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曾庆瑞

　　我们在课堂上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我刚才讲的《娱乐无极限》，据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要是真的娱乐无极限，一定是“娱乐至死”。“娱乐至死”这个说法，最早是一个人看到英国一个人，叫做奥德斯，他在1932年写了一本科幻小说，叫《美丽新世界》，那里提出一个观点，概括为“娱乐至死”这四个字是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2003年刚去世，是美国大众传媒大学的一个教授。这个人很有权威，他的权威在于生活在美国那样一个环境里猛烈的抨击媚俗。赫胥黎在1932年担心我们的文化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当心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后来美国人就讲，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人民退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物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博斯曼这个说法，事态强烈的控制，一切公众化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时候，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的时候，而且也毫无怨言，甚至于无声无息，其结果我们就成了一种“娱乐至死”的物种。我是觉得《记忆的证明》的出现，而且当今我们这样一个文化艺术的生态环境里，那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一个作品。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娱乐至死这种地步，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游移在娱乐和娱乐至死之间了，这个不能不引起重视。游移在娱乐和娱乐至死中间，我把它概括为文化艺术出现恶性娱乐化的环境。这种恶性娱乐化的环境，也就是说，在金钱的支配下，那种有消费主义，颓废主义的市场伤害着我们的电视剧，伤害着我们的文化，也伤害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以在这样一个生态环境里，我来看《记忆的证明》，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媒体，都走在媚俗的路上，都沉浸在恶性娱乐化的这样一个泥海里不能自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看《记忆的证明》，我觉得，我很感动，而且我为我们母校出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导演而感到自豪。

　　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悲剧。我们这个时代当然需要正剧，也当然需要喜剧，但是同样还需要悲剧。我就觉得如果没有悲剧的一种电视剧艺术的话，一定是残缺不全的，何况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也确确实实需要有悲剧的意识。更何况，当下中国的电视剧，正在遭受一种恶性的娱乐化思潮的致命性伤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需要《记忆的证明》这样的悲剧。我记得胡适先生曾经说过一个意思，他说团结迷信，团员快乐的文学读完之后，至多不过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点，绝不能叫人有一种深沉的感动，绝不能引起彻底的觉悟，绝不能使人起一种根本上的思量和反省。这对我们有一种间接的作用。它可以让我们在悲剧的美感中来净化心灵，身怀一种感人的悲剧的激情。面对历史和现实，而不失一种忧患意识。我们先看这个戏的悲剧的冲突，《记忆的证明》，它所张扬的是中国的军民，面对外敌入侵和民族压迫而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的精神。剧中的现在时，那就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艰难追忆、求证这个过程而表现了当代中日两国人民对历史的一种沉痛的反思。

　　看完这个电视剧，我们的观众都能感受到，像周尚文，夏明远等等所有在山洞里不堪屈辱而被折磨至死而惨遭杀害的，以及活着的萧汉生，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民族的英雄。正是这样一些在尖锐的悲剧冲突中塑造的悲剧形象，升华了我们感人的悲剧激情，给了我们一种强烈的悲剧的敏感，创造了宝贵的悲剧的价值。我觉得，这部剧他们设计的悲剧冲突，这种冲突绝对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性的祸害和深重的民族性灾难的这种冲突。

　　二战末期，一千多名中国战俘和劳工被抓到日本本土的仓津岛，为日本军国主义修建一个叫0053的军事设施，在这里面，我们的同胞不仅备受日本鬼子的侮辱、欺凌和残酷镇压，而且还知道了，当秘密工事完工之后，全体工人都要被日本鬼子秘密杀害。这个时候，国民党战俘的团长周尚文，八路军的战俘连长萧汉生，还有普通劳工的那个中心的人物，要下决心带领自己的同胞杀出一条生路，回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祖国。

　　然而面对茫茫的大海，面对吃人的恶魔，他们遥望祖国的亲人，前仆后继，想要杀出一条回家的血路，是何等的艰难。最后除了萧汉生一个人生还之外，其他的所有的劳工全部遇难。我把它叫做二战末期日本仓津岛上的血案。这样的悲剧冲突，让人看了以后，心潮难以平复。除了在这样一个悲剧冲突上，种种的悲剧，也都具有这样的历史性和民族性，我看了以后，也让人难以心潮平静。

　　我在媒体上曾经看到杨阳曾经这么讲，每当看到那些满面沧桑的老劳工，讲述着自己悲惨的过去和一生的不幸，她的心中就要痛得滴出血了。就是这样对历史，对民族，对人的生命的一种感悟，杨阳创作导演这部戏的那样一种激情的来源，促使了杨阳在剧中充分揭示并且大力的激化这样的悲剧冲突。让这种悲剧冲突的人物和故事，给了我们今天的关注和极大的心灵的震颤，警醒我们忘记了历史，就忘记着背叛，虽然这样的惊醒不是意味着今天还要用民族的仇恨代替一种理性的应有的民族的和解。但是当年那个葬送了我们宝贵的劳工的生命，带给我们空前的巨大灾难的民族，还有那么多的人不愿意承认发动侵华战争罪行的时候，想起这个仓津岛上的苦难同胞，想起八年抗战中，我们老百姓伤亡1800万，军人伤亡180多万，还有财产的损失1800亿美元。

　　面临这样一种伤亡，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能忘记那段历史，除非有一天，天皇也双膝跪下，我们可以不再重提这段历史，我们对这个不必否认。当然这种悲剧冲突延伸到剧中现在的时候，杨阳把剧本冲突设计中要求证自己所写的回忆录的真实性，甚至萧义在日本姑娘小百合的帮助下，踏上寻找历史的证明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障碍。一直到最后，老年冈田和老年宫崎，一起在自杀前证明了萧汉生的记忆，这其实也充满了悲剧的意味。

　　这个悲剧意味着其实也是非常震撼着人的心灵。我觉得在这里面，一切的反省都是寄厚望与人们的良知的觉醒，寄厚望人们希望和平，刚好这些人人性扭曲，直到今天，还不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现在时也充满着悲剧的意味。在这样震撼人心的力量，首先是有全剧所塑造的鲜明的悲剧形象所给予我们的。这一点刚才李主任也讲了，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部戏写人物，特别在于它成功的发掘了各种各样人物的那种人性深度的复杂性，至少，周尚文，萧汉生，刘家正还有冈田，宫崎美惠子，这些人物是尽其可能的展现出来。而这一点，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把人性的深度的复杂性展现出来，恰恰是我们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水平高低，成就多少，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比如周尚文，周尚文，我觉得，不是今天因为杨阳是我们的校友在这儿瞎胡吹，我觉得周尚文已经是我们中国电视剧历史上人物画廊里当之无愧的一个。

　　应该说，这部戏涉及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周尚文担当劳工的领袖的这就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按照剧本的设计，周尚文这个人物的角色使命，除了担当全体劳工的领袖，凝聚全体劳工的心灵和意志，还要连接日军的头目冈田，牵动着冈田的人性的展示。再一个是在一种矛盾中，烘托萧汉生的这样一个革命英雄主义的本色。周尚文就是坚守着一个信念，拼死拼活，也要把跟着自己一起落难的兄弟们一个不落的带回去。为了这一点，身为大队长，和冈田的斗争中，他对冈田承诺，帮助冈田尽快完成基地的建设，冈田就成了工程一完工，就要放全体工作人员回家，周尚文相信冈田，所以，把才来告诫自己的同胞，不要逃跑，不要破坏设备来反抗，甚至于他反对萧汉生秘密组织策划暴动，不要跟日本人作对，而他自己忍辱负重的面对一切，这里面包括兄弟的羞辱，同胞的误解，还有老部下的不信任，还有病痛的折磨，意志的煎熬，全都要忍受。等到知道日军要秘密杀害全体劳工的时候，他不仅身先士卒，还将重任托福给萧汉生，粉碎了冈田妄取从他身上获取情报破坏唐山组织的这样一个阴谋。这样的一个设计是非常独到的。加上导演给这个演员做这样的一个艺术造型。使得这个人物散发出壮士的风骨和人格的魅力，大力张扬了人格的精神。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性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看看周尚文人生价值的毁灭，就正是悲剧艺术给予我们的巨大的思想震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人性深度的复杂，我还特别提到宫崎美惠子。他改善日军条件，救治中国劳工，都是为了冈田，当然也许还有她作为医生的那种看待病人的人道主义，当她觉察了最后要秘密杀害全体劳工的阴谋的时候，她站起来反对，她帮助冈田去寻找策划地下劳工的秘密，为了逃出去的行踪，就是她向冈田告的密，对于周尚文，宫崎美惠子认为因为他的人格而心动于他了，但是为了她的国家，为了她的未婚先孕的那个孩子的父亲冈田，她拿着麻醉药去获取情报，可以说，就因为她的告密，直接导致了仓津岛的血汗的发生。劳工的惨死，她的悲剧在于在那样一个特别的战争年代，本来一个很单纯的少女，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人性的极度的扭曲，扭曲的后果一直带到她临死之前。这种人性的扭曲在冈田和宫崎其实是相生相克的一种人物的造型。

　　就《记忆的证明》所塑造的人物的形象，像周尚文，包括小神仙，所有在山洞里不堪屈辱而被折磨至死而惨遭杀害的，包括活着回乡的，他们的悲惨和壮烈，都能够引起我们那种十分复杂的感情的涌动，能够按照每个规律来升华每一个观众感人的悲剧的激情。悲剧是一种最高的艺术，它的效果的巨大是别的艺术所无法比拟的，这种巨大的悲剧效果，就是它的强烈的艺术的感染力，而这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毫无疑问是一种悲剧的特殊的美感。这种特殊的美感，我们把它叫做悲剧的激情，而黑格尔讲过，激情是人们通过艺术对生活真谛理解而达到的一种高度的兴奋。一种强烈的感情的活动，当然，在黑格尔所泛泛讲的各种艺术的激情里，是悲剧的激情最为强烈，而这种悲剧的激情无疑是在于悲剧艺术即通过苦难和毁灭来展现事物的价值，它除了给人以痛感之外，它还会给人以美感。这种悲剧的美感是产生于悲剧的同感，两者的相互的作用中间被激发，被增强，一直到增强了一种悲剧的激情。其实是非常复合的一种情感。

　　你看萧汉生的戏，这个人物，看了这个设计，看了这个表演，一生的这种粗犷豪气，简直可以说是英姿勃发的那么一种现象。他为了掩护同胞，为了惩罚他所爱的那个姑娘的那个刽子手，他拼死搏杀，那种阵势可以称得上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甚至于包括掩护那个陷入尴尬中的女扮男装洗澡的一个小姑娘的戏。要不是杨阳拍的戏，这一块肯定是邪门歪道。我们历史剧玩洗澡玩多少了，从《唐明皇》开始，包括《三国》，刚才讲的美学境界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悲剧的问题。包括周尚文刚才下棋，还有刘家正慷慨赴难都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些戏你不要指望别人，它绝对是排斥平静而追求激化的，趋向激烈，事实上只有在激烈之中，悲剧之间的冲突，才能够表现为灾难的制造，才表现为真善美被假恶丑暂时压倒，才能在强化痛苦的时候强化美感，并且强化和升华那种悲剧的激情。就像戏里面那个人，各个走向悲剧人生的归宿，而使中国劳工的灵魂得到提升一样，创作者镜头下面那种灾难被制造下来，它是有方向性的，它所指向的劳工的价值，灾难能够让你痛彻肺腑，又能够让你获得审美的愉悦。

　　亚里士多德早就讲了，悲剧是一种特别的艺术，悲剧描写人的痛苦，使人伤心落泪，黑格尔讲悲剧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它不能够随随便便，没有再现人的苦难和毁灭，不应当让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仅仅作为厄运而出现的不幸事件来博取我们同情或者是怜悯，像《记忆的证明》这部戏绝不能满足于单纯的展示，它的目的和本质是要用否定的方式来使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得到肯定和再生。从这样看，记忆的证明所创造的审美价值在于它表现中国劳工的苦难是为了突出和肯定真善美的价值。这些劳工在剧中，我们的儿女，生命的死亡是毁灭，但是为了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和作为中国人的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展开的斗争和残酷镇压，他们回家的理想、希望和为之英勇奋斗的精神被扼杀以及毁灭。这都是激发人们悲剧痛感。然而在他们还没有被毁灭之前，电视剧的创作要竭尽全力表现他们悲剧人物的价值。在知道他们的德行的高尚，而又再也不会生还之后，就不会不痛惜，不痛苦了，他们是毁灭了，他们所体现的真善美的价值却被放大了，实现了出来。他用这样一些中国劳工的毁灭而造成的困难而揭露和批判侵略的战争罪行。有的人是一种平民的英雄，你们是有意用现在时阻断过去时的叙事，我觉得，有时候，现在时插进来，插的不是时候。人为的中断了过去时那种不能中断的情绪的延续和积淀。也就是中断了本来不该中断的艺术的审美。有时候你不巧插进来的现代时的叙事里面，还有萧义和小百合的谈情说爱的表现，让人觉得你整个戏叙事的风格不统一。这一点我提出来供各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