断的回荡在我们的身边和心头的，它是能概括北京这个城市特点的一种声音。所以因此我都想就是说今后的北京站的这种报时钟声什么的，应该有更新的声音设计，能恢复这种古典的这种钟的这种冥响的声音，唤起人们一种悠远的感觉

　　1988年我从劲松搬到安定门外护城河边的一栋高楼里，居住条件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在我所居住的安定门周边有雍和宫、孔庙和国子监。每当夕阳映照，它们就闪烁出辉煌的虹彩。离得更近点，可以望得更充分的，则是地坛公园的一片湖波似的绿树，其中主要是古柏。但也有非常破旧的胡同和相当拥挤的杂院，在这里居住的市民，即使在隆冬季节，也还是不得不走出院门，到胡同里设备简陋的公共厕所里去方便……

　　有的人他比较多的是从这个怀旧的角度、文物的角度、从审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觉得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一点都不能拆，应该百分之百的保留下来，但是我因为长期在胡同 四合院居住过，而且我当教师的时候，我和这样一些居民就关系特别密切，我就知道北京有些胡同 四合院实际上已经是一些危房，已经完全不像你在小说里面或者史料里面所看见的那样的四合院的样子了。就像我童年四合院已经完全不复当年的面貌，它都成了大杂院，我觉得这个完全把它保留下来的话，一个是从实践上你不可能兑现，一个我觉得就是它更多的是从审美文物怀旧角度，它不是从人本位考虑问题。反正我思考问题，我写小说也好，我搞建筑评论也好，我是把人的生存放在第一位的。有一个北京市民他跟我说，你们有的学者专家高论，说一点都不能拆，得对得起古人，对得起我们的子孙万代，他说你们怎么就不想想，你们就对不起我，我现在在这儿活着的，我也不能马上死掉对不对，你对得起古人，你今儿一点都不能改动，你对的起子孙后代，今后他们会生活的很好，我现在在这儿生存，我每天得到外头去上公厕，蹲坑，我不乐意，那我觉得他这话还是很值得参考。我们还是要多多考虑现在生存的这些活着的人，这一代人他们怎么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去进行城市改造。

　　因为与地坛为邻，我常到那古柏林下漫步。有时我会站在古柏前，对它喃喃低语。现代要与传统对话，并且最好能够和谐交融。我的生命也是如此，只有问清楚了我从哪儿来的，才能更清楚我该往哪儿去，要努力让生命的来龙去脉顺畅通达。

　　2002年是我的本命年。在北京这座城市里，我已经从一个儿童变成了一位花甲老人。社会渐趋多元，五光十色，乱花迷眼，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里尽享风流，明智的生存方式，是在尽可能展拓视野的前提下，清醒地选择最适合于自己的领域，到了我这个年纪，更要舍得作减法，有所不为，才能守定自己所喜爱的作为。

　　进入新世纪，我在东郊温榆河附近的乡间，为自己辟了一处静谧的书房。

责编：何贝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