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出土的夏代铜（上“口口”中“冖”下“斗”）：
山西灵石县出土的商代铜鼎：
山西石楼县出土的商代饕餮纹爵：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凸目铜面具，商代：
江西新干县出土的乳钉纹虎耳铜方鼎，商代：
河南淅川县出土的王子午铜鼎，春秋时期：
山东临淄出土的春秋时期车马坑：
西周时期主要诸候国晋国的宗庙礼器：岛尊
河南新郑市清理出的1号坑为春秋时代中晚期的车马坑：
山西曲沃县出土的西周铜卣：
夏商周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阶段：华夏文明的各源流开始汇聚，中国最早的王朝诞生并定鼎中原，中国文明和华夏传统的若干基本特征渐趋成熟，中国古代文明由兴起到繁盛……中国古文献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却过于简略。自太史公作《史记》始，一代代中国学者为考据其史实、断定其年代而殚精竭虑，试图澄清历史与史前、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迷雾，廓清华夏文明的起源。
新中国成立后，古史学家徐旭根据文献记载，认定夏人活动区域在豫西、晋南，于1959年率队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二里头等遗址，为探索夏文化迈出重要一步。此后，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及与其文化内涵相似的遗址进行了多年发掘，发掘出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确定了“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的命名。
寻找早商文化，成为商代考古的重点。50年来，在郑州等地已发掘不少早商遗址，确立了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商文化。1976年妇好墓的发掘，丰富了对商文化的认识。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商周遗址、深圳屋背岭商代遗址等遗存的发掘，丰富了对西南和南方商代各国文化的认识，揭示了商王朝和长江流域的文化关系。
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其中有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对全面认识夏文化至为重要。殷商时代的考古研究，由此上溯到商代早期，同时扩大了对商人活动范围的认识。对郑州商代遗址和安阳殷墟都进行了详细的文化分期，又分别发掘宫殿基址、铸铜等手工业作坊、贵族和平民墓地。小屯附近还出土4000多片刻辞甲骨。对整个商殷时期的文化发展及铜器、甲骨、玉器等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陕西东龙山夏商遗址是夏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遗址内涵丰富、文化堆积时间长。自1997年以来，大规模的发掘已进行3次，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对夏商周断代具有重大意义。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通过丰镐地区的发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其后，在周原遗址先后发掘了西周早期和中期的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并且出土一批周初的甲骨文，又曾多次发现铜器窖藏。其他重要发掘还有：洛阳东郊西周王室铸铜遗址，北京琉璃河燕国早期贵族墓地。各地成批出土的西周铜器，不少具有王世明确的长篇铭文，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为中国历史上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现已明确，中国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冶铁技术，并且是生铁铸件和块炼铁锻件同时出现。战国时期钢铁生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以块炼铁为原料的渗碳钢制品。
建国以后，对集中代表夏商周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列国都城，几乎都作过勘察，对其布局情况已有所了解。各地发掘的几千座东周墓葬，是研究当时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和礼制变化情况的宝贵资料，其中，春秋中期的淅川下寺楚墓和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所出失蜡法青铜铸件，曾侯乙墓保存完好的整架编钟、编磬和其他乐器，江陵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锦绣衣物，突出反映出这个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52年来，发现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历史任何时期。发现铜器铭文和竹简、盟书的大量文字资料，既对文献记载有着重要的补充，又使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
西周考古的重点是对周人的早期都邑周原岐邑和文王、武王迁都后的丰镐进行发掘。另外，对西周分封的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都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国晋侯墓地的发掘也获得重大收获。各地出土的众多带铭文铜器，为研究武王克商、营建成周、封邦建国，以及西周社会经济、军事组织、礼仪制度等重大历史问题提供了许多难得的第一手文字资料。东周时期重要考古发掘成果也很多，其中对于一些高等级的王侯贵族墓葬的发掘，例如蔡侯墓、曾侯墓、中山王墓，所获大量文物是深入研究先秦史的宝贵资料。
从夏初到西周末长达1200多年。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此前的西周、商、夏的纪年，只能根据现存古代文献推测出大概。近年来，随着科学的进步，特别是考古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大量新材料的面世，终于为重新认识夏商周文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九五”期间国家组织“夏商周断代工程”，聚集专家联合攻关。夏商周时代的历史文化遗址的发现及大规模发掘，为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及其文明发展提供了清楚的脉络，为中国属世界文明古国的论点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依据。通过对传世和出土的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对其中的天文、历法记录进行计算推定了一些事件的年代；通过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分期研究，并做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加速器质谱仪的碳14测年，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对商代后期盘庾以下各王和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了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代前期和夏代提出了基本年代框架，特别是对武王克商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夏商分界年代和夏代始年的估定具有重要创新意义，提出了迄今最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作为“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已顺利通过国家验收，为深入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三星堆遗址距今约5000年至3000年，是四川境内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也是四川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被评为我国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出360平方米的古城、12平方公里的居住区、一批古墓和大批珍贵文物。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各类铜造型，有高2.6米的威仪凛然的青铜面具，“通天彻地”的青铜神树，流光溢彩的金杖、满饰图案的边璋等，都是前所未见的稀世珍宝。此后，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等4大古遗址。这些发掘证实，早在我国夏代以前，在成都平原就逐渐形成了我国原始社会分布密集、规模庞大的古城群，并建成了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和高大的城墙，形成了巨大的中心聚落，孕育着文明的因素。大量的考古证明，夏、商、周时期，古蜀族在成都平原创建的文明，比起中原毫不逊色，成为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陶世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