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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电影改编的领域内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一些已经有过改编历史、为观众熟知的电影开始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银幕之上。尽管如此，这种忠实性改编方法仍然为许多当今的导演、编剧们看重，在很多被再三搬上银幕的影片中不断沿用。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恐怕就要算《悲惨世界》了。电影人们似乎对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情有独钟，自1909年起，这部宏篇巨著再三被搬上银幕，1998年，美国索尼娱乐公司推出了由丹麦的比利·奥古斯特执导、由拉法埃尔·伊格莱西亚编剧的第17部《悲惨世界》。这部最新版本的《悲惨世界》仍然和它的前辈们一样，没有在内容上有过多的改动，只是在刻画人性的技巧和侧重点上和以往的电影有一些不同。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曾经在1940年由美国的米高梅公司搬上银幕，进入90年代，英国的BBC公司再次推出了由同名小说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虽然当年由风流倜傥的劳伦斯·奥利弗扮演的达西先生如今换上了一幅深沉温柔的面孔，但是他和梅里顿镇上贝内特一家小姐演绎出的故事依然象当年一样让人动情、令人回味。
当然，在小说改编的过程之中，电影人们有意无意地要在影片之中渗入自己的思想意识，即使遵循了原著的主要内容和风格，他在处理某些情节和人物关系时仍然会通过人为的安排和侧重表现出有异于原著者的观点。由李安执导的《理智与情感》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部荣获1996年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影片虽然讲述了18世纪女作家同样的故事，但是由于他对结局的处理，使观众得出的是和简·奥斯汀不一样的结论：奥斯汀认为青年女性最大的不幸是因为没钱嫁不出去，最大的幸福是找到如意郎君而又保住自己的尊严，因而她肯定姐姐埃莉诺的方式，反对妹妹玛丽安的方式。但是当代观众有可能更偏爱情感因素，因此李安在影片的处理中便通过一系列的安排表明随着情节的不断发展，二人的性格在逐渐地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严谨理智的埃莉诺最终以感情的方式结束故事，而感情用事的玛丽安则以理智的方式结束故事。这样，导演便非常巧妙地借用18世纪的大家之笔在银幕上讲述了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在一部古典名著打上了新鲜的烙印，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变形。这也许正是近年来老片新拍现象的一个重要理由吧。
3、创造性改编
这种改编比较具有随意性，电影的编导者可以任意发挥，从文学原著中摘取一些情节、一些人物或者一种观念、一种情景、一个人物，然后为之加上自己的构想，或者是不受约束地展开。谈到这种改编，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日本的著名导演黑泽明了。这位大牌导演善于将世界各国的名著改变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民族色调，让其他国家的故事在日本的土地上重新演绎。他曾经把陀思妥耶夫的长篇小说《白夜》中的故事移到了一个日本的城市，把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变成了日本中世纪的一段传奇——《蛛网宫堡》，用《乱》替代了莎翁笔下的《李尔王》。这种创造性的改编方法不仅会在空间上作文章，时间也是电影人们发挥想象的一个方面，比如法国导演雷诺阿就把左拉的《人面兽心》延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1981年由哈罗德·品特根据约翰·福尔勒同名小说改编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则为一百多年前的故事主线增添了一条80年代的故事副线，从而使观众在感受萨拉和查尔斯两个人由于门第观念造成的近代爱情悲剧的同时，从当代的安娜和迈克发生的婚外恋情中体会由导演赋予的某种理念。这部影片的改编也可以说是界于忠实性改编和创造性改编之间。
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老片新拍热潮的兴起，许多电影人开始在一些已经几番上镜的文学名著上做文章。查理·狄更斯的著名小说《远大前程》在经过了1934年、1946年、1974年的三度改编之后，1998年也被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夸雷隆改头换面之后在银幕上重新投胎了。在这部由米奇·格莱泽改编的新版《远大前程》中，故事从英国的一个小镇转到了佛罗里达的海滨，又从近两百年前的伦敦移到了现代的纽约。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变，狄更斯在19世纪编撰的贫苦孤儿与富家女孩恋爱的故事也被赋予了现时的意义。此外，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加拿大故事片《巴黎圣母院》也是一个例子，这部由约翰·法萨诺编剧、由彼特·梅达克执导的新版老片不仅对当年文学巨擘维克多·雨果为笔下人物的性格做了一些新的处理，还为片中那对苦难的恋人——卡西莫多和艾斯米拉达安排了一个美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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