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 张宏森

　　各位老师，都把这部电视剧的所有话题都涉及到了，关于这部片子的思想艺术分析，人物分析做得很透彻，刚才从这个电视剧生化开谈到了一些环境。《记忆的证明》播出的当天晚上，我当时信心非常复杂，而且给杨阳发了一个短信，一是表示祝贺，二来，也在词不达意的表达一种复杂的心情，为什么复杂呢？可能复杂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个这么沉重，这么痛苦，这么重大的历史命题，被一个柔弱、漂亮的女性承担了，作为男性艺术工作者，觉得不像话。为什么我们没有去挑起这样的重担，而把这样一副重担落到一个柔弱的女性的肩膀上。我实际上说，它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心态，大家都在回避，大家都在躲让，大家唯恐涉及这样的东西。这是复杂之一。

　　复杂之二，从杨阳拍摄这部电视剧就不断听到各种消息，也非常关注。我也可以说，目睹了这部电视剧从拍摄诞生的这种艰辛创作到出笼的艰难历程。这样一个我们今天看起来的非常完美，非常重大，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话题，在出笼的过程中，我们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一种非常不应该有的犹豫，非常不应该有的这样一种迷乱，这种迷乱和犹豫确实是影响了这个片子的尽快的诞生，也影响了创作人员的心态，也影响了和杨阳心灵上沟通比较相互的同样的艺术工作者的心情，都影响了。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那天晚上我心情比较复杂，当时记忆的证明虽然在播出，播出第一集我们发了一个信息，实际上我们也预感到在当前这样一个特别热闹，特别喧嚣的这样一个影视的炒作氛围当中，这部戏有点悄然登场，它没有大规模的宣传，也没有包装和炒作。我很怕这部电视剧在各种包装和炒作面前就流失了。它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我就和杨阳互相勉励，我们团结起来，我们还要坚持我们自己的方向，我记得那天晚上有过这样的一个简短的对话，后来因为个人在忙乱，一直没有坐下来交谈。

　　我在家里看第一集第二集，我带着孩子看，我的孩子12岁，没有想到她看完第一集第二集，每天坚持看，一直看完了。我最后几集没看。我昨天向女儿请教，后面几集怎么样。这样一部片子，不是不能影响观众。我们这个民族是缺东西，我们的影视传播也缺东西，它给我们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尖锐，也非常发人深思，比如说，我非常喜欢摩罗一本书叫《耻辱者手记》。我倒不是喜欢里边的文章，而是喜欢这个名字。就是对耻辱这两个字我们很少提及，很少把耻辱作为一个生命的主题或者是一个社会应该拥有的主题里边对待，我们往往把它健忘了。我刚才准备说用耻辱拯救健旺。我前两天一直在读《档案》那本书，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哪怕是百年历史上的一些耻辱的记忆，确实我们丢失了，当我们号召我们的作品要承担社会责任，要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把它转入了一种对什么什么的简单的歌颂，什么什么的简单的抒情，对什么什么的简单的响亮的回答。

　　我们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精神丢失了，真正意义上这种耻辱的概念我们忘记了，所以说我们的电影也好，我们的电视剧，每一个人都缺少羞耻之心。所以说我觉得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需要我们艺术工作者需要认真整理和思考的事情。我们往往在谈，忧患意识，忧患意识这些词，很多词在我们的社会上都变成一种泛泛之谈，你连羞耻之心都没有了，你还忧患什么。所以说《记忆的证明》，证明了什么？我想他必须证明，在我们这个社会，有识之士的心目当中，耻辱这个重要的概念仍然存在。并且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方式发出我们的声音，引起这个时代的警觉和这个民族的警觉。

　　另外我还谈一个观点，杨阳在这个片子里做了两个尝试。现在非常表象的东西，在艺术上，现在电影、电视剧我们一再强调它是光影的艺术。杨阳在这部片子当中，非常不合潮流的大胆的使用光笔，乃至于在我们家里的电视屏幕上用光碟放可能好一些，在我们收视的屏幕上出现了甚至觉得不亮，不漂亮。我觉得对于这个题材来说，这种不明亮，不漂亮是一种叛逆。但是非常奇怪，我们从电视剧发端，大家都是在以电影的形式做电视，那时候大家对于光影的这种精益求精的追求是非常严格和认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所有的电视剧要求一个字，亮。这个亮一个是明亮，二是漂亮。对于所有的光影追求更谈不上那种大光笔和那种大反差的光笔，不敢用这种低调光，全是用高调光，甚至最近流行一种模式，一部电视剧要想获得高的收视率，必须要再上一遍色，形成这样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在技术上是一种倒退和落后。虽然它利用了现代科技赋予我们的一种手段，但是我觉得它是在进行一种大幅度的倒退，是对影视艺术的一种不太负责任的商业化的追求，是媚俗形象的一种东西。

　　杨阳今天大家都在亮的时候，它不亮，我觉得这本身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她太大胆了，她用这种东西，有可能会造成一种口实，我们的思维观念是落后的，有可能带来这样的一种指责。其实我就觉得，对于杨阳来说，关于电视剧的各种艺术活儿她是门通的。

　　我还非常欣赏杨阳大胆选中了段龙那个演员，来自于中方和来自于日方的这两个演员，我觉得杨阳非常大胆，两个人都有一点文质彬彬的，都有一点偏政治那种形象。于是变成了两个民族的那种真正的心理较量和心理对抗。他没有在中方或者在日方选择一个普遍具有外在造型感很强的东西。这两个演员的东西也代表了杨阳的经过了慎重思考的一种选择。一个是演员的选择，足以证明一个非常成熟的导演，他在面对这个题材时候，他在艺术的各个方面是做了慎重的考虑了。后来听大家说杨阳像苦役一样训练演员。

　　最后我想延伸一个话题，我最近一直在考虑现实主义这个词，在影视创作当中，现实主义这个词目前在影视当中，好像也在慢慢变成一种不合时宜的，不时尚的或者是已经死亡的概念。在一个商业时代迅猛到来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想找一个新词，我找不着，我经常翻张艺谋老师的这些书，这里充满了很多新的概念。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关于动词有一个概念叫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现在我觉得，我们电视剧当中或者电影当中，大量的电影和电视剧是不及物的，而杨阳这个电影是及物的。这是昨天晚上我在思考的时候想的一个概念。为什么不及物呢？包括我们看到大量的古装戏，相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我们真正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层面和心灵层面有什么作用？我觉得几乎没有作用。很少有作用的东西。包括我们大量所谓现实题材的电视剧现在到了什么，从《粉红女郎》这一批类型之后，包括一直到没有非常目的，没有追求的仿韩剧。

　　我觉得我们可以掌握它的一些技术，大量的婆婆、小舅子开始不及物了，对现代化建设中的最根本的问题，人们精神里内在的储存都毫无关联。整个都是在制造一种非常虚幻的，或者是看起来都是放在现实背景上，也在山洞的乡村里发生的故事。但是我觉得都是不及物。这个问题回过来还是一个现实主义态度的问题。但是现在用这个概念，我觉得不能用这个概念，现在大量的电影和电视剧是不及物的。杨阳这个作品，我觉得，它是一个及物的作品，并且是的触动了历史上一块非常板结的存在。

　　为什么说它是一块冻土呢？我在山东拍《花冈起义》的时候，我们曾经拍过流连人，它是这里面的一个延伸或者是分支。山东的电视工作者曾经有一个情结，一定要把华工在日本的遭遇拍一部电视剧，后来到2001年左右，我们还是不敢动。就怕没有收视率，我们曾经在一家企业的赞助下，六次下日本，拍一个《未来之颂》，在中央台11点播出了，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这是一块冻土。现在这个夙愿杨阳完成了，应该对她表示祝贺，我是对这个电视剧说两句担忧的话，它并没有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慷慨陈词一样，走进了我们普通观众的眼睛和心灵之中，为什么没有走进去呢？就是我们当前中国电影和电视界的这种创作的大环境，我觉得是迷雾重重，把观众的眼睛和心灵都遮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