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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一人生活，形影相吊，终于结识了几位朋友，比如步兵团少尉保罗-欧仁·米利耶——梵·高给他讲绘画课。
在阿尔结识的另一位朋友是比利时人欧仁·博克（右图）。这位比利时人是画家也是诗人，当时住在封维埃伊。“我很想给一位画家朋友画肖像，他胸怀远大的理想，工作起来就象杜鹃啼血，因为这是他的天性。画中人将有一头金发。我很想把我对他的看重和对他的爱都融入画中。因此我将这样来画他——开始我就尽可能忠实地描绘，但是也不能就这样结束，到最后我要按自己的喜好着色，着力加强头发的金色，赋予它桔黄、铬黄和浅淡的柠檬色的色调。在头的背后，我并没有画这间狭小的房子里的普通墙壁，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画出了最为鲜艳的，单一的蓝色背景。通过这种简单的配合，金黄色的头发被这种鲜蓝色的背景照亮了，从而达到了神秘的效果，就象一颗星星闪烁在深邃的天空。”
完成画作
10月中旬，梵·高画自己的卧室。他把这件事告诉给了泰奥，并给泰奥寄去了一幅草图。他也给高更寄去了一幅素描，“室内空无一物，象修拉一样以简朴的笔法描绘空荡的内室，这使我非常开心。”
从寄给泰奥的第一幅草图到最后的油画，梵·高做了多处修改。在右边的墙壁上出现了两个新的画框：大概是日本版画吧。再往上就是他当时的朋友的两幅肖像：欧仁·博克和步兵团的米利耶。
梵·高装饰了为弟弟泰奥或高更所准备的卧室。“楼上的房间最漂亮，尽可以住人了。我要千方百计地使这个房间具有真正的艺术气息，就象贵妇的小客厅一样。”
10月23日，高更终于来到了梵·高的身边。两位画家很融洽地住到了一起，共同作画。高更完成了黄色屋子的整治工作。吉努夫人做了梵·高的模特，也做了高更的模特。高更把她画到了她的咖啡屋里——梵·高已经画过了这座夜晚的咖啡屋。
梵·高在这一季节里还完成了一对组画：“一幅画是木质草垫的黄色椅子，靠墙摆在红色地砖上。另一幅是高更的扶手椅，红绿相间，呈现出夜晚的效果。墙壁和地板也是红绿相间。椅子上摆放着两本小说和一根蜡烛。帘布用色厚重。”
12月，高更画了一幅自画像和一幅梵·高的肖像，肖像上的梵·高正在画向日葵（左图）。
高更与梵·高同为原后印象派，有大致相同的艺术主张。本来，梵·高邀高更来阿尔，是想进一步合作创立新的画风，但是由于他们偏执的性格，就像“两架放电的电瓶”，很快就陷入激烈争吵之中。“高更和我谈到了一些画家，如德拉克洛瓦和伦勃朗等。我们谈了很多，争吵异常激烈。有时争议过后，头昏脑胀，就象一节放完电的电池……”12月23日晚上，梵·高和高更又有一次激烈的争吵。
这天夜里，梵·高病情发作，用剃须刀割下了自己的耳朵，并且将耳朵送给了一名妓女。回到家里他就失去了知觉。第二天，他住进了阿尔的医院。梵·高于1月7日出院，又开始作画。但是2月初，病情再度发作，他又住进了医院。邻居们将一份请愿书递交到了警察局，警察就查封了这座黄色的房子。
“雷伊先生说，我饭量不足，也没有规律，身体全靠咖啡和白酒维持着。这一切我全接受。但是为了达到我在今年夏天已经达到的那种强烈的黄色色调，我也的确需要喝一点提神。”
4月中旬前后，梵·高又回到黄房子里，把自己所有的油画都包装好，以便寄给他的弟弟。这些画中就有《卧室》。“这是最好的画当中的一幅。我想，看着这幅画，你就会更清楚地看到我那已经失去的画室是什么样子。在我生病期间，这幅习作和另外的几幅习作由于湿气的原因，已经受到损坏。”
5月8日，梵·高离开了阿尔，来到了普罗旺斯地区圣雷米镇的圣保罗·德·莫索尔收容所。他在这里住了一年，继续作画。
梵·高很想对《卧室》这幅画做一些修改，于是他就让弟弟把这幅画还给他，画了今天陈列在阿姆斯特丹的那幅复制品（右图）。这是出于他弟弟的建议，与其对原画进行修改还不如将原作再画一遍。因此1889年9月，梵·高按照相同的尺寸，即72厘米×90厘米，将这幅画又临摹了一遍——挂在右面墙壁上的画不再是博克和米利耶了；第一幅画好像是一幅自画像，在已知的梵·高的画中没有一幅能够与之相对应；第二幅画像是一幅身份无从辨认的金黄色头发女人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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