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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不是诗
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他的著作《电影的本性》中谈到电影中的对话时说：“有声电影在潜力方面不同于无声电影的地方，在于它以对话来补充了可见的运动的不足，所以对话最好不是诗。”克拉考尔的这句话使编译者意识到，作为中文版本的译制片中的对话也不应是诗，而应是通俗易懂的话。在“视觉化”的电影和电视剧中对话是对动作的必不可少的补充，也是表达人物感情状态的主要手段，如果它是诗，也不应是晦涩难懂的诗,当然这里讲的“诗”，不只是纯粹意义上的诗。在此笔者想重提在另一篇文章中举的一个例子：美国电视剧《少年卓别林》中有这样一段场景和对话：卓别林少年时家境贫寒，他家原住在楼顶的房间，后因交不起房租，只好搬到地下室住，早上卓别林醒来后，只能看见窗外的地面和行人的脚，这时他对妈妈说了一句话：“From bird’s eye to worm’s eye。”按字面直译，中文意思是：鸟的眼睛变成了虫子的眼睛。剧本的译者将此句译为：“鸟瞻变成虫观。”这样译，虽然意思是对的，但让人感觉既生硬又不口语化，观众难以听懂，这种咬文嚼字的话并不符合剧中人物的身份和时代背景，也不能表达卓别林的凄凉的心境。我们根据剧情和人物特定的处境将此句改译为：“天上的鸟变成井底蛙了。”虽然这样译也不特别理想，但基本上贴切地描述了剧中人每况愈下的生活处境和人物的内心情绪，广大电视观众也容易听懂。
对话要使人物性格化
世界电影界许多电影人都认为电影应通过语言、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1)，我台引进播出的众多优秀影视剧中的精彩对话都证实了这一点，它们刻画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剧中人，这些性格化的对话要求编译者在充分理解原片剧情和人物特点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原文的含义，将原文对话转化为符合剧中人物性格特点的中文对话。今年中央电视台新引进的法国电视剧《基督山伯爵》中，基督山伯爵对他的仆人贝尔图乔说了一段话，将这个人物的性格变化充分展现出来：“你以为我愿意成为基督山伯爵？他是一个可怕、冷酷无情的人，可是我并不愿成为这个人，我只想做爱德蒙·唐泰斯，我对生活别无它求。但他们阻止我这样。维尔福、莫尔塞夫、唐格拉尔，就连那个恶鬼卡德鲁斯也早就知道一切，却只字不露。他们想置我这个年轻无辜的水手于死地。就这样，他们制造出了找他们算账的复仇者，这是他们的报应。”这段对话刻画出一个在死牢被无辜囚禁十八年之久逃出监狱后决心向仇人报复的人物形象——基督山伯爵；冤狱的煎熬已使原来天真善良的年轻水手爱德蒙·唐泰斯变成一个冷酷无情、心中充满仇恨的复仇者。
许多电影剧作者都认为对话不应当是现实的呆板再现。对话应该是体现人物风格和口语化的语言，在实际生活中，人的对话会充满各种停顿、无意义的东拉西扯、重复和废话，而影视剧中的对话则比较简明、集中、精练，能轻而易举地为观众所吸收，因为观众在观看影片和电视剧时，要集中视觉能力去看懂画面中的人物和动作及场面，同时又要集中听觉能力去听懂人物对话。因此影视剧对话应简明易懂，它的语句既不同于文字书写体的语言也不等于纯粹生活的语言。影视剧的对话还应该是感情化的语言。《基督山伯爵》一剧中梅尔塞苔丝得知儿子阿尔贝要与基督山决斗后，跑去求基督山在决斗时不要打死阿尔贝时，有这样一段对话：梅尔塞苔丝：“爱德蒙·唐泰斯，不，不要抚摸我，不要碰我，我知道你恨我，而我明天才会开始恨你，可你有二十年的仇恨，你想杀死我儿子来报复我。”基督山：“我报复你？不，不，是报复其他人，而不是你！对于你我只想知道我们发生的事，只想知道我为什么又孤单一人。”这段既鲜明又含蓄的对话配合画面极生动地表现出两个主人公爱与恨的感情交织。作为编译者要特别注意影视剧对话的特点，运用准确适当的词语将原文转化为中文。也就是说在编译过程中应保持原片对话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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