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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综艺》在开播初期，主要节目是游走世界各地，博览百家，纵览全球，让中国观众能够地处神州，放眼世界，开阔视野。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开放程度较低、中国民众接触外界机会较少的情况下，确实是展现在中国观众面前的一个开放的窗口，是中国观众认识世界的一个渠道。但是，随着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人的旅游团队批量地走出国门，就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当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世界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已经全面深入地认识了自己呢？答案并不是那么地确定。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我们看到了《正大综艺》的重大转型，它由放眼世界，发展到回望中国，这种回望成就了中国西部系列节目。这个重大转型，它回应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主流心态，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重新认识我们自身——中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正大综艺》把聚焦的镜头从国外拉回到国内，从新世纪开播的西部系列，行程数十万公里，从喜马拉雅到黄土高原，从三江源头到大漠戈壁，转场西部十二个省市，制作了以“中国西部”为主题的十二期节目，展示大开发中的西部瑰丽多彩的长轴画卷。这确实是一个有力度、大投入的电视行为，是中国电视工作者面对火热的中国现实做出的一次值得激赏的回馈。
但是，好的出发点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获得理想的结果，在当前电视频道众多、节目纷杂的竞争态势中，如何保证西部系列节目能够获得可观的收视效果，从而达到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这时，就需要研究《正大综艺》西部系列节目的创新之处。
二
电视传播有自己独特的规律，这种特殊性在与其他媒介形式的比较中特征就更为明显。“电影依赖于观众持续而集中的‘凝视’(gaze)和银幕上电影故事情节连贯而不间断的展开，电视却与此不同，它只要求观众‘扫视’(glance)。观看电影的氛围造成催眠式的幻想，而看电视的氛围却截然相反，因为人们通常都开着灯看电视，可以来回走动，同时做好几件事情，偶尔瞥上一眼，与人谈话聊天，甚至关上电视。”造成观众注意力漂移的原因不仅仅来自观众自身，电视节目发送者迫于经济效益，无意中也为强化这一处境推波助澜，我们常常会看到，在某一特定电视节目的进行过程中，不时有广告的插入，也会有电视台的自我宣传、包括下一节时间的其他电视节目预告，这样，电视叙事不时被迫中断，这就要求电视观众不断地调整自己，剔除这些叙事进程的人物，并由自己整合这些断裂的叙事。但这确实对观众提出了过高要求，同时也把观众过份的理想化，观众有自己的心态，电视节目的发送者如此随意地处置叙事，也不能要求他们十分专注地观看节目。况且随着频道的增加、资讯的丰富，已形成了“频道冲浪”、“频道放牧’；等等收视景观，这使观众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电视台负责向受众倾泻信息，而接受权，完全掌握在观众手中。他可以看，也可以不看；可以看这个，不看那个；即使在看，又可以认同电视给予的信息，或者根据自己的处境，读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所以，“电视观众是心不在焉的观众，他们五花八门且断断续续的注意力对更复杂、更散乱的认同方式提出了要求。”
由此，在电视研究中，对观众的重视被提到了空前的位置。英国的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1973年写成了《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一文，开启了电视研究的新纪元。《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的创造性在于它把电视文本意义的定制从生产过程转移到消费阶段，该文认为，电视文本意义的传播不是简单的“传递”，而是被生产出来的。意义首先取决于电视制码者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编码，这时不能忽略的考量因素是电视制码者对世界、对社会的看法以及他对电视语言语法的理解与掌握；制码者虽然是电视作品的生产者，但这仍然不能决定该电视作品的意义，如果电视语言艰涩，观众不爱看或者看不懂，观众就“无法获得‘意义’，那么观众就没有‘消费’，‘意义’就没有进入流通领域，而最终是电视‘产品’没有被‘使用’。霍尔进一步认为，电视“传播不仅仅是一个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直线行为。信息的发出不能保证它的到达，在传播的过程中，从信息的原始创作即制码，到被解读和理解即解码，每一过程都有其自身的决定因素与存在条件”。在这种理论前提下，观众对电视意义的生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所谓电视作品的意义是观众面对电视文本结合自身的生存处境与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在观赏过程中产生的，而并非制码者所能强加的，这样，霍尔就把法兰克福学派描述的大众文化压力下的消极观众，阐释成为积极的电视意义定制者，因为电视作品的意义不是制码者“决定”的、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意识形态的被传送不等于被接受。因为制码者、传送者本人的解释，并不等于接受者自己的解释。阅读文本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社会谈判的过程，在这种谈判式的解码过程中，观众可以完全接受制码者、传送者的观点，也可以部分接受、部分质疑，当然，观众完全也有可能结合自身的经验，面对制码者、传送者提供的电视信息，读解出和制码者、传送者所要传达的意义完全相反的观点，这就是霍尔命名的严对立阐释”。
霍尔提出的理论模式，改变丁美国传媒研究一直视观众为被动接受的传统模式，也一扫法兰克福学派对消极观众的过分担忧，使电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电视研究者开始把观众作为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行研究，电视制码者也因此尽可能地对观众表示最大程度的尊重，电视意义的产生更多地取决于观众，那么在节目在进行中，最大可能地激励观众的参与就成为众多综艺节目策划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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