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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问题是，上述劣质节目在“观众爱看”的幌子下，在“娱乐化霸权”的电视观念导向下，却受到电视决策层的鼓励和支持，纷纷被推上并占据了各频道的“黄金时段”，成为许多电视台的“全情奉献”节目。与此相映照，一些高品位的综艺节目，像中央电视台的《外国文艺》、《旋转舞台》、《人与自然》、《世界文化广场》这类高雅艺术和优质文化节目，或被安排在午夜播出，或被挤出一套的黄金时段，人为的导致收视下降，这是否应该引起管理层的重视呢？
造就具有高素质、高品位文化主体的大众，或者说，培养高素质、高品位的电视受众，本是一个精神生产和消费的漫长过程，正所谓“百年树人”。其中，电视因其普及化、大众化的特质，在这方面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一方面我们承认国民素质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我们的大众媒体却“全情奉献”给观众过量的娱乐游戏节目和各种低质节目。这既是对电视事业、也是对大众、更是对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不负责任。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举世文明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中央电视台斥巨资转播已十年有余，时至今日，这台在西方观众如云、视为盛事的音乐会，在我们国家的收视率却下降到接近于零的程度。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电视在向大众提供优质文化产品、造就高品位电视观众的努力上是失败的？至少说，是软弱的。
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知识便在价值形态上分出级别：其最底部是日常生活所需的知识，最高点则是真理知识。就电视传播的大众文化而言，同样也存在着如何定义其通俗与高雅的问题，但这种定义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受众的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而变化的。我们不能指望受众对他们不懂的东西感兴趣，在西方之所以有众多的交响乐、芭蕾舞观众，是因为人家听得懂、看得懂，那些目前还被我们称之为高雅的艺术形式，在人家那里，其实可以看作是大众艺术，大众文化。所以，这类节目才有着如此高的收视率。
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逐步提高大众文化的定义水准呢？
电视和受众即可以相互促进也可以相互促退，如果我们承认电视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具有更为主动的地位，如果我们承认电视有义务也有能力去提升受众的文化品位，使之对高品位节目更具鉴赏力和接受力的话，难道我们面对泛滥全国的低质娱乐综艺节目不该有所警醒和制止吗？难道一个只知猜谜抢答、疯玩瞎闹、对高雅艺术和优质文化毫无知觉的人群，才是我们今天电视的理想和愿望吗？
十一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共识，作为电视人，自己本身就要具备高雅的文化定位和艺术品位，具备独特的人格素养和文化理想；如果让功利意识成为我们这代电视人的驱动力，单纯的求奇、求异、寻丑、寻刺激，并使其渐渐成为一种时尚，那必将导致整个电视文化、电视艺术的劣质化，同时导致电视观众的低俗、低质。
电视文化的价值判断取决于双向体认，取决于传受双方视角的投合，在这个大前提下，电视人的创作实践不应该放弃价值理想的引导，不应忘记肩负的重构审美文化主体的历史使命。电视综艺节目的主创人员在确定其节目的文化品位时，应该有意识的把握和引导观众的审美取向，在价值理想与历史现实的结合点上多做文章，精益求精的办好综艺节目，以满足观众认知、审美、娱乐的全面需求。
通过电视文化设计未来的大众文化价值取向，或重建道德、重建人文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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