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西方人在生理条件，身体素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他们的音质特点不同，西方人音带较厚，较宽，声音普遍深厚、低沉。而东方人声带较窄、较薄，声音高而细。我们在观看原版影片时常发现原文对白随意性大，演员发音含糊，略带沙哑、未经雕琢修饰。而配音之后的中文对白声音圆润、洪亮、字正腔圆。音色与音质都近乎完美。一位著名配音导演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东西方审美意识和传统的不同而造成的，她认为，西方影视艺术一方面直接继承了西方传统美学的核心模仿论，以及古典戏剧的叙事技巧，一方面又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从而形成一套与中国传统艺术观念完全不同的技术美学观，而中国自古以来讲究艺术的“中和”之美，——如：“中国的戏曲等传统艺术中的女主角，无论是青衣、花旦，发音都要字正腔圆，嗓音都要明亮动听，带有中和式的唯美倾向。”
我国从事配音工作的演员大部分都经过专业训练，许多人都具备深厚的舞台语言功底。长期的艺术实践使他们形成了自己固定的风格和模式。他们从事配音时，头脑中首先意识到的是自己在工作、在进行“艺术创作”而不是在“生活”，因而配音对白中总带有难以抹去的舞台味道，影视剧中的角色千差万别，各有各的性格与声音特征。而配音演员队伍毕竟有限，因而针对不同的声音可选择的范围很小，每个演员都要应付几十上百个不同类型的角色。哪怕他演技再高超，驾驭语言的能力再强，也难以从语言上将这么多角色一一区分开。即使找到一个配音演员在音色、音质上与原片中的角色相符，由于制作时间、场地、录音条件等客观因素制约及配音演员对原片人物的理解，把握程度上的差距，配音后也难以完全再现出原片的声音效果。另外，有些影片的艺术特色是配音演员所无法再现的。例如《索菲的选择》中的索菲说话带有波兰口音，《月色撩人》中的切尔和尼古拉斯·凯奇说话带有意大利口音，《辛德勒的名单》中辛德勒说话带有德国口音等，这些艺术处理手段都是为了增加剧中人物的真实性和感染力，而我国观众是无法感受到影片导演这种独具匠心的安排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所具有深刻意义。中文无法再现上述任何一种口音，也不存在任何变通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想再现原片艺术特色的煞费苦心的努力势必陷入“不伦不类”的艺术陷阱之中。
多年前在我国上映的一部音乐歌舞片《窈窕淑女》是对配音影片的一次严重挑战。该片讲述了一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最终获得美满爱情的故事。街头卖花女伊莉莎原本生活在社会底层，满口伦敦土音，举止粗俗，遇到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后命运开始发生转变。教授帮她纠正发音，传授礼仪，使她脱胎换骨成为谈吐高雅，魅力四射的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影片中伊莉莎口音的变化是情节发展的主要标志，如何用中文来表达她的口音的变化令译制人员绞尽了脑汁，最后，配音演员用北京土话代表她的低层生活，用标准的普通话代表她进入了上流社会这种艺术尝试本身无可厚非，但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眼看着高鼻深目的西洋人满口北京方言总让人觉得别扭，不了解译制片的人会进一步以为外国人也会讲北京土话。这种艺术错觉不能不说是对译制片的一种损害。由此可见，要想从配音效果上完全再现电影原声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一味地追求模仿效果只能显示出译配人员想象力的单调与乏味，最终落得“邯郸学步”，贻笑大方。其实，观众对于原声的感受一般说来是淡漠的，因为那毕竟是一种陌生的语言，他们更关心自己所能理解的语言是以怎样一种形态被表现和塑造出来，他们将得到怎样的听觉上的艺术享受。越追求对原声的模仿，反而越脱离观众的审美情趣，因此，译制片的生命力在于它在视听艺术上的探索创新。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译制片应摒弃还原与模仿的空想，在声音的塑造上不断创新和突破，才能使译制片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艺术的还原与创新问题并非为译制片所独有，在其它的艺术领域中也广泛存在，一些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有独到之处，可以为译制片工作者带来一些启迪和借鉴。将世界文学名著改编摄制成电影，往往面临着尊重原著风格与如何艺术创新的难题，这历来被认为是一座难以轻易攀登的高峰。而将莎士比亚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则更是这座高峰之巅的一颗明珠，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电影艺术造诣是不敢妄为的。英国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劳伦斯·奥立弗对此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在将莎士比亚最重要的悲剧《哈姆雷特》搬上银幕的过程中，根据电影艺术规律，从观众的欣赏需要出发，对莎翁原剧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删去了许多不适合用电影表现的戏剧场景，简化了若干情节，将原剧的许多舞台语言改编成当代观众易于接受的电影语言。但奥立弗完整地保留了莎翁戏剧的精髓，他的人物对白仍然保持着莎翁戏剧的诗化风格，影片不使用色彩加以修饰，全片的基色调始终是灰色和黑色，营造出一种阴郁，沉重的气氛。镜头运用上尽量减少人物面部的特写，避免由于不停的切换造成台词韵味的中断，场景拍摄多使用长镜头，使观众的视线始终追随着人物的移动，从而增加影片的舞台效果，达到了莎翁戏剧与当代电影在风格上的和谐统一。
劳伦斯·奥立弗没有简单地把莎翁戏剧由舞台搬上银幕，而是运用娴熟的电影语言技巧加以诠释，使古典戏剧焕发出新活力，这对译制片的创作极具启示作用，在我国，广受观众欢迎的优秀的译制片无不是配音演员精心进行语言艺术再创作的成果。许多精彩片断已经可以脱离原片而独立存在，提供观众百听不厌的艺术享受。译配人员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赋予外国影视作品以符合国人审美情趣与习惯的声音，才能使译制片保持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
环球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