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邓州八里岗仰韶晚期聚落遗址：
刻符陶片，龙山文化：
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鸟形神器：
彩陶豆，大汶口文化：
泥塑人像，红山文化：
玉龙，红山文化：
玉琮，良渚文化：
跨湖桥遗址出土石锛柄：
骨锥，仰韶文化：
近30年来，我国考古学者采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放射性碳素断代考核，在对上万个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框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
新石器时代的研究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1977—1978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和大地湾遗址。此后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类似的遗存，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彼此又有一定的联系，并且与仰韶文化有因袭发展关系。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驱，使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环日益衔接起来，对探讨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工艺的起源有重要帮助。
继对仰韶文化及其同时代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和深入研究之后，考古学家又找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古代遗存，确认了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明确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于距今1万年以前。由于发现了距今1万年前农作物的遗址，从而确认中国是世界重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此外，还发现了后李—北辛文化、彭头山—城背溪文化、兴隆洼文化以及距今6000年左右及其以后的河姆渡、崧泽、大溪、屈家岭、石家河、薛家岗等文化，基本廓清了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西安半坡、华县元君庙与临潼姜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等聚落遗址和墓地的发现，使中国考古学界对史前聚落形态、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更为深入，对史前经济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2001年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获得重要考古发现，9000年前生活在淮河流域的贾湖人已创造出相当发达的稻作文化，水稻人工驯化程度明显高于同期的长江流域的遗址。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良渚文化的祭坛和大量的玉礼器的发现，引起了海内外考古学家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关注。
在长江流域和其它地区也曾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遗构和稻作遗存尤为引人注目，表明这些地方和黄河流域一样，从很早的古代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开发。在瞿塘峡以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而且年代上早、中、晚都有，使得中华文明的起源，更加呈现多样化的色彩。在青海民和喇家齐家文化遗址，新发现保存颇为完整的窑洞式结构房址和分布格局以及烤制食物的壁炉，提出聚落形态的新认识。2001年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盛煮过草药的小陶釜，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认识到自然物材的药用价值，证实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是中华民族药文化的渊源。这个遗址，呈现了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它的发现，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有着同样的重大意义。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又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丰富多彩的中华远古文化。
青铜铸造业的出现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展。现有早期铜器标本的科学鉴定表明，中国至迟在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比过去只知道殷墟铜器提早了好几百年。为探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已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灿烂的殷墟文化之间的缺环连接起来。
自1989年以来，对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进行了10余次发掘，出土红烧土排房、墓葬、器皿及陶器等文物1万余件。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被称为“中国原始第一村”。一只5000多年前的陶制鸟形“神器”在这里出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原始社会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最为完整的图腾，被考古界称为“惊天的发现”。
西藏卡若遗址出土的半地穴房屋、彩陶以及小米、家猪骨骼等，和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惊人相似，表明卡若文化源出黄河文化，卡若人从黄河走来。卡若文化的先民们，和中华大地的所有先民一样，胼手胝足，创造着古代文明。
2000年6月在山西襄汾县陶寺村首次发现了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使中华民族国家起源的历史提前了近千年。古城遗址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完全体现出史学界公认的国家起源的三大标志———文字、金属器和城市。其后，在湖南宁远县九嶷山发现舜帝陵庙遗址，为“五帝”时代史断代研究提供新的考古依据。接着，在陕西黄帝陵桥山附近又惊现一块大陨石，对破解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去世之谜和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准确起始时间有重要意义。这些考古发现，将使三皇五帝的历史被证实为信史。
华夏文明，生生不息，其起源与发展有着独特的方式和途径。华夏文明因何长盛不衰？怎样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如何开启世界古代文明？从这些考古成果中可以寻找答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极其浩繁而又激动人心的考古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已被列入“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陶世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